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完成的研究工作的影响力较大。Zuckerman（1967）发现，自1901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的75年中，286位获奖者中2/3的科学家是与人合作而获奖的。以2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人合作而获奖的学者，第一个25年为41％，第二个25年上升为65％，第三个25年竟达到了79％。

Azoulay等（2013）认为，获奖者的研究贡献和影响力被高估了。这是因为获奖者在学术方面的特权往往是被隐性传递的，如最新的实验室设备、研究数据等核心资源的优先访问权，这使得我们在对比获奖者和未获奖者的学术贡献时，无法真正做到条件持平，因而会夸大获奖者的学术贡献。

笔者认为，Azoulay等（2013）的研究工作从侧面论证了Zuckerman（1967）的某些观点。获奖者除了提供高质量的科学知识交换的平台之外，还能吸引高威望的学者前来合作，从而使得获奖者能在学术圈获得更高的认可度。这使得获奖者与其合作者所形成的网络，以一种积极的态势不断反馈循环优势、威望和吸引力。

一个人走，可能走得快；一群人走，可能走得远。Wagner（2015）发现，高质量的合作才能保证研究工作的影响力大，相对于未获奖者，获奖者发表论文的总数较少，但平均引用率较高；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获奖者的合作者数量较少，但是与合作者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或许是因为频繁更换合作对象的成本相对较高，磨合需要时间，等等。因此，对于一些雄心勃勃的学者而言，若要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应该多与获奖者合作，且还要与获奖者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里，合作比竞争更重要。Wuchty等（2007）统计发现，多作者的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艺术与人文和专利领域，个人署名的论文很难比团体署名的论文具有更大的影响力。Jones等（2008）发现，相对于校内合作，顶级学校间的合作往往会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优势。例如，两位均来自哈佛大学的学者，其合作论文所产生的影响力往往比两位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写出的论文影响力小。

与实力相当的人合作

一般而言，在学术界，一位学者要找合作者，实力相当的学者间的合作更有可能发生。这类似于在婚配市场中，一个人寻觅心仪的恋爱对象，门当户对的两个人有更大的可能性走向婚姻的殿堂。不过，婚姻中的门当户对多是指双方的家庭背景，与双方自身的才华、教育背景等不甚相关；而学术研究中的门当户对多是指双方具有相当的学识、兴趣、见闻等。

其实，学者之间的合作动机是彼此欣赏，除了表现为“门当户对”般的形式之外，还有可能表现为能够与高水平学者合作，或与年轻学生合作。若合作双方的水平悬殊，就不大可能合作得起来。笔者在跟随刘乐行同学学习打羽毛球的初级阶段，曾请刘乐行同学无需手下留情，和笔者打一局比赛，在开局之前，他提醒笔者双方之间打不起来，一局结束后，笔者没有赢得一个球。笔者不得不承认，水平悬殊，是没有办法打比赛的。这样的经历也提醒笔者，在寻求合作者时，勿试图去和研究水平差距过大的学者合作，这样做对双方都是负责的行为。

然而，每个人的性格和兴趣爱好并不总是一样，所以一个人不可能被所有的人喜欢。因此，需要留心哪些人的工作方式、性格和兴趣是自己所喜欢的，然后可以花时间去培养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加强合作。

笔者的一位朋友言及，与合作者一起工作时，自己的长处在于：建立模型、解决模型，并搭建一个讲故事的框架。合作者的长处在于：发现和寻找一个有趣的问题，依据数理结论，细致而有逻辑性地写出管理直觉解释。与此同时，自己与合作者的研究品位需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持有相同的观点，知道研究工作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被期刊接受，了解什么样的研究结论是一篇文章的卖点。

与高水平学者合作

跨校合作可能遵从最强伴侣模式而不是弱合作模式，如此一来，研究合作中地理距离的重要性降低，社会距离却越来越重要。因此，学者在选择学术研究合作伙伴时，除了要加强与来自顶级学校的学者合作之外，也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以求能使合作的效果最大化。

关系是红薯，熟了就软，不熟就硬。若实在是仰慕学术大家，但又苦于没有能够与之携手合作的题目，或与之关系太远，这时通过与学术大家做学术邻居的方式，譬如，能够与学术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办公，也能够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Cornerston公司与哈佛大学的学者研究了职场上两个员工之间的办公距离对员工各项业绩指标（如生产率、生产质量）的影响。其用“溢出”衡量办公室邻居对员工业绩的影响，将员工分为三种类型：高产员工，任务完成得快但缺乏质量；高质员工，任务完成的质量高但速度慢；通才，介于两者之间，任务完成的质量和速度均适中。

研究表明，邻居对一个员工的业绩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就数量来说，假设你现在的邻居是一个业绩平平的人，如果把这个邻居换成一名产出率是你的两倍的高产员工，那么你的产出率将提高约10%。如果高质员工与高产员工互为邻居，那么高质员工会试图赶上高产员工的速度，而高产员工则试图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作为一个整体，其产出率将增加13%，质量则提升17%。如果两名高产员工互为邻居，或两名高质员工互为邻居，则不会相互影响。这是因为只有不同专长的员工互为邻居，才会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优势。如果两名低产员工互为邻居，或两名低质员工互为邻居，那么其中之一被除名的概率将增加27%。

这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家大型科技企业的2000余位员工，他们的工作性质与学者有一定可比性，因此有理由推测：如果我们想增加论文数量，最好的办法是坐到每年发几十篇论文的高产作者的隔壁或邻桌；如果我们想在论文质量上有突破，那么论文高手的隔壁或邻桌有着最好的风水。

对于高手而言，可以打消“同流合污”的顾虑，因为与菜鸟为邻，尽管受益的是菜鸟，但高手本身也没有损失。也就是说，溢出效应有单向性，如果小联和小杰有相同的价值追求，例如，都爱论文、都要写论文，那么在某个指标（数量或质量）上，高水平的会拉动低水平的，而低水平的对高水平的几乎没影响。

依笔者之见，合作者是自然形成的，不用勉强去寻找。能找到能力强、声名扬的学术大家处处提携自然是好的，但年轻学者既无把握与之合作，不如先蓄势待发，与志同道合者先合作，待小有成果时再接触更广阔的资源，开拓更新颖的研究思路。当学者自身能独当一面时，自然也可与年轻的新入行成员合作，为团队增添活力与创造性。

与学生合作

与学生一起工作，他们提出的问题会使学者时刻保持警觉性。Hayward等（2017）采访了30名指导过本科生做科研的研究生、博士后和教师。尽管一些人承认他们指导本科生做科研的主要动机带有某种功利性，如这样做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可让他们在申请另一份工作的简历中“指导”一栏不留空白。然而，绝大多数学者特别是有经验的学者，普遍对过程充满激情，且更可能津津乐道它的“内在”好处，例如，学生对研究充满活力的贡献，或改进了他们大学的科研文化。学生迫使学者解释并阐明教授在做什么，若学者每次都能将看似复杂的研究选题简洁地表达给学生，那么这对学生和学者而言都是双赢的。

与学生合作可能会浪费学者的宝贵科研精力。学者请学生参与科研并不是没有异议，这些举动或许是一个展示闪亮的新建筑或最新的教育热潮的公关噱头，忽视了研究技能来之不易的事实。

依笔者理解，教授与学生合作是否能够双赢，一方面要看学生的能力是否能够满足教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看教授是否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愿意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项目中。

性别影响合作

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对于男性，女性面临着更多来自家庭、事业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过程中，如何维护一种良好的与同行、学生的合作关系，或许值得女性学者仔细思考。陈方若教授感叹，就像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男性与女性合力完成，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不能发生在一个只有男性学者的“和尚庙”里，女性学者也需要参与到这个学科的发展中，与此同时，女性学者又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因而，在他创办的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程协会的平台上，自2016年始，每年开办女性学者午餐会，特邀多位女性嘉宾与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的女性学者一起分享她们的观点与经验，这样的非正式交流场合或有助于女性学者之间的沟通与学习，并维护一个适宜的学术合作网络。

不得不承认，目前女性在学术领域的网络关系、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Zeng等（2016）的研究发现，较之男性，女性学者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明显拥有较少的合作者，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女性较短的职业生涯来解释。相比于男性学者，女性学者能更好地在团队中起到协调作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团队资源，并且女性学者更愿意给合作者相同的合作机会，与合作者重复合作的概率也低于男性学者。但是，由于女性学者进入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时间远远迟于男性学者，且出于对工作与生活的妥协，大多数女性研究者的职业生涯时间短于男性学者，获得项目资金和加入大规模研究团队的概率要大大低于男性学者，追求学术成就也会带来更多的职业风险，进而女性学者的合作者数量明显少于男性学者。

无论单独出版还是合作撰写著作，男性学者均可获得相应水平的认可，但女性学者在与男性学者合作的项目中却无法得到相应的学术方面的认可。Sarsons（2017）认为，部分原因是女性学者遭受着无意识偏见，这种偏见仅仅是因为性别差异，而更加具体的性别不公还体现在很少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在管理者及导师层面，女性的代表人数明显不足。

态度影响合作

对于学者或学生而言，无论是与高水平学者合作也好，还是与低水平学者合作也罢，双方的共同目标都是完成对某项研究选题的探索，回应自己的好奇心。既然是这样，为何又会出现一些不如人所愿的合作关系和结果呢？或有部分原因是一些学者在对待研究选题和合作者时，还需要再自信、谦逊一些。

与高水平学者合作，需要的是自信。笔者在有限的几次与高水平学者合作过程中，不仅少了一些自信，还采取了保守的自我防卫姿态，从而丧失了学习与提升自己的机会。类似的经历，笔者在羽毛球运动训练中，也反复地体会着，通过与高水平运动员的竞争磨炼自己，认清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缺陷，同时保持对自己的信心。借助于羽毛球运动的训练，笔者获得了面对高水平学者的开放心态，这让笔者步入了学术人生的新阶段。笔者的这些往昔的苦涩体会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都要归功于岁月的奖赏。

与低水平学者合作，需要的是谦逊与开放的心态。人生的最高智慧是不知，学识越广博的学者越是了解到有太多的不解之谜，越能够体会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然而，由于人性中的傲慢根深蒂固，只有极少数顶级学者能够领悟到这一点，而这些极少数学者往往会取得巨大成就。笔者曾请教宋京生教授：如何能够带出一批批进入学术界工作的优秀博士生？宋京生教授甚是客气地回应，主要是学生自身要很优秀。依笔者请教宋京生教授学术问题的经历，她对任何一个不知的、引发自己好奇心的学术问题，都抱着一颗初心，总是认真地听笔者进行表述，并提出各种质疑和寻求各种解释。笔者也曾请教朱丽娜编辑是如何帮助作者高效率、高质量地出书的，她回应，出书涉及书稿作者、文字编辑、排版员、印刷人员、校对员、发行员等多个流程的负责人，在每个工作环节，她都会虚心地请教各个流程的负责人，与之保持准确、密切的沟通，从而保质、保量地完成图书的出版和发行。依笔者的理解，无论是学术领域的学术大家还是出版领域的年轻新秀，她们能够取得异于常人的成就，一部分原因是要归功于自我的谦逊与开放心态。

君子之交淡如水。合作者不是实用品，而是一种奢侈品，一旦拥有，精神上的满足感更重要。

进一步，真正自信、谦逊的学者也就担当得起君子、绅士这样的“虚名”。李纾（2016）说，真君子、真绅士一定不只在乎自己是否活得好，而须在乎别人是否也活得好。所以，不咄咄逼人，不制造“陪衬人”，是作为绅士或君子的最起码的标准。笔者心目中理想的合作者也是如此。

本文摘编自李娟著《学术的阶梯：师生相处之道与学术研究入门》一书，有删改。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学术的阶梯：师生相处之道与学术研究入门

李娟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7-03-055928-9

责任编辑：朱丽娜　高丽丽

《学术的阶梯：师生相处之道与学术研究入门》以诚朴的笔触勾勒出学者创造研究成果的漫长艰辛却又沉迷其中自得其乐的过程。本书适合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在读学生、高校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对相关问题感兴趣且善于思考的人士阅读。

 （本期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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