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联合申请项目的时候在钱（所谓的经费）的问题上态度是：同心同德（在一个申请团队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应对其他竞争者）。等到申请到项目后还没有正式开始做项目前，在钱（经费）的问题上立刻就变成了：同床异梦。等到项目正式开始，钱（经费）到位之后，则变成了：同室操戈。

　　这里，简单说几句关于中国人合作中的钱和感情的问题。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弄了一个创富傍，其评价方法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加权平均而已，指标选取和其他的评价类的研究论文相比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唯一的特殊就在于它是南方周末做出来的。
　　除了比较那些富人们拥有的钱数以外，这个创富榜评价的基本思路向着财富的社会价值倾斜了一下，也就是对捐赠、纳税以及雇佣员工解决就业等方面进行了评价，这样，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富人里，最富的人往往却不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人，在创富傍里排名并不第一。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钱和责任往往联系在一起，也应该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钱往往和感情紧密相连。
　　不少中国人之间（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学者们）的合作往往是从感情和道义开始，而到金钱则完全结束。这让我特别痛苦，我们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下了这么恶劣的印象；尽管有政治上中国人纷纷表示不愿意当官，而内心里则是对当官的渴望比谁都强烈的假象和本质；和一些西方人想当官就直接厚着脸皮去竞选，绝对不表示“没兴趣”这样虚伪的形式简直是天壤之别。也许中国人在钱或者其他在人的本性里应该追逐的东西——如官和地位——的问题上，被几千年的禁欲和完人思想的禁锢下太久了，一旦有机会放开，则宁肯不要感情，也要实际上最初大家都说不在乎的钱或者地位了。

　　而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天下人都知道，当钱够基本生活所用的时候，再增加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最后只是一个可以让拥有人温暖心理的一个数字而已，应该说，钱永远不够用，但是，钱也永远没用。
　　而感情不同，一旦因为钱的问题伤害了感情，之后你想去弥补，那么即使10倍的钱也已经换不来原来的感情了，甚至换不来原来感情的十分之一，毕竟，你曾经在意了钱，谁又会知道你什么又再度在意钱而把朋友或者亲人的感情放在一边呢？再度在感情上受伤害是一个拥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所不可能去接受的，除非他头脑一直发热。
　　于是，我们中国人的合作因为钱的问题而痛苦着，在我自己身边，就会多次看到类似的场面：开始在争取项目的时候大家会谈到钱，会谈到对于钱的基本态度，一般是无所谓，但是合作的时间开始之后，这些关于钱的原则立刻被模糊化，其中某个或某些对钱都稍强一点支配权的人肯定地会得到了更多的钱而隐瞒着对方或者更多的合作方，而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是傻子，于是，好一点的好合好散，不再继续合作；差一点的则是感情上彼此都感觉受了伤害；严重者则是对簿公堂，各自以仇人的面目出现了。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北京某工业大学的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党委书记某黄姓教授，申请项目的时候大家还是你好我好，然后等到项目经费拨到他们大学之后，相尽千方百计地不让合作方知道这个消息，或者尽力把经费留在自己或者自己手下人的头上，把其他单位的合作方看成是自己的下级。更可恶的是，合作前本来是说的好好的，但是，一旦看到经费的影子，关于经费分配的许诺立刻成为空言。最可笑的是，同一个项目北京市还有匹配经费，而且申请时也是各合作单位签字盖章的，但是，这个消息就干脆不让合作方知道一点消息了。

　　只有无奈和在人格上的鄙视，我看也很难有其他行动，毕竟，他可以不要脸，别人还是想给他留点脸面的！

　　人对“要钱和要感情”这道选择题上的愚蠢怎么就这么一再地重复出现而没有止境呢，甚至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出现，这些钱对于他的意义就真的这么大吗？
　　有人说过解决方案，就是制度化，法律化，这当然是最终的方法，但是日常生活里的合作，数额往往不大，几万元乃至几千元的规模而已，所以，一切从开始就“亲兄弟明算帐”的说法往往实行不下去。
　　所以，民间才有那么多关于在钱和感情上如何取舍的谚语，如“朋友别谈钱，谈钱两不来”，而每一句因为其深刻而更加显得无奈了。
　　唉，莫非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要不断重复这个愚蠢的错误？在我看来，答案是让人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