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影《大明劫》梗概

　　这是中国少有的一部以瘟疫防治为主题的电影，时代截取了明末时期，将苏州籍医生吴有性（字又可）治疗瘟疫的故事嵌入到了电影中孙传庭带领明兵对闯王的战争准备时期。

　　1642年，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全国笼罩在瘟疫的恐怖阴影下。

　　当时，明朝外患频仍，山海关之外有清兵觊觎，内部则有李自成攻打开封。崇祯皇帝（余少群饰）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戴立忍饰）将军释放出来，命其带兵攻打李自成。

　　军营中，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很多人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地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药局提领赵川基于伤寒的诊断进行治疗，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效，结果不幸被杀。作为赵川弟子的江湖游医吴又可（冯远征饰）临危受命，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瘟疫病毒并非是入侵肌肤而感，而是通过口鼻呼吸传染，从而大胆提出对“伤寒”论断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比如将病症轻重者分别用臂缠不同颜色的布条标记，放入不同隔离营内分别医治（想到武汉的方舱医院了没？），在用药方面也大胆使用大黄等所谓“虎狼之药”，让兵士们排出毒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抑制了传染病的蔓延。

　　电影借病喻国，对于仅只停留在表象基础上的治疗手段表达了一定的讽喻，而对于对症下药表达了较高的期望。而实际上，从两代医师针对瘟疫的不同施药过程中存在的创新与守旧方面，表达了编剧和导演对于历史的思考。

　　《温疫论》就是吴又可大夫在医治传染病的基础上总结成的一部中医专著。

2，关于明末的瘟疫

　　关于各国的朝代更迭，一直有多因素说和单因素说（即XX决定论），其中瘟疫决定论是被提及比较多的一类。

　　比如，有专家认为，明朝末年那场席卷华北地区的鼠疫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即“老鼠亡明”。当然，也还有其他决定论，比如灾荒决定论。不过在中国，灾荒往往和瘟疫联系在一起，比如万历年间就曾经发生过三次大旱灾，而每一次都伴随着鼠疫的出现。到了崇祯十四年，一场大旱历时四年之久，随后也是瘟疫流行于全国范围。

　　旱灾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逃荒的难民，而平素里就以偷吃为食物来源的老鼠也没地觅食，就会随着难民到处迁徙，有人曾在书中描述过目睹过的老鼠迁移的奇特景象：崇祯十四年夏天，在内陆地区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它们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视死如归地渡过大江大河，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地。迁徙的老鼠把鼠疫杆菌传给难民，并通过难民的四处流散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区域。

　　另外一个方面，人夺鼠食或以鼠为食也是常有的事情，饥民先是挖鼠洞中的粮食来吃，接着又吃老鼠的尸体，鼠疫暴发几乎是无法避免。山西大同当时的场景是：“瘟疫大作，十室九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大同的瘟疫很快扩散至山西全境，接着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十年传到了陕西米脂，也就是李自成的家乡，病者先是腋下和腹股沟生硬包，然后吐血而死，服药无效，亲友们即使有活着的，也不敢吊丧，经常会有一家死绝、或一村死绝，竟至无人收葬的惨烈场景。李自成所以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是因为他作为驿卒服务的驿站被裁撤，而那个饥荒遍地的时代，找个饭辙原本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被打了饭碗之后一个普通人，走上造反道路的几率极高。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到了崇祯十四年七月，北京在劫难逃，根据《明史》记载，鼠疫传到大名府，加之遭遇蝗灾，饿殍无数。鼠疫引起的病症在北京被叫作“疙瘩病”，人身上一旦出现一块隆起的肉就没救了，活不过一个时辰，这就是典型的淋巴腺鼠疫的典型特征，欧洲十四世纪黑死病的症状是完全类似的，北京人因此而几乎有一半死掉。这还是夏秋两季的情景，到了次年的春天，情况更为严重，发病症状是呕血，一呕就死。没多久，瘟疫传到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门逐户，无一保全”。户部给事中左懋第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抵山东临清，见饿死者达三成，因瘟疫而死者又三成，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搞得没死的那剩下的四成人也活不下去，只好为盗为匪，且人相食的中国历史非典型场景再度出现。

　　崇祯十六年，疫情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时大爆发，“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北京城中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万人，运送棺材出城的队伍把城门都堵了，通州和昌平等郊区的疫情也大同小异——“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李自成后来能够占领北京，不能不说那场鼠疫帮了他的大忙。他的五十万大军，是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六开到北京城外的，那时，鼠疫已经反复把北京城折磨得近乎空城了。守卫京师的士兵因鼠疫死亡过多，战斗力极低，原有的近三万匹战马，能骑乘的竟然不到一千匹，城墙上的十五万多个垛口上的兵士，是从十万减员后的区区五万且身体羸弱的士兵，“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即便如此，平均一个士兵要守三个垛口。

　　这些用鞭子抽都抽不起来的士兵，还不如三四千“勇敢”地走上城墙的太监有守城的信息和实力。而当时军队里原本就是极度腐败，军心涣散，以至于官员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守城，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 

　　然而，尽管北京城的守军到了如此狼狈的程度，李自成也是打了两天才把北京搞定。他的军队能够攻进北京，很大程度上是拜这场鼠疫所赐，若不是鼠疫间接地摧毁了明朝其他地方的防御系统，这支更多由各地灾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恐怕连北京的边边都摸不到；但是，成于斯也败于斯，短短数十天之后，他就于称帝的第二天退出了北京。原因是他的军队也感染了鼠疫，这群人哪里是正在崛起中的清军的对手，尽管后者的数量还少。

　　那么，前后脚进北京的清兵难道就没有感染传染病吗？这个问题一直让人困扰，后来人们对欧洲十四世纪鼠疫留下的壁画和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鼠疫没有侵染骑兵。可能的原因是：鼠疫多经鼠蚤传播，而蚤讨厌马的气味，所以骑兵很难被鼠疫传染。而当时的清军，也主要由骑兵组成。

3，《温疫论》

　　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干金方》等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都不系统。

　　电影中的吴又可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瘟疫的著作《温疫论》的作者，这是一部不长的关于瘟疫的论著。吴又可究其一生其实并没有去明兵营里服役过，跟孙传庭并无交集。这部电影不是历史的重现，而是艺术的创造，也就是说典型地“高于生活”的创造与设计。但是，一个医学工作者，如果身边并没有一种流行的病症，也不会写出该主题的专著出来。所以，即便没有受军人瘟疫的影响，周边民间广泛出现的瘟疫也够一个大夫终其一生来考虑其机理与治疗问题。就朝代而言，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瘟疫流行之频繁。

　　吴又可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或疠气），从口鼻侵入人体。不同的戾气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侵犯的内脏器官也不相同，人或动物对戾气的感受性也有差别。他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治疗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这部两卷加一补遗的大作还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

　　如果我们拿十七世纪这个时代的状况来评论这部大作，应该说里面有大量的学术创新点，尽管跟后世的细菌说、病毒说肯定没法相比，但是，其表现出的思考以及有所接近。所谓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是发病原因，其实就是感染了病原体（他称呼其为戾气）。

　　书中还描述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天受，传染。前者就是空气传染，后者就是接触传染。电影里有吴又可把阳光下的飞尘指给自己的师妹看，认为那就是传染的介质，书中也说到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容易被“外邪”乘之。这就是典型的呼吸系统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啊。

　　17世纪中叶，出现了细菌学，而《温疫论》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部书还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方面进行了现在看来也还比较靠谱的论述。

　　有意义的是，《温疫论》对免疫性也有论述：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我们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更多地知道了动物的病毒有时候会只存在于动物身上，不见得发病，但是同样的病毒进入人体就可能是致命的。艾滋病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不为良相就是良医，在中国，医生的社会地位一直很高，也确实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于病症和治疗有合乎当时时代的论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吴又可的《温疫论》在瘟疫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尽管用今天科学的角度看有些还停留在非逻辑的层面，更多主观的猜测，但是有现象总有概括，总要有归因，有机理分析，有解决方案的设计。而人类对于病毒、传染病的认知就这么一步一步，从熟悉到陌生达到了今天的地步。

4，古人面对瘟疫是怎么办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会有传染病出现，那么相应的一定会有归因，也肯定要有一些措施采取，不可能听之任之。

　　就归因而言，有神降说和阴谋论，前者一直到了现代科学诞生之后依然存在，而后者阴谋论，只要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归因，直到今天也不例外。客观一点的则会推断一个传播路径，比如察合台汗国（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攻打欧洲城池而不得时将战士们的尸体通过抛石机抛进城里引发瘟疫就是一个广为人所知的情况。美国的瘟疫肯定来自于地理大发现时的欧洲船队。

　　在欧洲神权统治确立之后，人们对付传染病的策略之一就是祷告，而在《大明劫》电影里，民众也抬了瘟神去街上游街。考虑到欧洲很多地方的传染病来自于海上，在港口建立起隔离建筑也是可以想象的一个策略。其实，有人认为欧洲的各种瘟疫类型之所以消亡，原因也是死的死了，病的病了，人人村镇城城之间不再有交流，传播途径完全断绝，也就自然慢慢好过来了。而前期的隔离所以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基本 还是因为只是截断了众多途径中的部分而已。

　　直到今天，隔离依然是最好的策略，至于药物，则多数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很少能够在传染病出现的当期就能够开发出疫苗或者药物，但是会在同一个类型的传染病再度出现时能够进行提前的防控。

　　英国电影《黑死病》就是刚开始遇到问题时毫无办法，只能去寻找和疫区相对隔绝的伊甸园式的地点，把尚属健康的群体放置于其中，以赢得最后结束后人类还能存活的机会，这一点和《十日谈》所述是一样的。《大明劫》也是这样，分类隔离，辩证医治，用了三种颜色的布条将不同症状的兵士集中在不同的隔离区，然后施以不同类型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