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技术的一旦遇到一个公认的卡壳问题，必然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理论屏障，于是开始多学科多角度去思考，慢慢慢慢地就融合在一起了，一旦找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技术立马迅速突破，尝到甜头就投入大量精力考虑完善新的理论框架。如果环境无法对此给予正反馈，则这一行为始终只能成为科学家个体行为。
     如果技术克服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一般就懒得去思考理论了。

      也就是说技术和理论的结合，是羊拉屎一截截的过程。且与社会状态关系十分密切。

     还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工作者“翻译”理论工作者的成果越来越难了，不知道怎么办的好。
     我们比如说生态学，理论生态学家统计出了某个湖水/泥各项理化指标、水生动植物丰度、滨水微生物代谢物浓度在时空格局上的变化，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成果，但一般的技术工作者很难把这个成果纳入技术设计中。甚至由于知识结构原因对之解读难度都很大。
    俗手：我懂得山寨国内外现有的技术，准备用啥啥啥组合方法治理。可是这些组合方法下去的话，对上面的参数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时空格局变化趋势我不知道啊。
    中手：我能山寨，也能演绎，可这些指标是多因素的啊，我只能控制住其中一两个指标数据，风险怎样不知道，设计越搞越复杂我确实没法模糊地给出个结论啊？
    高手：根据这些理论学者的成果，我得卡好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如何简化问题，进而简化问题后要求达到什么效果，OK我找现有技术去，该改进改进，没现有技术的我赶快发明技术。一旦有机会完成工程，我赚了，又能根据实际变化情况进一步完善东西了——技术或者理论都完善。

————————随着数理统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理论学者和技术学者逐渐分离发展，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了，将来高手会越来越少了。

   这种情况靠科学家群的自我调适容易做到吗？我认为难度很大。这应当由国家层面的力量去调适，正如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自发增殖本能与社会责任义务这对矛盾（好吧，有政治敏感性的网友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权重）必须由国家力量去调适一样。

   然而，国家管理层严重缺乏管理能力，在下几年公务员生涯深深感觉到了这点，现有的公务员体系基本还停留在中世纪管理水平上，无法跟上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进程。

    因此，对于一个企业（国家也罢）而言，要让整个科学系统性地发展，如何组织、管理理论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的队伍，难度也是越来越大了。
不系统管理吧，嗯大陆引进人才的悲剧就是一个案例：引进的人才结构严重碎片化，导致绝大多数随人才引进的知识无法有机地融合到科学体系中，对国家经济文化实力的提高起到的作用远远低于预期，知识老化速度很快，逐渐感觉到得不偿失的后果。——这实际上也与刚才说的理论学者和技术学者之间关系是一个道理。

      运筹学不仅仅是官员管理调度的工具，同时也是任何系统科学的核心工具，甚至还逐渐是相邻学科群发展的指路工具。这一理念如果几十年后逐渐深入人心，不仅可以破解理论与技术分离发展的问题，可能也不至于再像美国那样几年就忽悠一个新热门这样去高成本搞科技。美国依仗其较高的科技文化势能还能摊薄成本，大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