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与患者能否建立相得关系，还取决于医家的其他一些因素。《内经》肯定了患者在祛病康复中的主导地位，医家能否充分认识这一点，是能否有意识地去建立相得关系，从而着眼于患者本身，从总体上帮助和指导患者祛除疾病，恢复健康之前提。

        其次，患者的精神心理活动比常人更为错综，他们有着自尊心、有着各自的喜恶好嫌，对疾病可能有担忧恐惧，对各种治疗方法可能有顾虑疑惑，加上病变的影响，使之每易出现异常情感活动。对此若不注意，常可在不知不觉中拂其意愿，以致不悦。《类经》曰：“人情有好恶之偏，词色有嫌疑之避，犯之者取憎，取憎则不相合”。因此，善于与患者建立和保持相得关系的，必定是注重其精神情感的医家。当然，这不是说医家必须而且只能顺从患者意愿，李士材曾指出：病人之情有时和病情是相矛盾的，两者之间病情必不可迁就。而对人情，当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悉心开导解释，同样能使之疑释情悦的。

        通常，人际交往合作是以“信”为基础的，故“信”对医患间的交往合作十分重要。扁鹊立“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素问》则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之训，尤在经也把“失于不信”列为病家七不可治之，这些都是对患者而言的。但“信”必涉及双方，对医家来说，重要的就是应该在治疗中取得患者的信任，才能通力合作。“信则神”并非毫无心理学依据的，这一现象在医患接触过程中有时常起着积极作用。再者，即使是名医，治疗错综之病也难免会有偏差。如缪氏治庄某那样，如此时已在“信”的基础上双方建立了相得关系，这些偏差就不至于影响两者的继续合作。不然则可能出现合作破裂，医患相失。当然患者对医家真正的信任决不可能建筑在谎言大话的沙堆上，只能建立在医家的医德修养的医技水平上。

       《普济本事方》记许叔微治某生，患神气不宁、惊悸多魇、通霄无寐，更医无效。许氏诊毕对病症详加解释，患者听后欣然曰：“前此未之闻，虽未服药，已觉沉疴去体矣”投药数剂即安。张之和治季政之夫妇，一病热厥、一病寒厥，已十余年，屡药无功，张氏亦对病患细细分析病症，并出《素问·厥论》以证之，夫妇喜曰：“十年之疑，今而释然，纵不服药，愈过半矣。”果不旬日，服药后夫妇皆愈。此三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医家首先向患者分析解释了病症的情况，就此一着，便取得了患者的信任与合作。相反却常常是祛除疑虑，争取信任，从而建立相得关系的重要一环，它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