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概念的溯源

“污名”(Stigma)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是刻在或烙在身体上的表示某人不受欢迎、道德败坏或行为缺陷的标记（如奴隶，叛徒等）。随后，该词汇的内涵逐渐得到了丰富，包含了所有知觉到或推断出的偏离社会正常情况的特征或符号。20世纪60年代，学者Goffman正式将污名的概念引入到心理学研究领域。以此为起点，在近50年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从不同的视角对污名的概念进行了修订、完善或者重新定义。更新后的污名概念已经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场合的研究，包括精神病、艾滋病、同性恋、肥胖、贫穷、吸毒、种族、宗教、智力低下（迟缓）、癫痫病、麻风病、银屑病等多种群体污名。

早期概念

1963年，Goffman最早提出了污名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欢迎的特征，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污名使被污名者在他人眼中由“完美、有用的人”变为“有污点的、没有价值的个体”，使其无法充分获得社会接纳。虽然Goffman对污名概念的界定对于当前的多数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是几乎所有的污名研究者在回顾相关文献时，都不会忽略Goffman及他提出的污名概念。也许Goffman的污名概念价值不在于概念本身，而是在于它的纪元意义，因为以此为起点，它开创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并未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Goffman之后，又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污名定义，如Jones等认为污名是代表所有被知觉为或推断为偏离社会正常情形的标记或特征，它可以将个体与不受欢迎的消极特征（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Stafford和Scott将污名理解成个体所具有的与社会群体规范（个体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适当的行为）相抵制的属性特征，等等。

污名概念的发展

随着污名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污名的界定也逐渐变得更加科学和完善。Crocker, Major和Steele强调被污名的个体所具有的（或者相信拥有）某种消极品质或者不受欢迎的性格特征，能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标示出个体丧失了部分价值的社会身份。污名化的特征是与外表（如身体上的缺陷）、行为（如虐待儿童）或者群体身份（如非裔美国人）联系在一起。并且，他进一步提出污名是特定关系和特定情境的产物，并不存在于个人，而是存在于社会情境中。Corrigan将污名的概念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概念。公众污名是指社会公众对某些特定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自我污名是认同公众污名产生之后被污名者出现的自我评价降低和自我效能减弱的现象。

与这些学者的视角不同，Kurzban等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个污名的定义。他们认为，为了避免潜在的缺陷伴随群体生存，人们已经进化了认知适应能力，允许他们将具有（或者相信具有）某些特定特征的人排斥到他们的群体之外，即污名化。这些认知能力为人们避免结交卑劣的社会伙伴、加入合作性的团体（目的是为了群体间的竞争和剥夺）、回避与带有群体寄生特征的个体接触提供了可能。所以，污名化是人们为了种族生存长期进化的必然结果。

尽管后来的污名定义已经比较深入，但是也有着很多的不足，如过于强调了污名发生情境性和理解视角的独特性（如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污名），造成污名的定义缺乏普适性；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不足是不够科学和严谨，忽视了影响个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过程。

鉴于这些局限，Link等人从存在要素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污名化的概念。他们认为，当下面五个相关的成分同时出现时，污名就存在了：第一，人们区分并标签人类的差异；第二，主流文化的观念将被标签人与不受欢迎的特征（即消极的刻板印象）相联系；第三，主流群体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从“他们”中分离出来，将被标签的人置于独特的类别中；第四，被标签的人经历着不公平的处境，丧失了地位并遭到了歧视；最后，被污名的程度完全视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可得性而定，只有一个群体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左右公众对另一个群体态度的时候，污名才会存在。因此，“污名是指在一个允许污名各种成分显露的社会情景中，贴标签，刻板印象，地位丧失和歧视同时发生的情况。”这一定义克服了以往关于污名定义的种种不足，清晰地指出了污名现象中包括的各种群体以及他们的地位和关系，并考虑到了社会文化在污名发生中的作用，使人们对污名的理解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结合以往学者提出的污名和污名化的概念，我们认为污名化是指由于拥有的不受社会欢迎的身份特征，个体在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声誉（或地位）和社会价值，并因此被贴上消极标签、消极刻板化、地位丧失、遭到歧视和排斥的过程。

污名形成的原因

功能主义视角的解释

功能主义视角的观点认为污名对污名施予者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可以提升他们的自尊，增强群体认同，合理化所具有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缓解焦虑和增加控制感等等。Turner认为污名化是一个为了突出自己心理上的优势地位而对他人进行毁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污名化是为维持高自尊或者积极社会认同的需要而诋毁他人的特殊形式的社会比较；与此相类似，Major等认为人们可通过污名化或贬低他人来提升个人自尊。通过与不如自己的人相比，可以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进而提升自尊。因此，社会文化主流群体成员的存在会因被污名者的存在而在心理上获益。Crocker和Major对污名功能进行了总结，认为污名他人具有以下几种功能：①提升自尊心，获得个人的优越感；②增强对自己群体的认同感；③增强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合理化认识。

制度合理化

制度合理化的视角则强调要在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中理解污名形成的原因。Sidanius和Pratto主张，为了减少群体间的冲突，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不平等地位必须被合理化。基于此，制度合理化理论认为污名可以合理化社会中处于不同水平群体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地位高的人通过污名化地位低的人来证明他们所具有优势的合理性，使外界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丰富资源）是理所应当的，进一步表明能够使部分人获益的社会体系也是公正的。也就是说，该理论视角强调污名化是由社会背景创造的，且社会背景允许并维持了污名化的态度和行为，对于社会文化主流群体成员而言,他们只是按照社会规范去行为和做出反应而已。

生物文化视角

生物文化视角相信污名化是生存和繁衍的必要策略和手段。Neuberg等认为什么人类所具有的某些属性被污名化存在跨文化的共性。人们对其他群体成员施加污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物文化需要——在有效的群体中生活。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为了使群体生活环境适应生存和基因遗传，人类必须努力减少群体内部的威胁。于是，人们需要一种能鉴别出那些危害群体或妨碍群体功能发挥的个体的有效机制，将这些人贴上适当的标签，提示其他群体成员防备这些人从群体中获益，必要时将这些人从群体中分离出去。污名就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一种机制。因此，污名化是一种生存和繁衍的策略，是主流群体为给基因传递创造更好条件而导致的“歧视”倾向。

这些理论在解释污名发生原因时各有各的优势和局限，如功能主义视角的理论在大多数情境中都能有效解释污名发生的原因，但是它不能预测人们依据哪些特性来对他人实施污名，不能解释污名内容跨文化、历史、甚至物种的相似性，也不能说明人们对待受污名个体的方式的差异等等。生物文化观点可以很好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和对他人施加污名，但是却缺乏有力的资料支持，有待继续发展。

环境对被污名者的影响

社交环境中的情境线索对被污名者有着重要影响。Inzlicht和Good用威胁性情境(threatening environment）这一术语来描述存在某些线索的社交情境对被污名者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特殊的社会身份特征，在威胁性情境中被污名者会怀疑自己是否遭遇到了被污名化，是否遭遇了歧视和身份贬损。在这样的情境中，个体被迫思考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特征及与这些特征相联系的不被社会认可或被边缘化的消极刻板印象。对于被污名者而言，暗示存在这些刻板印象的任何情境线索都将会强化社会身份的显著性，启动消极刻板印象，进而增加区别感、自我意识、对偏见的警觉性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一旦被污名者在威胁性的情境中思考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能够导致一系列的低成就事件，引发遭遇拒绝的感觉以及对取得消极结果时产生的特定情感等。

Aronson 和Spencer认为，威胁性的情境可能是通过刻板印象威胁的动机现象影响到被污名个体的各种行为表现的。他们认为刻板印象威胁是指处于可能存在消极刻板印象的情境中时，被污名个体知觉到的不舒服的感觉。在知觉到刻板印象威胁时，由于相信其他人对自己持有消极刻板印象，被污名者的心理唤醒增强，焦虑水平提高。特定社会情境通过刻板印象威胁对被污名者的行为表现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文由李文超摘编自张宝山著《校园中的污名效应：“学习不良”对青少年的影响》（2015年12月第一版），内容略有删节改动。

ISBN：978-7-03-046672-3

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与群体相关的污名对被污名者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当前中小学校园中，由于学习成绩仍然是评价学生的一个关键指标，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或多或少都会被“差别性”对待，“学习不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污名化。

《校园中的污名效应：“学习不良”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污名对学习不良少年的效应为主题，检验了青少年对学习不良学生的态度和学习不良少年污名化知觉的特点，系统地探讨了“学习不良”相关污名的特征和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学习不良青少年通过隐匿学习成绩应对污名的心理过程，对提升青少年学习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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