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资源环境政策智库，其涉水研究历经四十余年演进，实现了从传统淡水资源数量评价向水风险量化评估、水安全治理、水韧性建设的范式转型，Aqueduct是其标志性技术成果。Aqueduct整合全球水文模型、遥感观测与社会经济数据集，构建多维度水风险指标工具集，实现复杂水文信息向政府、企业、投资机构可使用决策指标的转化，迭代至Aqueduct 4.0版本后，结合CMIP6气候情景完成中长期水风险预测。WRI在长江、黄河、宁夏等地开展本土化实证研究，验证全球框架适配中国流域的可行性。本文系统梳理WRI涉水思想演化脉络，解析Aqueduct技术体系架构与内在局限，对比WRI水风险治理逻辑与我国“四水四定”、水资源刚性约束、国家水网、数字孪生水利等制度实践。研究表明，我国不宜直接复制Aqueduct全球模型，应当立足国内水文监测与流域管理基础，构建本土水风险评价体系，完善水资源承载力评估，推进水‑能‑粮‑生态‑碳协同耦合治理，搭建水安全韧性治理框架，推动我国水治理由单一资源管理迈向多主体、跨系统的现代化水安全治理。

关键词：世界资源研究所WRI；Aqueduct；水风险；水安全；水韧性；水治理现代化

一、引言

20世纪水资源科学的核心命题聚焦于区域水资源禀赋核算，核心回答“一个地区拥有多少水资源”，衍生出水资源量评价、水文计算、供需平衡分析、水利工程规划、防洪供水调度等一整套传统水利技术体系。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人类高强度开发改变了水问题的表现形态：部分区域水资源总量尚可，但受年内年际分配失衡、水质污染、基础设施短板、治理能力约束，依然爆发严重水危机；企业经营风险也会因供应链所处流域缺水而放大。这说明水危机已经不单纯是自然资源禀赋问题，而是融合经济、生态、社会、制度安全的系统性复杂议题。

在此时代背景下，WRI逐步构建起一套从水资源、淡水生态系统、水风险、水安全到水韧性的完整知识体系。Aqueduct水风险评估工具将抽象水文数据转化为可操作风险指标，成为全球水治理范式转型的代表性实践。梳理WRI涉水思想演进，剖析Aqueduct的技术优势与固有缺陷，结合我国水治理制度现实开展比较研究，对推进中国水治理现代化具备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WRI涉水思想的演进脉络

WRI成立于1982年，四十余年涉水研究并非零散项目叠加，而是完整的认知迭代过程，演进路径为全球水资源评价→淡水生态系统评价→水风险评价→水安全治理→水韧性建设，同步拓展企业水管理与数字化动态监测。

2.1 起步阶段：全球资源视角下的水资源认知（1982‑2000）

WRI早期以全球自然资源综合评价为主要方向，在《World Resources》系列报告中将淡水纳入全球资源框架，关注跨境流域的上下游影响、水价机制、饮水卫生等议题，意识到水资源具备显著的流域整体性、跨行政区溢出效应，奠定“流域情境（catchment context）”的思想基础。

1990年代，WRI将人口、经济发展与水资源耦合，不再局限于测算水资源储量，转而探讨水资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2000年《全球生态系统试点分析：淡水生态系统》发布，实现第一次关键范式跃迁：将河湖湿地不再视作单纯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而是具备完整结构与服务功能的淡水生态系统，研究重点转向人类活动对水文过程、生态服务供给能力的扰动，完成从“水资源”向“淡水生态系统”的认知升级。

2.2 拓展阶段：生态系统服务与水量‑水质综合框架（2000‑2010）

承接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成果，WRI大力推广生态系统服务理念，将供水、洪水调蓄、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统一纳入分析框架。研究提出水利工程具备多元正负效应，水坝可以提升灌溉、发电能力，但同时扰动河流生态与渔业资源，政策决策不能仅核算工程供水收益，必须评估工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损益，为后续自然基础设施（Nature‑based Solutions）理论埋下伏笔。

2008‑2010年，WRI重点攻关全球水质问题，聚焦农业面源污染、氮磷富营养化、近海缺氧，搭建“污染源‑水质‑经济活动‑政策‑市场工具”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研究偏重水量的局限，形成水量+水质+生态系统三位一体综合视角。

2.3 范式转折：水风险理念诞生与Aqueduct迭代升级（2010‑2023）

传统水文成果专业性强、数据源分散、跨区域可比性弱，难以直接支撑政府政策、企业投资、金融机构决策，WRI启动Aqueduct项目，核心目标是把复杂水文信息转化为面向决策者的水风险指标。水风险不再等于简单供需差或者人均水资源量，而是供给、需求、气候变率、水质、洪旱灾害多因子耦合结果：Water\Risk = f(Supply, Demand, Variability, Quality, Flood, Drought,\cdots)。

Aqueduct经历多版本迭代：早期1.0‑2.1版本选取长江、黄河、湄公河开展流域试点，长江流域设置14项指标直接参与全球框架打磨，证明Aqueduct并非直接复制欧美模型，而是多流域迭代的产物；2015年Aqueduct2.1明确提出“面向决策的水风险指标”定位，自我界定为区域筛查工具，而非精准灾害损失预测模型；2019年Aqueduct3.0整合地表水‑地下水、现状‑预测、年‑月多时间尺度，实现静态水资源评价向动态水风险评价转型；2023年Aqueduct4.0引入PCR‑GLOBWB2全球水文模型，依托CMIP6多套气候情景，完成2030、2050、2080多情景预测，包含13项年度基准指标、3项月尺度指标、6项未来预测指标，成长为全球数字化水风险基础设施。

Aqueduct形成四大核心工具矩阵：①Water Risk Atlas，识别流域水风险空间分布；②Country Rankings，子流域数据加权聚合至国家、省级单元，开展区域横向对比；③Aqueduct Food，搭建水‑农业‑粮食安全关联链条；④Aqueduct Floods，评估河流与沿海洪水，开展防洪投入成本‑效益分析。

2.4 深化拓展：水安全、水韧性、多主体治理与数字化监测（2018‑至今）

2.4.1 从水风险走向水安全

WRI提出关键命题，有水不等于水安全（Water Availability≠Water Security）。水安全包含五维内涵：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供水可靠性、经济可负担性、社会治理能力，将社会制度、运维能力纳入评价体系，突破传统水资源安全只关注水量水质的局限。WRI进一步建立水‑和平‑安全伙伴关系，指出缺水本身不直接触发冲突，但水风险叠加贫困、治理失效、基础设施短板会放大社会不稳定风险，将水议题拓展到外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交叉领域。

2.4.2 从水安全升级到水韧性

水安全侧重规避危机，水韧性（Water Resilience）重点研究冲击发生后系统抵御、适应、恢复、转型能力。韧性水系统需要多水源配置、调蓄储备、再生水利用、预警应急、跨区域调度等多重能力。同时WRI大力倡导灰色工程与绿色生态协同，森林、湿地、河漫滩作为自然基础设施，和水库、堤防等传统水利工程共同构成水安全基础设施体系。

2.4.3 企业水治理与动态遥感监测

WRI推动水风险进入企业经营风险管理范畴，倡导基于流域实际情境（Context‑based）制定企业水目标，丰水流域与缺水流域等量节水的公共价值并不等同。2025年发布水量收益核算VWBA2.0、水质收益核算指南，治理重心从统计节水量转向核算项目实际产生的水资源改善效益。Global Water Watch项目融合卫星遥感、AI云计算，实现水库、河流水量近实时动态监测，构建“模型预测‑遥感监测‑预警‑决策”闭环数字化链条。

至此WRI形成八大涉水项目矩阵，覆盖全球水风险制图、粮食关联、洪水评估、水与社会冲突、城市水韧性、卫星动态监测、企业水管家等完整领域。

三、WRI在中国的实践：全球框架的本土化尝试

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是Aqueduct早期重要试验场，两大流域复杂的水资源压力特征为全球指标构建提供实践样本。后续WRI开展多项本土化研究：2017年利用国内300余个地级行政区取水数据，重新校准全国水压力评估；2016年宁夏水压力研究剖析煤炭高耗水产业和区域水资源约束关系，和我国“以水定产”理念逻辑高度契合。

WRI的水风险治理思路和我国“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具备内在一致性，二者共同逻辑是：水资源禀赋+用水需求+水风险+生态约束，共同划定社会经济发展边界。但Aqueduct属于全球尺度工具，国内拥有密度更高水文站网、完整流域管理体系、地下水监测网络、河湖长制、国家水网工程体系，不适合直接照搬，应当借鉴其治理逻辑，依托本土数据构建精度更高的评价工具。

四、Aqueduct体系的局限性

WRI自身文档明确说明Aqueduct定位是优先区域筛查工具，不能替代流域精细化规划，主要局限体现在五个方面：

1. 全球模型空间分辨率约束：全球尺度模型无法替代地方高精度水文观测资料，局域尺度误差不可忽视；

2. 全球数据不均衡：不同国家监测基础差异巨大，部分区域输入数据质量不足；

3. 综合指数权重主观性：多指标合成综合风险得分，权重设置会改变最终风险等级结果；

4. 制度治理维度难以量化：管理制度、社会文化、行政机制等关键要素很难完全转化为可计算指标；

5. 不能替代实地深度研究，适用路径为：全球模型初筛→区域研判→本地深度调研，不可反向用全球指数替代流域规划。

五、WRI涉水思想对中国水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结合我国制度基础，借鉴WRI范式，实现八个方面转型，推进水治理现代化。

5.1 治理对象：从水资源总量评价转向水风险治理

传统水资源评价侧重资源禀赋与供需平衡，现代治理应当兼顾水量、水质、季节波动、洪旱灾害、地下水超采、生态退化、供水运维、社会治理多重风险。建议构建中国本土水风险指数CWSRI：(CWSRI=f(W,Q,D,F,G,E,S)) W水资源数量，Q水质，D供需压力，F洪旱灾害，G地下水风险，E生态风险，S社会治理风险。设置水资源风险、水生态风险、水环境风险、水灾害风险、水治理风险五大一级指标，开发全国水风险地图，实现从“管理水资源”向“管理水风险”转变。

5.2 治理主体：从水利部门单一管理迈向跨部门协同综合治理

水问题横跨农业、能源、工业、国土空间、生态环境、住建、财政金融多个领域。需要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数据壁垒，建立水利牵头、多部门联动的水安全协同治理体系，保留各行业专业管理职能基础上形成系统合力。

5.3 系统耦合：构建水‑能源‑粮食‑土地‑生态‑碳协同治理框架

新能源开发、火电、农业灌溉、生态修复、碳减排均与水资源强耦合。双碳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纳入水资源刚性约束，建立多要素耦合评估机制，避免单一目标推进带来新的水资源压力。

5.4 基础设施体系：灰色工程+绿色生态+数字技术三位一体

继续发挥水库、堤防、供排水管网等传统灰色基础设施作用，同时将森林、湿地、洪泛区等自然基础设施纳入水安全保障体系，对接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叠加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形成“灰‑绿‑数”三位一体新型基础设施。

5.5 多元参与：推动企业、金融机构成为水治理重要主体

改变水治理仅属于政府责任的传统认知，针对煤化工、钢铁、纺织、新能源、数据中心等高耗水行业，建立企业水足迹‑流域水风险‑企业水目标‑水收益核算体系。不能简单考核节水量，要关注节水行为所处流域的实际压力，重视基于流域情境的水资源收益。

5.6 评价导向：从静态现状评价走向多情景动态预测

水资源规划不能仅回答当下缺水与否，需要把气候变化、产业迭代、城镇化、极端气候事件纳入分析，开展现状、2030、2035、2050多情景水安全预测，建立动态预警机制。

5.7 安全目标：从水安全走向水韧性建设

不只着眼避免水危机，更要提升系统面对极端干旱、特大洪水冲击后的抵御、应急、恢复能力。完善多水源调配、应急供水、地下水战略储备、再生水利用、极端事件应急治理机制。

5.8 技术平台：建设一体化数字水安全平台

整合卫星遥感、水文站、地下水监测、水质、气象、取用水、水库调度、城市供水多源数据，依托人工智能模拟，打造国家水安全数字孪生平台，打通“监测‑模拟‑预测‑预警‑决策‑反馈”闭环链条。

六、结论

WRI四十余年涉水研究，完整呈现全球水治理思想的范式变迁，演进链条概括为：水资源评价→淡水生态系统评价→水风险评价→水安全治理→水韧性建设。Aqueduct的价值不在于一套万能全球水文模型，而在于搭建一套“模型‑指标‑地图‑数据‑决策”转化工具，完成从回答“有多少水”，转向回答“哪里存在风险、风险是否威胁社会福祉、遭遇冲击后系统能否恢复”的认知升级。

对中国水治理现代化而言，核心不是复刻Aqueduct工具，而是吸收背后的治理逻辑。立足我国完备水文监测、流域管理、河湖长制、国家水网制度基础，推动实现从“管水”向“管水风险”，从工程安全向系统水安全，从部门管理向系统多主体治理转型，构建水资源承载力‑水风险‑水安全‑水韧性四位一体现代水治理体系，将水‑能‑粮‑生态‑碳耦合约束纳入发展决策，为我国水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支撑。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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