“资深粉丝”对于心仪作家，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渴望尽可能多地看到他/她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如果在阅读时偶遇一些不愿看到的篇章，又希望它们千万别流传于世，以免损害偶像的形象。

       人总会受限于特定的时代，且人的思想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因此，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的所写所述都能不加选择、毫无保留地示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过，几十年间，每篇文章都可读，每则日记都无愧，这样的人太少了。绝大部分人，经不起“全集”的折腾。他自己的编书生涯中，就经历过这样的纠结。他与钱理群教授在编《王瑶全集》时，曾对“检讨要不要入集”这一问题产生分歧。在19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活动中，老教授们被迫写了无数检讨，王瑶先生也未能幸免。钱先生的意见是，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必须保留这些检讨。而陈先生不主张将其编入文集，因为“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如果由王先生做主，他决不会将这些屈辱的记忆收入自家文集”，他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交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不过最终，仍是钱老的意见占了上风。

       其实，很多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是否出版那些有争议的文章，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可算是一典型公案。《小团圆》面世以来，顶了极大的压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张爱玲在写给她的遗产赠与者宋淇夫妇的信中注明：“《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因此，这本书的出版被众多“张迷”认为是对张爱玲遗嘱的背叛。大家凭常识就能判断，作者肯定不愿意公开出版这本过于“坦率”、且涉及到太多贴身人事的小说。

       然而，无论是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郎；还是张爱玲研究专家以及一些作家，都认为出版这本书才是对作者更大的尊重。原因之一，文人的“自我否认”、“自我怀疑”是常态，卡夫卡不是也要求销毁自己所有手稿吗？幸亏他的朋友没有照办。更何况，张在有些信件中又有些迟疑，并不是确定要销毁。原因之二，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正是为“张迷”着想，这本书才应该尽快公之于世。目前很多张爱玲传记，都取材自胡兰成《今生今世》中涉及她的部分。然而张爱玲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比其他几名女子多——胡写的是“群芳谱”，而不是她一个人的传奇。因此，如果《小团圆》面世,现今与张爱玲相关的研究与作品都将有所改观。用书评人黎戈的话说，“《小团圆》活脱脱是打了《今生今世》一记耳光”。

       我也更认同出版而不是尘封。一来，我们无法用普通人的心理去揣度艺术家的心理，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将心比心”并无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他们。文人们大都经历过一些动荡与凄凉，但是他们并非不乐意接受这些新鲜的素材来源。就像张爱玲在战乱流离之中到乡下去找胡兰成，彼时胡已与另外的女人同居。而张在日记中还细腻描摹了沿路场景（这些描写，后来成功地应用在了她的小说中，让读者惊呼“从没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她也能写得这么传神”）、农村老太太与算命先生的家常话、胡与新欢之间的默契、那女人的外貌与气质……当积累素材与写作都已成为她生命的意义所在时，你会觉得，欣赏、理解那些由痛苦而转化来的美，而不是同情乃至隐藏那些痛苦，才是对作家最大的尊重。

       另一方面，一件作品被创作出来后，终究会与母体断掉联系，而逐渐与社会发生关系，每一刻都不同于前一刻的它，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已经历无数次死亡与新生。到后来，它不仅不受作者控制，甚至还能反过来控制作者。这里有一种类似命运的东西。我想起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传》中有这样一条考证：“据周作人日记，1937年5月24日晨，1940年10月6日周作人都梦见乾荣子”，谁会想到自己的日记会享受这样的待遇，连“几月几日梦到谁”都被人掘地三尺地考证？这些文字成为史料，被后人挑拣、掂量、揉搓，然后如女娲造人一般，又造出一个新的“原作者”形象。

（发表于9月28日《科技日报》副刊 ，有修改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3-09/28/content_226416.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