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提起日本文学的美学思想，大概最多被提及的就是“物哀”一词了。在江户国学家本居宣长用“物哀”作为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并最终将此归结为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主义艺术理念之后，这一审美情趣得到了日本人的普遍认同。川端康成曾多次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与美是相通的。”他写《伊豆的舞女》时，把主人公“两人的悲从属于美，又使美制约着悲，淡淡的悲与真实的美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悲哀美的抒情世界”。也由此可见，这一美学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之深远。然而，在这一美学源流出现的平安朝之前，日本文学又是怎样的呢？

　　公元794年迁都平安京以前的历史被称为上代。从文化上来看，日本社会经历了“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人们的生活从狩猎、捕捞、采集为中心转为农耕为中心。在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类生存状态从群居到产生村落，进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小国家。到了4世纪，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大和朝廷”。而此时的日本文学，依然处于一个口头传颂的发展阶段。5世纪，伴随着汉字从中国大陆的传来，日本开始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阶段。经过大化改新，中国汉文化更是给日本列岛的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8世纪，女帝元明天皇下令编纂了《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记录各个地区风土人情的《风土记》。这也标志着日本文字记载文学的诞生。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收录了许多歌谣，这些歌谣被合称为“记纪歌谣”。当时的歌谣以古汉语作为日语标音，音数和形态呈多样性，这也是日本和歌文学的萌芽时期。到了8世纪末期，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成书，揭开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和歌诞生的序幕。《万叶集》共收录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共4500余首，其成书年代和编者历来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约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完成。

　　《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它是一部浩瀚而又清丽的诗歌总集，收录了日本古代大量的优秀诗歌，为后人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日本民族的心灵故乡”。

　　《万叶集》前后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创作年代通常分而为三。止于壬申之乱（627年）的前期的和歌，适逢诞生不久，形式未脱原始，不尽规则。然而其简单素朴、粗犷直率，自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古代美。作者几乎全是皇室贵族，但低下的生产力和连年的征战、动荡，使得这些“人上之人”不可能真正贵族化，情感与大众相去不远，作品朴实率直而无扭捏作态之处。翻开《万叶集》，首先看到的是雄略天皇所作的《御制歌》。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载，雄略天皇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君主。为了取得王位，他不惜杀死了兄弟中有竞争资格的对手，为政期间，残暴专横。同时，又风流好色，将不少美女据为己有。他曾许诺要同在三轮川上洗衣的姑娘结婚，但说完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害得姑娘空等了余生。而这首《御制歌》便是他在偶遇山间淑女时，动心所作：

美哉此提篮，盈盈提左手；

美哉此泥锄，轻轻持右手；

尔是何家女，摘菜来高阜；

尔名又若何，尔能告我否。

大和好山川，齐向我俯首；

全国众臣民，听命随我走；

尔家与尔名，尔能告我否。

　　古代的日本人崇拜山川草木等自然风物，认为其中有灵魂寄居。同时也信仰语言，认为语言与人类本身一样有灵魂寄居。而人的姓名，也包含了人的灵魂。特别是对女性来说，有男子询问她的姓名，便是要向她求婚。这首诗歌，也可看做是天皇的求婚之作。

　　这首诗歌自然质朴、雄浑自由，全诗一气呵成毫无扭捏之态。怀揣着治国大业的天皇向偶然邂逅的美人求爱，并向她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当权者的直抒胸臆，没有任何的曲折委婉。在文学起源的歌谣时代，日本的文学表达也有如此雄浑大气之作。这一方面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各国文化早期发展阶段，自然质朴都是共同的特点。其后，随着日本文学的本土化发展，开始出现了“海洋生存圈”不同于中国“游牧生存圈”的特点，从雄浑质朴的原始美学发展成为了以唯美与艺术至上的审美情趣。

　　在《万叶集》收录的第二个创作年代里，出现了最有代表性的和歌人物——柿本人麻吕。从平安时代开始，他一直被尊为“歌圣”。在柿本人麻吕生活的历史时期，日本的氏族制度已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效仿中国隋唐的律令制国家。此时，大化改新已经基本告成，日本的天皇统治系统也在迅速的发展和完善之中。柿本人麻吕作为御用歌人，侍奉天武、持统、文武三朝天皇、皇太子，奉命或代笔创作了很多长歌，完整了长歌形式，并且以庄重沉郁、绚丽华美的歌风把长歌的文学性推上了巅峰，无人能出其右。此外，他还创造出了真正的抒情短歌，使得和歌创作日趋成熟、渐成体系。

　　在柿本人麻吕的创作中，少数为咏叹自然景物之作，其余多数为恋歌和挽歌。此前的和歌多以国家统一意志为核心思想，而他的创作无疑将个人意志的表现带入了和歌的创作领域，使和歌的创作空间大为提升，思想内涵转入内心深处，更加注重抒情性。例如这首悼念亡妻之作——

漫山秋色浓，红叶坠满枝。

林密妹迷途，欲寻路不知。

红叶飘零时，使者报信来。

妹去不复返，空忆相逢日。

　　妻亡，柿本人麻吕悲痛欲绝。这首诗歌寓情于景、虚实结合，将撕心裂肺的哀怨与痛楚，化作了悲怆的回忆。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将个人感情如此灌注于诗歌之中，也是诗人文学一时觉醒的佐证。

　　在7世纪中期以后与8世纪初这一和歌创造的黄金时代里，除了柿本人麻吕之外，也有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艺术手法的完善等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这些万叶歌人中，山上忆良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精于汉学的山上忆良，于公元702年随遣唐使出访唐朝。当时的中国是日本憧憬的文化圣地，来到精神故乡的山上忆良，在大唐的文明中心长安居住了三年。中国文化中“文章乃经国盛事”的观念给了他巨大的影响，这种文学观念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富家公子衣衫多，长年累月箱底卧。

腐烂弃之何足惜，可怜丝绵与绮罗。

　　这是一首描述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作品。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里，山上忆良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在多以描写恋情与景物为主的和歌史上，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是真实感情的宣泄，表现出了一个诗人的思索美和探索使命。

窃思人世间，忧愧苦煎熬。

五术逃天外，吾身非高鸟。

　　这种对现实的思索，在《万叶集》中是孤立存在的，后世甚至也无人触及此类主题。此后的诗歌便沉迷于风花雪月、爱恋情趣，没有人再关注底层社会的生活现状。甚至有学者批评山上忆良的诗歌毫无美感、缺乏艺术性。似乎日本的文化人并没有将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作为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无疑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处空白和缺憾。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为代表。大伴家持是《万叶集》的编纂者，卷十七以后，几乎成了他的和歌日记。此时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此时的贵族文化也开始从繁华绚烂走向衰弱颓败，氏族贵族政治动荡不安，在官场几经沉浮的大伴家持有大量的作品反映其仕途经历。而官场的失意又表现出沉闷忧郁和不敢自坠的精神，将感伤的情绪寄语风花雪月，纤细柔美的歌风也使得他的抒情诗歌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境界。

　　在大伴家持的创作中，恋歌也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在他热恋的时代，他与为数不少的女星互赠恋歌，而其中必有相恋却不能得偿所愿，使得家持的悲观情绪在恋歌中流露无遗。

思君不见君，梦中苦相逢。

警觉探身拦，忽感两手空。

　　难以见到心上人，只得梦中相逢，但却只是大梦一场。以严谨的语言来构建虚空的世界，语言纤细精巧，也基本构成了万叶后期的和歌风格。

　　在与家持互赠恋歌的女子中，笠女郎的才华不禁令人瞩目。笠女郎的生平已无从可考，但其出身不如家持高贵，年龄也要比家持大一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美少年家持，从此陷入了深深的单相思中。

睹物思人应念我，悠悠岁月长忆君。

　　再如：

幽幽庭院到黄昏，草丛白露已散尽，相思亦销魂。

　　《万叶集》卷四中收录有她的24首相思之作。直到最终笠女郎离开奈良，她与大伴家持的恋情以毫无结果而告终。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家持或许并不理解这些情怀，但是这些恋歌都留在了家持的身边。后来经历了人世几多浮沉，在编纂的时候家持将这24首和歌编入“相闻歌（恋歌）”中，并将自己所作的和歌附于其后，作为回答：

此刻与妹难再逢，万般愁绪犹在胸。

　　而此时的笠女郎已不知身在何处，这样的爱情故事也永恒的留在了历史之中。

　　在《万叶集》的这一创作时期，笠女郎无疑是最为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这一时期，歌风逐渐衰退，她的创作深沉细腻、哀怨感伤，像是这个时代最后的一抹余味悠长的色彩。

　　除此之外，《万叶集》中还有约三分之一无名氏的歌。这些和歌淳朴自然、情趣盎然，有不少描述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万叶集》中和歌诗风的演化发展，奠定了日本文学雄浑、清丽的发展基调。作品中所表达的恋情与无常、自然、羁旅等主题也成为了日本文学中古往今来反复吟唱的情感。

　　本文选自《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一书的110-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