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在年轻人笔下或是寻常开篇，于我这杖国老者而言，却是一种真切的感受。七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儿时记忆犹新，转眼已至古稀之年。回望来路，有蹉跎，有遗憾，有过欢乐，也有过悲伤，错失了许多的机遇，也得到过幸运之神的眷顾。

50后的我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四、五岁的我，就有过饿肚子的经历。记得是一天在午饭前，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和妹妹那天中午就没有吃饱饭。我的学习阶段也是不完整的。我是1963年开始上小学的。小学三年级起，赶一段特殊的时期，全国的教育环境都不正常，学工，学农，正常的教育次序被打乱，最后稀里糊涂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的“知青”，又做了三年的工人，幸遇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又考上了研究生，进入科学院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见证了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追赶先进的过程。

个人命运随着国家命运的改变而改变，能够把握时机，改变命运则是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在人生的转折点把握机遇。

我属于资质平庸但听话、能吃苦、爱学习，还算自律的孩子。

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成为知识青年，插队到了富民县款庄公社可乐村。在农村的时候，我坚持每天出工，听从生产队的安排，挖地、挑粪、插秧、打谷子，干过各种农活，甚至是那种超出我体力的农活。我曾经和社员们一起去送过公粮，我挑着60公斤的稻谷，走了3公里的路程，把公粮送到了公社粮站。在农村的第一年，我被评为半劳力，每天工分8分，一年下来挣了1800分，扣除口粮款后，还分到了少许现款，说起来这应该是我的第一份工资。第二年生产队看我踏实肯干，把我的工分调到了9分（男社员的最高工分是10分）。这一年我挣了3200分工分。由于第二年我离开了农村，不需要扣口粮款，我分到了128元钱（当年我在的生产队，10个工分的分值才4毛钱）。我用这笔钱加上父母的补贴，买了我的第一辆车——永久牌自行车。

1975年10月经社员推荐，我被分配到了云南省粮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学徒工。当地知青回城，是要靠社员推荐的。那一年，我们村有一个名额，社员们一致推荐了我，我虽然力气不大，但在知青中是干活最踏实的。

当时的工厂生产秩序并不正规，分到工厂后，我们马上被派到工厂的农场劳动，我在那里喂了10个月的猪。在农场喂猪原来也不是我的活儿，原先负责喂猪的那位工友，工作不太上心，把猪饿得整天嗷嗷叫。有一次他休假，农场负责人让我顶一个星期的班，大家发现我顶班的那个星期，猪安静不再嗷嗷叫，从此喂猪这个活儿就交给了我。

1976年10月，我们回到工厂，我被分配到了装配车间，工种是钳工。到工厂后，我打算努力学习技术，安心做一名好工人。钳工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工种，这种工作需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我记得师傅说过，技术是否入门的第一个考验是能用一块铁皮配出一把钥匙。有一次一个同事要配一把钥匙，我自告奋勇帮忙。我找来一块合适的铁皮，用锉刀和锯子，配好了钥匙。当同事用我配的钥匙打开门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在农村和工厂这五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树立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态度，培养了面对困难不低头、不退缩的品质，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这些算是在农村和工厂五年的收获吧。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对于我应对高考和在后来的科研生涯中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1977年的夏秋之际，传出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有上大学的希望，担心的是从小学到高中，我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许多课程比如物理的力学，数学的立体几何甚至是一片空白。1977年10月初，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相关文件，做出了恢复高考的正式决定。我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随即也投入到复习备考中。那个时候与其说是备考，不如说是开始自学中学的课程。那个时候连中学的教科书都找不到，我还借过手抄本的教材。有一次听说新华书店要卖一批1966年以前出版的教材，我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才买到几本教材。

1977年12月，我在仓促中走上了考场，距离恢复高考的通知发布，才一个多月，备考时间少得可怜。语文和政治还好，至少都能答出来。理科数学、理化就是尽力而为了。出了考场，自己觉得希望不大，不曾想居然过了线，参加了体检。后来得知那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最终仅录取27.3万人，录取率约4.8%。那一年我虽然未被录取，但是增强了极大的信心。从知道未被录取的那一刻起，我便重新投入复习备考。那个时候，虽然在厂里上班并不正常，去不去车间似乎也没人管，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到厂里上班，厂里的师傅对我也比较照顾，只要干完了活，就让我去宿舍复习。在大半年的复习时间里，我自学了不少高中课程，补上了诸多知识空白。那几本排长队买回来的高中教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当年物理的最后一道试题是：一根铁棒自由落地切割磁力线，要计算产生的阻力。这道题在我排队买来的《高中物理》中有，只不过在课本中是从斜面下降，先要通过勾股定理计算斜面的长度，而高考试题中更简单一些，直接省去了这个步骤。这是一道15分的大题，我肯定是答对了，在考试的几门功课中，我的物理最差，做出了这道题，给我的物理增加了不少分吧。1978年，理科考的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外语成绩作为参考不计入高考总分。那一年我考了320分，其中英语只得了21分，那21分是选择题统一选A得到的。1978年的10月，我被录取到了云南大学生物系。

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也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要敢于挑战自我。在高考前，大学那道门槛对我来说是高不可及的，当时我就是抱着“拼一把、不留遗憾”的心态去复习备考的，内心对考上大学不敢有奢望。能打硬仗的球队，才有可能斩获冠军；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场硬仗，敢于打硬仗的人生，才不会留下遗憾。

1978年大学里的学习氛围真好。那个时候学校教室晚上10点熄灯，我们的教室在会泽院，会泽院的二楼是学校的行政办公楼，晚上是不熄灯的。每天晚上我们的教室都挤满了看书学习的同学。一大早的校园，到处书声朗朗，图书馆的借书处总是排着长队。77、78级的同学都深知这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个个格外珍惜。这里说我们班上的两个例子：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作为77、78级大学生，因为十年动乱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在最佳受教育的年纪没能系统学习知识，英语普遍都不好，单词量太少，上英语课特别吃力。英语老师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背500个英语单词，经历过文化断裂年代的我们带着“知识饥渴症”，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两个星期后，包括那些已经年过30的同学在内，所有人都背下了这500个英语单词。大学三年级即将要上植物分类学的课程，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植物，大家为了上好这门课程，暑假结伴住到昆明西山，提前去认识山上的植物，还请来老师指导（那个时候的大学老师也是真负责）。听说现在大学有挂科的，我是大惑不解。我们那个时候不要说挂科，就是考个6、70分都会感到羞愧难当。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研究生，开始了我科学研究的生涯。人的一生，是由无数个偶然、一次次选择，塑造出了今日的模样。考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生物系，那个时候我对生物系知之甚少。当时选择生物系的重要原因是听了我们工厂里一位哈军工毕业的老大学生的建议，他说生物学是未来最有前途的学科，其次，相较于数理化，生物学是当时的冷门，选择冷门专业的话，录取的几率要高一些。我报考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生时，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块化石。我后来的硕士生导师郭双兴教授，通过云大的老师牵线宣传，希望招收一名植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知道后便动了心，而我内心的驱动力不是对古生物学的向往，而是要去看看不同地方的念头。我生长在昆明，一直没有离开过昆明，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