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数学史家不少人不理解甚至误解，然而曲安京教授的成功之路对“数学史家”给予了圆满的诠释。曲安京教授1980年考取西北大学数学专业，1986年考取西北大学数学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开始了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研究，此后分别到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做访问学者。他始终保持着对“未知数”的好奇之心，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于2012年成为科学史方向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曲安京教授现为西北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10年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现任（中国）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数学史学会执委会委员，国际HPM学会（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学会）指导委员会委员。

   对数学史家来说，破解一些被岁月尘封的历史之谜，就是满足其最大好奇心。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这就是数学史家的研究目的。这也许就是一个数学史家的追求。对于曲安京教授的成功，我们怀着一种敬仰和崇拜之心。西北大学学报副编审陈镱文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特意采访了曲安京教授。现把采访记录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陈镱文（陈）：曲老师，您好。作为学生，我们知道您一直从事科技史研究，并于2010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请问您是如何走入这个研究领域的？

曲安京（曲）：准确来讲是搞数学史的。我是80年上大学的，84年最后一段时间参加了李继闵老师的数学史选修课。这个课上完以后，因为要做毕业论文，就跟着他做了个数学史的题目。当时他好像是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西大留下来，我就分配到别的学校去了。后来紧接着他就可以招研究生，他就动员我来考他的研究生。85年的时候还不能考，因为那一年分到那个新的单位不允许第一年就走，所以我就等了一年。86年的时候考他的研究生。考上以后就跟着他做了数学史方向的研究生，然后就开始慢慢做这件事情。

其实好像也有点稀里糊涂，不是特别地了解这个行当是怎么回事情。我实际上是希望做现代数学史的。进来以后，因为李老师是搞古代数学史的，当时他在做数学系主任，忙的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时间招呼我。所以基本上前两年，我觉得他就给我一些书，然后就去看看书，让我看看有没有感觉。我们那时候研究生特别少，我记得我们那一级硕士生大概全年级也就10个人。他手下就我一个研究生，我就跟着他在他家上课，上了一两年时间。到了后来，他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辞下来以后，稍微有点时间跟我一块儿来讨论一些问题，然后慢慢地就稍微有点进入状态。

但是在很长时间，也搞不清楚数学史在做些什么。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在这儿，就是他做的非常好。他做九章算术，做古代数学这套东西做的非常好，所以我每次看完他的文章以后呢，就无语了，就觉得他把要说的话，或者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那我还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所以很长时间转不过来这个向。大概前两年都没有太认真去做这件事。

陈：您何时开始对数学史专业研究有感觉的呢？

曲：转机是这样一个事情，到了87年的时候，李老师可能觉得我始终进不了状态，后来就跟北师大的白尚恕先生（说了）。那时候中国高校的数学史界有四个比较厉害的老先生，北师大的白尚恕，杭州大学的沈康身，内蒙师大的李迪，还有西大的李继闵。因为北师大有天文系，白先生就在天文系请了杜升云老师，在北师大给他的学生讲天文学史。李老师说，你去学学天文学史吧，因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是挨在一起的，你去搞搞天文学吧。然后，87年的冬天，我到了北师大，听了三个月的天文学史课。后来这十几年过去以后呢，白先生那儿所有学生，这个课都废掉了。他们都没再做天文学史的东西，大概就是我一个人在做天文学史的事情。

陈：您的本科是基础数学专业，硕士学位为什么要选择上李继闵老师的数学史方向，您可以选择应用数学或其他数学专业学习？

曲：对，当时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笑），大学期间对数学没有太多的兴趣了，而且那个时候说实在的也不是个好学生，虽然我确实是考分挺高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两年，觉得肯定是要考研究生的，但是好像也没有觉得非要考哪个研究生。只是说，李老师给我写信，他让我去他家。他说：“我现在可以招研究生了，你来考我的研究生吧。”我觉得就是机缘巧合。如果说李老师当时没有在我大四的时候开过中国数学史的选修课，我想我不会选这个专业的。如果说，我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给我写信，我估计我也不太会选择这个方向，那可能选别的了，有可能做数学了。如果没有这么两件特殊的事情，我估计就没有我现在这个数学史的事情。

陈：1987年您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三个月天文学，这对您之后从事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曲：那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古代叫做天算不分家。在中国古代，你很难说有纯粹的数学家，或纯粹的天文学家，因为它都是放在一起的，都是大学问。现代科学就分的很清楚了。如果我没有在北师大去读三个月天文学的话，要想进入天文学这个行当还是比较麻烦的。我是从数学出身的人，我现在对它稍微有点了解，是在北师大这三个月使得我破除迷信了，破除对另外一个行当的恐惧感、陌生感，对吧。你敢进入另外一个行当，你首先要去接触一下它。这三个月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重要。

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比如说上元积年计算，或者中国天文学常数系统这件事情，这和天文学更深刻的东西接触不太大。但现在整个把数理天文学这套全部搞清楚，要是没有那三个月的积累，可能是有问题。数学史的很多同事，对天文学史也很有兴趣，但都不太敢进入这个行当。首先是把那些概念搞清楚，花的功夫太多，成本太高吧。所以，那三个月还是挺好，我还是非常感谢白先生。实际上他花了很多精力，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陈：这三个月的学习您觉得艰苦吗？

曲：不艰苦，我觉得很快乐，因为年轻嘛。我觉得那是很好玩的事情，也有新鲜感，就是对那个学习有新鲜感。杜升云老师，当时还有薄树人老师，这两位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薄先生已经去世了，薄先生是个非常好的天文学史家。薄先生当时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八十年代的博士生导师非常少，他的地位是很高的。杜先生是北师大的天文学教授，人非常好，我现在和杜先生还有联络。他们让我觉得很愉快，而且和北师大那几个朋友关系也挺好的（笑）。他们本科比我小一级，研究生又比我高一级，甘向阳啊，胡明杰啊。还有已经留校的刘洁民。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当时白先生手下还有个留学生，日本的城地茂。

曲：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一届，国际数学界最高的一个会议了。这个会议日程上会邀请做两类报告。当然最高规格报告叫1小时大会报告，下面分了很多小组，叫做45分钟邀请报告。所有的数学家如果能够被邀请做45分钟以上的报告，都是一个荣誉。我举一个例子啊，像很多菲尔兹奖获得者他们写简历，如果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他们都会把这个写上去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誉，确实很重要的荣誉。

每届国际数学家大会都有一个数学史单元，每次会在全世界范围中选择三个数学史家做邀请报告。我是第二个被邀请的中国人。第一个是吴文俊先生。之前，吴先生作为数学家，有几次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但未能成行。1986年，吴先生是作为数学史家做45分钟邀请报告的。

我的报告内容是和吴先生有点关系，报告题目是数学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2001年，我接到邀请报告的邀请函。这个时间刚好我在日本访问，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思考。我就觉得需要选一个比较好的题目去做，当然可以选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数理天文学的题目，但是后来选择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题目。

其实我是想宣扬一个东西。我想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中国数学史的研究经历了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世界数学史的研究领域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早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是遵从纯粹历史学的研究范式。那时做数学史的研究，你拿一篇数学史的文章出来，审稿人一看，他首先问的一句话就是，你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吗？你说没有，那就拒绝了。当然，发现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从这个古代的书里面去发现新鲜的东西出来。在这个研究范式指导之下确实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把中国古代的这些数学史的内容都翻了一遍，翻的很清楚。但是有一个麻烦，当然也可以说是重要的事，就是大家特别强调世界第一。解放初期，在爱国主义的传统之下，这种方法很受重视，大家也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按照这种方法再去做数学史研究，就很困难了。古书就那么多，你翻上几遍以后，就发现不出新的东西来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我认为在70年代，这个研究范式出现一次转换。而引导这次转换的人物就是吴文俊先生。吴先生说，数学史研究，发现当然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纯粹历史研究法，但是，发现中国古代有什么，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当时吴先生提出的一个研究方法论，叫古证复原。

我觉得这是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第一个研究范式，是李俨钱宝琮的研究范式，即李钱范式，我把它命名为发现。第二个研究范式叫复原，我把它叫吴范式，即吴文俊范式。这两个范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都非常红火，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个时候要做数学史的一个会议，一来就是一百多个人，都讨论一个题目，大家就争的一塌糊涂的，就是因为我们去复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个热闹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就有点沉寂下去了。你争来争去，那些复原也就复原的差不多了。

第二件事情是当时数学史研究遇到了一些困难。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没办法在中国开展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原因在哪？就是近现代数学史研究很难有什么发现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on the surface，都在表面上放着呢，你不用去发现，现代数学的论文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些思想也讲的很清楚，你也不用去复原。如果我们遵从的是发现，或者是复原这种研究范式，刨去现代数学本身的难度以外，你还是觉得很困难。

很多搞数学史的人都希望在中国开展近现代数学史研究，我当时就提出，数学史还应该有第三条道路，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研究数学。我用英文讲的话更清楚一点，就是what mathmatics,how mathmatics,and why mathmatics。按照这个次序，我们来讲这个不同的研究范式，这是我当时讲的第三条道路。这是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的这个报告。

陈：这是您第一次提出数学史研究范式这个想法吗？

曲：对，中国数学史研究范式我觉得我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认为吴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史家。他对中国数学史界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大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创造一种范式，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在世界数学史上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不存在的，只有中国有的。做报告之前，吴先生还说，你的报告我就不一定参加了，我最近怎么忙之类的，我也没敢让他来参加（笑）。但我做报告那天他还真来听我的报告了。我相信，吴先生很赞同我的想法（笑）。

陈：在2008年出版了《中国数理天文学》之后，您的研究重心是不是转向近现代数学史？您是如何考虑的？

曲：大概2008年这本书出来以后，我觉得数理天文学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我开始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近现代数学史研究是我进入这个行当时候的一个想法，但是没有做成。现在年龄稍微大了以后，觉得数理天文学也告一段落了，需要选择一个有挑战性的方向来做一下。2008年以后，我开始全身心地转向做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

近现代数学史，在中国像李文林老师，胡作玄老师，他们都做的非常好，也做了很多年。我们这个点也毕业了很多近现代数学史方面的博士。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成气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起码这样讲吧，我觉得我们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还不能够完全地跟国际接轨。

2008年的时候，我发现近现代数学史研究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数学问题，历史问题是第二步的。现代数学这么庞大，怎么解决数学问题呢？我希望能够把近现代数学史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不是数学史家可以帮我去做的，我要在全世界挑选，看看哪些对数学文化，对数学历史有兴趣的大数学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还是机缘巧合，07年的时候，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个大数学家，日本数学协会会长上野健尔先生，听他们日本的朋友说，在中国谁搞数学史比较好。他到西安来开会，突然就找到我，要跟我交往。08年的时候，他邀请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他开数学史会议，让我到那边去访问。我就去到那给他们做报告，之后我也听了他的一场报告。他在讲椭圆函数历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的想法挺好玩儿的。我当时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准备搞一个讲座，想用你的名字命名。吴先生说好，同意（笑）。

我就开始做这个吴文俊近现代数学思想讲座，请上野先生过来。他当时来的时候，希望用两个星期时间把近现代数学史的整个线索捋清楚，但是只讲了一个星期就发现不行。然后，我就给他讲，你不要考虑时间，你随便讲，但是我需要讲的细致，你不要害怕我的学生听不懂，我说只要我能听懂，我可以让他们都能听懂，而且你不要担心时间不够，你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一来，他就开始讲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每个学期请他过来一次，到现在都连续请了六七次了吧，我们在一点点做这件事情。我想今年开始应该能够出东西了，慢慢可以有一些结果出来了。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玩儿的结果出来。

最近一段时间，我大概开始能够形成一个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然后来做这件事情。确实是太难了。我还记得当初，第一次开吴文俊近现代数学思想讲座的时候，把广告做出去以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人。但是，听了以后就越来人越少，越来越少。开始的时候，他们完全凭想象，可能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听一听就会发现这太难了，所以大家就打退堂鼓了。上野先生后来有一段时间也有点打退堂鼓，我就鼓励他。在慢慢做。

陈：您当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后，希望组建一些研究团队，近现代数学史研究也是未来规划之一？

曲：对。2011年长江学者第一次向科学史开放了。我现在应该算是第一个做长江学者的科学史家，这也是个比较好的事吧，起码对科学史这个冷僻行当的同仁们是一个鼓励，（笑）。

我想利用这个平台做几件事情，一个是近现代数学史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拢一个团队出来。第二件事情，我觉得中国科学史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整个历史学的研究是比较重要的。我自己虽然不做了，但是还是希望有人来做这件事情，不要放弃它。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我对科技政策啊，科技评价啊，这些东西也比较有兴趣。就是希望用长江学者这个平台，我们将来建立三个方向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利用这个好事吧，这个长江学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条件，可以用这个条件做点事情出来。

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觉得哪段时间或时间节点是最重要的？

曲：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第一次出国可能比较重要一些。我是94年的时候第一次拿到李氏基金，在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在那里呆了一年时间。我觉得那一年的时间是比较重要的。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在国外呆一年时间，去静静思考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环境下，很静的一个研究所。所以后来我就很爱出国了。你看我隔上一段时间觉得国内嘈杂的不得了，然后我就会出去一趟，在外面呆一段时间。当然做博士和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是你必须专心致志去做，那是可以出一些结果，剩下很多重要的事情大概都是在出国的那几次做出来的。我在剑桥呆过将近两年的时间，在哈佛呆过一年时间，在京都呆过一年半的时间，大概都是在这些时间上做出一些比较好玩儿的事情，能够有很静的时间去思考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帮助。（大笑）

陈：您在剑桥都思考什么呢？

曲：开始是说到那儿去玩儿，就是休息休息。但实际上第一次还是有点点压力，因为年轻嘛，后来就没什么压力了。比较静的话，有些问题就可以去慢慢地想，比如像行星啊，日食啊，你要是没有一个很长的安静的时间，有些问题是想不清楚的。

举个例子，2009年搞近现代数学史的时候，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是学伽罗瓦理论，那个东西好像挺麻烦的，抽象的很，搞不太懂。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他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有关于伽罗瓦理论的书全都借过来，我说我必须从理论上把它吃透是怎么回事情。那个时候就跟我当年做博士论文一样，一天可以读十几个小时的书。然后我就在那儿想，后来就把它想清楚了。但你在国内这个环境下，怎么可以呢，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会议。你把电话关掉，其实蛮幸福的事，（大笑),你稍微打断一下，思路就跟不上了。

当然也不是成天思考，没事就到山上去转。在日本的时候，有时候烦的很，就在网上下下围棋，实在没事干了，就骑个自行车跑到京都那条河的三岔角，我就坐那儿看河，愣愣地看一个小时，看小孩在那儿玩，再回去。然后，有些事就想通了。（大笑）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陈：您给我们讲了很多，这里面出现一个词儿，您经常会提到“好玩”这两个字，就我的理解，可能跟创新，挑战有关联的，请您能给解释一下？

曲：对，我喜欢用好玩这个词儿。我觉得好玩是这样的。因为你真正能够做出一些创造性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乐趣，好玩儿。什么事情是好玩呢？是因为它有乐趣。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很痛苦，读书很痛苦，那你一定不会觉得好玩；你上课觉得很痛苦，也不会觉得好玩。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你体会到乐趣了，你就觉得蛮好玩儿的，对吧。

我记得我在哪本书的序言或后记上说过这个话，你说辛苦肯定是有的，但是辛苦和痛苦是两个概念。我觉得要太痛苦，就不要做这个事了。我现在还在回想，我在做硕士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还是觉得蛮痛苦的，因为找不着路，如果说第三年，在上元积年这方面没有突破，那个硕士论文当然还是要混出来的，但我肯定会转行的。我一定不会在这个地方呆下去。

但是，它就给我了一条路，让我走下来了。我一直觉得很快乐。我要觉得痛苦，我就不会再往下走。因为你要痛苦的话，你就不会有动力。短暂痛苦可以，但是不能说很长时间是痛苦的。我不相信一个大的科学家，他整天很痛苦。我觉得他一定有乐趣在里头。所以，这个乐趣和好玩是在一块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