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分类方法很多， 从文化内容来分也是常用的方法，比如日本文化的公卿文化——武士文化——俗文化三部分。华夏文化实际上近似可认为是三元文化：公卿世家文化——士大夫雅文化——农工商流民的市井俗文化。公卿世家文化自唐科举后开始进入潜文化状态，残余灭于宋末崖山之战；士大夫雅文化自清末衰微，灭于文革。

      公卿世家文化的构成较为复杂，从生态位分析的角度可以得知：通常在王朝前期兴起于治世系统研究与实践，此时往往广泛接纳多方面知识与精英进行融合，而往往在王朝稳定之后调整为家族性质的经学和文学研究。也就是说，在断代史尺度上，公卿生态位类似于生态群落演替的“小乔木”群落；在文化周期尺度上，公卿生态位位于封建时期——帝国时期前期。

      周到西汉董仲舒之前，可以视为公卿世家文化的丰盛期。由于文化发展路径的锁定与皇族博弈能力的逐渐强化，公卿生态位逐渐衰微，也导致了公卿世家文化在科举制冲击下日渐衰微。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完全定型，军——经——政分离，皇族独大，公卿世家相应逐渐儒化，由科学与文化研究与实践者角色向公务员(士）角色转化。至唐末基本崩溃，已不再以一个显文化阶级出现。由于农耕文化的小聚元生产方式匹配的，应当是介于封建与帝国之间的管理结构，因此形成了华夏文化特有的周期性兴——旺——衰——微模式。

      公卿世家文化的兴衰周期，恰好与华夏农耕文化的兴衰史非常的匹配，这不得不说是华夏文化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但又相当重要的关键点。

     宋庶民社会文化的实用主义、明朝顾炎武黄宗羲李贽对儒家的批判及直指实用，已经与公卿文化实质有所不同，可视为资本主义城市生产方式对农耕帝国农村聚落生产方式冲击的表现。当然，这并未能对士文化（儒家文化）产生多大的冲击。士以进依附于贵族君王退依附于乡村族老为生的生存模式，也注定了其文化的保守性、多功能化、缺乏骨气、注重审美与超脱特点，这恰恰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儒家文化的特点”。

    原儒（孔儒）早期君子六艺虽然部分与公卿世家文化衔接，并长期作为公卿附属阶层而存在，但伴随着公卿文化生态位的逐渐消失，原儒同样发生了功能群分裂而分离发展，并部分顶替了公卿世家阶级的作用而辅助于皇权统治，然而却因其弱小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单薄的文化素养而演绎出一幕幕r-策略种群的悲欢故事，也导致了农耕帝国宿命性的走向衰亡。南宋亡，衣冠灭，内乱外锁，传承残缺，华夏文明仍存，华夏文化不在。

     总之，公卿世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中世纪封建贵族文化部分，除了治世系统外，同时承载文化发展与传承的作用，而儒士与骑士（武士）实质上仅是类似于社会运行齿轮的角色。从生态系统观点出发，中西方文化史的差异被简化了。

      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学者不少有“华夏文化灭于崖山”的原因所在。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以为华夏文化是儒道禅雅文化，或者是儒道禅雅文化和市井俗文化二元文化，这与研究思路的局限性、公卿文化资料与传承基本湮灭有关。正如要了解日本文化，必须对其公卿、武士、市井三部分进行分析，才能判断其文化性格一样（不只是菊与刀！），对华夏文化的研究同样不能不顾及几乎荡然无存的公卿文化部分。正如要了解西方文明，我们为什么一直认为西方文明是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日耳曼三元文明呢？ 那是因为文化构成中，我们这三者的元素都能找到。实际上东罗马灭于奥斯曼土耳其时候，西方世界同样出现了类似衣冠南渡、衣冠东渡等事件，并与地理大发现共同，导致了西方三元文明的迅速腾飞。

      处于民族尊严，或者处于知识面、或处于某些政治目的的问题，而导致华夏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错误分析，这是历史的悲哀。 不仅导致文化研究时经常矛盾百出，也导致和和外国汉学家交流时往往分歧巨大。

      依然是文化生态学部分内容的类似案例分析。   文化生态学或许看起来说说还不会死，经济生态学部分在大陆聊怕是等于自杀。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