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的就是心跳2

曾泳春 

       三周前我参加了一个小聚会，是我三年半前参加的一个市委党校留学回国人员学习班的同学聚会。当时我们二十多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同学在党校封闭学习了一星期，后来就没联系了。但同学情蛰伏在那里，因此三年后又相聚了，虽然到场的人不多，并且彼此并不太熟悉，连名字和人都对不上号。

    大家聊着聊着，气氛逐渐融洽起来了。这个学习班并不只是针对通常意义的海归学者，倒是回国创业的同学占了很大比例，因而谈话内容远比“从哪个学校出来到哪个学校或研究所去”有趣得多。这个班年龄最大的同学叫于刚，是赫赫有名的“1号店”的董事长，有意思的是，于刚其实是物理出身，在美国获得了faculty后才回国创业的，创办了“1号店”，本该成为物理教授的他从此成了商人。这是已经成功了的同学之一。有几个同学是三年前我们在党校相遇时才刚刚开始创业的，如今聊起各自事业上的艰辛和进步，越聊越有趣，很不熟悉的一小群人竟然变得熟识起来。晓燕是班里最小的女生，从荷兰留学回来后迷上了花，在学习班里发言说立志要建属于自己的花园。三年过去了，她没有建成花园，却建了一个养老院。聊起她曾经的志向，我们鼓励她将养老院和花园一起做成事业。

    聚会进行了大半，一直比较沉默并且似乎愁眉不展的上海生科院的应同学突然提起兴致讲话了。应同学谈了好久自己的压力，说回国7年来做得不好，实验室开得艰难，几近要关闭。桌上的几个前辈就说：是不是眼光太高，憋着发CNS呀！应同学说，他的目标不是一定要发CNS，但自己认为不做出点有意义的工作就不想发文章，因此相比于优秀的同行，他的文章不算多。而学生也被他spoil了，只要心中有了目标，就不管不顾地猛做，有的学生甚至做了5、6年还欲罢不能。但基础研究太难了，设定的目标究竟能得出什么结果，谁也无法预测。所以这是一条不该计算产出的路，但不计算产出，就不会有资助，没人会无条件地资助他和他的学生这么做下去。这是他觉得压力很大的原因。

    我们听了都有些敬仰——这才是真想做科学的人。但敬仰归敬仰，看着应同学苍白的脸，前辈们给他指出两条路：要么不要那么清高，多发点文章；要么做点应用开发，赚点钱；总之不能死扛着基础研究，只有那些极其好命的有人照应着不愁经费的才有可能如此清高地做科学。应同学断然否定了做应用，他说他就是PhD，做的是最接近哲学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去做应用。虽然他说得清高了点，但我理解他的意思，做科学和做应用是两种思维方式，对一心沉浸在科学里的人来说，去做应用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不能接受。而对于发文章，他也不想因为目标的改变而改变，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发文章。应同学说起另一个中科院的学者，十年了没发什么文章，只能关掉自己的实验室，寄养在别人的团队里，还是满腔激情地做着，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应同学说：我也就只敢想做出点什么，人家脑子里想的是诺贝尔奖，我很敬佩他。

    听了应同学的这一席话，我有些吃惊，我没有料到在这样的聚会上能遇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时代里显得孤傲而清高。这时应同学忽然红着脸有些腼腆地说：不过我刚刚从困境里走出来了，因为拿到了今年的杰青，实验室又可以开下去了，学生也能继续被spoil，可以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潜心做他们自己认为的最接近哲学的科学了。

    听到这里，我们一桌人顿时如释重负，忍不住鼓起掌来。也许相比于其他杰出青年，应同学没有显出如别人那样的意气风发，但我却觉得他内心的精神如此昂扬，只为了可以“做出点什么”这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