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是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邓稼先临终遗愿，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是邓稼先们用命赶抢出来的。其实那时我们不仅仅搞出了“两弹一星”，还有人工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还有南京长江大桥……只有在那个时代我们才能够依靠自力更生，为新中国创造“无中生有”的奇迹。

不经历苦难，就不会产生高深的思想认识，也就做不出惊世骇俗之举。邓稼先们是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惨象的，也亲历了被专制的封建思想统治、奴役的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所以邓稼先学成回国后立志报效祖国，隐姓埋名28年、默默地为祖国的核事业贡献着青春、智慧和生命，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的确应该是现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在做出了无论如何称赞都不为过的卓越贡献之后，得到的奖金竟然仅仅十块钱！临终的愿望只是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们在农家小院指挥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推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邓稼先们也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炸响了我们的原子弹和导弹，升起了中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这就是一种为祖国、为民族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值得我们后来人尊重与效仿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一位学贯中西的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之一就是力争将西医引进中国，在一个闭关锁国成为主流文化思想意识的国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何等的艰难。在生命的晚期，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施行切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一种为科学、为国家而不记个人得失的学者精神！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的话言犹在耳，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在别人后面呢？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都在探求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出现了“实业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逐渐形成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仅仅反映了表面现象，实质是思想的落后，一种被奴役思想的惯性使然。直到21世纪的现在，我们意识形态的主流不仍然是“唯长官意志论”吗？虽然到处张贴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厂”等口号标语，实际上我们的“法”在哪里呢？还不是在长官的头脑里吗？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传授道理、思想，人类社会进步之思想，也许这是我们这个积弱的国家更需要的。教师不仅仅要教会学生具体科学知识、教会学生写科技论文，更使他们懂得为了什么去学习、去创造。另一方面，年青的学生也不都是仅仅为了获取功名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而学的，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很想为祖国、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但他们需要正确的引导与辅佐，需要领路人，这正是我们为教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鄙人在教学实践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也因此得到了学生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言不假。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弊；而且往往利愈强，弊亦愈强矣，我们的文化亦然。看看随手拈来教育界的荒唐事吧：《徐林林：破格提拔24岁女副院长》，《视频：小学教师胁迫数女生轮换陪睡》。是故，为了“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力争在国防、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更要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追赶与加强，这只有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