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流调查、港口治理到水利科研体系建设的历史考察

 摘要：近代（1840-1949年）是中国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荷水利技术交流逐渐深入的时期。荷兰长期形成的防洪、河道治理、港口航道、疏浚、测绘及水利行政经验，使其工程师成为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水利技术的重要力量。基于荷兰国家档案馆、近代荷文报刊、国际联盟资料及中国水利科研机构史料的考察表明，自19世纪70年代起，荷兰水利工程师陆续参与中国黄河、黄浦江、海河、北运河、淮河、长江及港口航道等水利工程和调查活动。1875年前后，Escher与Rijke考察黄浦江吴淞沙并提出改善航道方案；1889年Schermbeek、Visser等考察黄河洪灾地区并形成系统报告；1906-1910年德·莱克主持黄浦江治理；此后Vliegenthart、方维因等参与海河、北运河及中国政府水利咨询；1914年Blom随张謇查勘淮河并完成《复勘规画导淮豫计之报告》，为近代导淮工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20年代Vries等继续参与黄浦江及港口水利工程；1930年代进入中荷水利科技合作新阶段，Bourdrez、Alma、Heuvel等参与中国水利调查、水文测量、水工试验和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Nijhoff参与国际联盟有关中国水利和黄河的调查，Schermerhorn将航空摄影测绘技术引入相关工程调查。1939年蒲德利在金沙江查勘中遇难，成为这一合作史的重要象征。总体而言，近代荷兰水利专家来华经历了由单项工程咨询和河流考察向长期工程治理、再向水文调查、科研机构、人才培养和现代水利制度建设的演变，其历史意义不只在于具体工程成果，更在于推动中国水利逐步形成以调查、测量、试验、规划和专业人才为基础的现代技术体系。

关键词：近代中国水利；荷兰水利工程师；中荷科技交流；黄河；黄浦江；海河；勘淮；中央水工试验所；水利现代化

1 引言

近代中国水利现代化的形成，是一个多来源、多层次的技术交流过程。既有研究较多关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利专家在华活动，例如美国工程师参与淮河治理，德国工程师参与黄河、长江水利调查，日本工程师（侵略中国期间）参与东北及华北水利工程等。相比之下，荷兰水利专家在中国近代水利现代化中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这种忽视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荷兰不像英国、法国那样拥有庞大的在华政治和商业体系，也不像美国那样在20世纪以后形成大规模的技术援华体系。但荷兰具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优势：它是一个以水利工程为国家生存基础的国家，其长期形成的防洪工程、河道治理、港口建设、航道疏浚、泥沙控制、排水、水文观测和水利行政，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水工程知识体系。因此，近代荷兰工程师进入中国以后，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某一种机械设备或某一种施工技术，而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的现代水利工程方法。

从目前能够确认的史料看，1840-1949年中荷水利科技交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840-1874年为交流背景形成阶段，荷兰本国水利工程技术已高度发展，但明确的荷兰水利专家来华活动尚少；1875-1911年为黄浦江、黄河等河流和港口调查治理阶段；1912-1930年为荷兰工程师进入中国水利行政与工程咨询体系阶段；1931-1949年为水利科研、测绘、水文、国际合作及现代水利知识体系建设阶段。本文利用荷兰国家档案馆、近代荷文报刊、国际联盟资料及中国水利科研机构史料，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系统考察。

2 早期河流调查与港口治理（1875-1911）

2.1 黄浦江考察与荷兰工程师的在华起点

荷兰水利工程师进入中国最早的重要案例之一，是G. A. Escher（厄舍）与Johannis de Rijke（德·莱克）对黄浦江的考察。1875年前后，两人受有关方面邀请，对黄浦江吴淞口沙洲进行调查。当时上海国际贸易迅速增长，黄浦江航道却受到严重的泥沙淤积影响。两位荷兰工程师从潮汐、河流径流、泥沙、沙洲、航道断面、河口水动力等方面分析黄浦江。相关研究指出，两人的方案存在差异：厄舍更倾向于改善既有航道，而德·莱克则强调黄浦江航道维持与潮流之间的关系。这次调查的重要性在于，荷兰水利工程师开始以现代水动力和河口工程的方式研究中国河流，而且这次考察后来成为德·莱克长期参与黄浦江治理的基础。

2.2 1889年黄河考察与"中国式大河问题"

如果说黄浦江代表了荷兰技术进入中国的港口与河口水利路径，那么黄河则代表了另一条路径——大型河流洪水治理。1887年黄河发生严重洪灾，荷兰方面对此高度关注。1889年，荷兰工程师P. G. van Schermbeek（单百克）和A. Visser（维善）等组成考察队，自天津进入黄河洪灾地区。荷兰文原始记载表明，1889年3月31日考察队从天津出发，成员包括Van Schermbeek、Visser、B. W. Blijdenstein以及承担翻译和测量工作的W. Collingridge Bing。他们重点调查黄河洪泛区、堤防、决口、河道、洪水影响及河流治理方案。1891年出版的英文版资料明确记载了这份报告，并与J. G. W. Fijnje van Salverda的黄河治理建议一起出版。这份报告是近代西方系统调查黄河的重要资料之一。

荷兰与中国虽然水文地理条件不同，但两国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如何在人口密集地区与河流长期共存。荷兰长期面对莱茵河、马斯河和北海，中国则面对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因此，荷兰工程师对黄河的兴趣，并不是简单的商业工程机会，而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水利工程问题——如何通过河道、堤防、疏浚和流域治理降低洪水风险。1889年的黄河调查由此具有重要的技术史意义。

2.3 德·莱克主持黄浦江治理（1906-1910）

德·莱克是近代中荷水利科技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与中国的联系实际上持续了数十年。1897年，上海总商会再次邀请他考察黄浦江。美国外交档案记载，德·莱克于1897年5月25日至6月10日对黄浦江上下游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于1898年1月10日提交报告，提出两个治理方案，认为部分工程应尽快实施，因为拖延将增加治理成本和难度。1905年，中国方面最终选择德·莱克的方案。1906年，他来到上海，担任黄浦江浚浦工程的总工程师。

荷兰资料记载，1906-1910年间，德·莱克领导黄浦江治理工程，并使用荷兰疏浚设备。其主要工作包括吴淞口航道治理、高桥新航道、沙洲治理、疏浚和航道维护。相关资料显示，工程使黄浦江口最低水深显著增加，航运条件得到改善。德·莱克因此代表了近代荷兰水利专家来华的第一种典型模式——长期担任大型水利工程的总工程师。

3 工程治理与政府咨询（1912-1930）

3.1 海河流域治理与上海—天津双中心格局

在黄浦江之外，天津和海河也是荷兰工程师活动的重要地区。1900年前后，荷兰工程师J. C. Vliegenthart（魏立进）进入天津。1910年的荷兰文资料明确指出，海河治理委员会聘用荷兰工程师Vliegenthart担任总工程师，同时使用荷兰疏浚设备。相关工程包括河道疏浚、河道裁弯、航道改善和河口沙洲治理。资料还提到此前工程师De Linde（林德）提出河道疏浚及裁弯方案，荷兰工程师Ferguson提出在河口沙洲开挖航道的方案。因此，20世纪初荷兰水利工程师已经形成上海—天津两个重要工程基地。

1912年的荷兰文资料特别值得注意。《Neerlandia》刊载的《Nederl. waterbouwkundigen in China》系统介绍了荷兰人在中国从事的水利工程，包括黄浦江改善、辽河河口治理、黄河洪水治理、海河治理和港口工程等。这说明到1912年前后，荷兰水利工程已经不再是几个偶然的工程师个人活动，而开始形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在华水利工程网络。同时，荷兰工程师已经开始与中国政府、海关、港口委员会、外国领事机构、商会等机构发生联系，意味着荷兰水利专家开始从个人工程咨询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国际工程合作。

3.2 从工程师到政府技术顾问：H. van der Veen

这一阶段一个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是H. van der Veen（方维因）。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有专门的档案——"关于荷兰水利工程师H. van der Veen、作为中国政府技术顾问的文件"，同时还保存有"任命H. van der Veen为中国政府技术顾问"的档案。这说明Van der Veen与中国水利的关系已经不是单项工程承包，而是中国政府聘请的技术顾问，其活动涉及华北河流治理以及国家水利事务。

更重要的是，荷兰国家档案馆的中国使馆档案还同时保存了淮河治理中的荷兰专家、闽江治理、海河治理、中国水利部性质机构的筹建、Van der Veen担任中国政府技术顾问等资料。这表明1910-1930年代的中荷水利合作已经涉及河流治理、政府咨询和水利机构建设三个层面。

这是近代荷兰专家来华史最值得强调的变化之一。早期德·莱克担任黄浦江工程总工程师，主要解决"这一条河怎么治理"的问题；而后来方维因担任中国政府水利技术顾问，则开始回答"中国应该怎样组织现代水利工程"的问题。因此，荷兰专家在华角色开始从项目型技术人员转向国家水利制度咨询者，这也是中国水利现代化的重要变化。

3.3 贝龙猛与1914年勘淮工作

Frank Johan Blom（贝龙猛）1912年9月至1915年3月受雇于荷兰港务工程公司（Netherlands Harbour Works），负责黄浦江下游疏浚工程的现场管理，直至该工程被黄浦江浚浦局接管。颇为特殊的是，他同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担任警长（head constable），具有土木工程师和警务人员的双重身份。

贝龙猛最重要的在华贡献是1914年的勘淮工作。1914年4月27日，张謇以全国水利局总裁身份偕贝龙猛从南通启程同勘淮河，历时一月。查勘路线经海安、泰县、高邮、界首、宝应、淮阴、板浦、大德垣、大阜圩、公济圩、陈家港、武障坝、惠济闸、刘老涧等地，沿途复勘水位标准、测量地形、探测水势、预算工程工价，完成了淮北及蚌埠一带淮河流域的系统查勘。查勘结束后，形成了《复勘规画导淮豫计之报告》。这份报告是近代中国最早由外籍工程师参与完成的流域级水利查勘报告之一，为张謇"江海分疏"（三分入江、七分入海）治淮方案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关键的实测数据支撑。此前历年导淮论说不外入江、入海或分入江海三种说法，而贝龙猛参与的实地查勘使张謇的导淮思想从经验议论转向基于测量数据的科学规划。

此外，1914年6月，张謇还专门请来贝龙猛就南通江岸保坍方案进一步商讨，与荷兰工程师奈格（德·莱克）的筑楗方案、平爵内和方维因的修堤方案进行技术比较。贝龙猛因此成为连接上海（黄浦江疏浚）、淮河流域（勘淮报告）、南通（保坍咨询）三个区域的荷兰工程师，其活动体现了1910年代荷兰水利技术从港口航道向流域治理、从工程施工向科学查勘的延伸。

3.3 1920年代港口工程与专家委员会

1920年代以后，荷兰专家仍然参与上海黄浦江工程。荷兰外交经济档案中专门保存了"Whangpoo works——上海港扩建、Whangpoo Conservancy Consultative Board成员任命、P. J. Ott de Vries派往中国以及专家会议（1920-1939）"等材料。这说明P. J. Ott de Vries是1920-1930年代中荷水利合作的重要人物。这一阶段的合作已经明显表现出专家委员会、工程咨询、港口扩建、河道治理、国际专家会议等现代工程组织形式。

4 水利科研体系建设（1931-1949）

4.1 蒲德利与多流域水利调查

1931年François J. M. Bourdrez（蒲德利）应中国政府方面邀请以国际联盟专家身份来华。蒲德利到华后，最初主要参与道路工程，1933年以后越来越多地转向水利。其工作涉及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道路工程、水文和测绘。荷兰水利部门资料明确指出，他曾提出建立水文测站和水文网络，并推动建立专门的水利科研机构。这与早期德·莱克、方维因、贝龙猛的工作形成了明显区别：蒲德利开始关注的不仅是一项工程，而是中国水利工程背后的知识体系。

4.2 中央水工试验所与水工试验制度

1935年，中央水工试验所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水利科研史上的重要事件。蒲德利与Maurits Alma（邬尔梅）、Nicolaas van den Heuvel（万和佛）共同参与筹建和建设。荷兰水利部门资料指出，三人参与了中央水工试验所建设，并参与大型水工试验厅及水工实验室建设。这一阶段意味着中荷水利合作发生质变——从"帮助中国修河"转向"帮助中国建立研究河流和工程的机构"，这比单项工程本身具有更长远的历史意义。

4.3 国际联盟框架下的多边合作

1935年，荷兰工程师G. P. Nijhoff（尼佐夫）曾申请派往中国改善水利状况，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了他1935年12月12日提出的相关申请。1936年，他参加国际联盟研究团，调查亚洲港口及中国黄河问题，并参与有关中国水利和道路问题的报告。荷兰水利史资料记载，该研究团形成了《Les Questions Hydrauliques et Routières en Chine》这一报告。因此，1930年代中荷水利交流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荷兰专家开始通过国际联盟多边技术合作机制参与中国水利。

1936年，荷兰著名工程师、测绘专家Willem Schermerhorn（舍默尔霍恩）应蒲德利邀请来到中国，其主要技术方向是航空摄影测绘。这说明中国水利调查开始从传统地面测量逐渐向"航空摄影-地图测绘-工程规划"发展。从水利技术史角度看，这意味着现代水利的"空间信息基础"开始形成。

4.4 金沙江查勘与战争时期的延续

1939年，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重庆交通受到战争威胁，中国政府需要寻找新的交通通道。蒲德利与中国工程师张烔、胡运洲等沿金沙江进行航道查勘。1939年5月10日，考察船发生事故，蒲德利与张烔等遇难。蒲德利因此成为近代中荷水利合作中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人物，他的生命最终结束于中国水利工程现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荷水利科技合作受到战争严重影响。1939年以后，欧洲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荷兰本土受到德国占领，因此1930年代建立起来的中荷水利合作网络难以继续保持战前规模。但这一阶段不能简单视为"合作终止"，因为此前已经建立的水工试验制度、水文观测、工程测绘、水利教育和科研机构，并不会随着外国专家离开而消失。特别是1935年成立的中央水工试验所后来不断发展，成为今天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重要历史源头。因此，1940-1949年可以理解为外国专家直接参与减少，而中国水利科研体系逐渐消化、吸收并延续此前国际合作成果的阶段。

5 空间分布与技术交流网络

如果把这些人物放到中国地图上，可以发现其活动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形成了几个明显的水利工程中心。第一中心是上海-黄浦江，主要人物包括Escher、de Rijke、Blom、Ott de Vries，主要任务为河口、港口、航道、疏浚。第二中心是天津-海河-北运河，主要人物包括Vliegenthart、Van der Veen等，主要任务为海河、北运河、河口、航道及华北防洪。第三中心是黄河流域，主要人物包括Van Schermbeek、Visser、de Rijke、Nijhoff、Bourdrez等，主要任务为洪水调查、河道治理、流域水利。第四中心是淮河流域，主要人物为Blom，1914年随张謇完成全流域查勘并形成导淮报告，主要任务为流域测量、水位复勘、工程预算及导淮规划。第五中心是南京，主要人物包括Bourdrez、Alma、Van den Heuvel，主要任务为中央水工试验所、水工试验、水利科研。第五中心是长江-金沙江，主要人物包括Bourdrez、Schermerhorn等，主要任务为河流调查、航道调查、测绘及战时交通。这实际上形成了"黄河-海河-黄浦江-长江-南京科研机构"这一近代中荷水利技术交流网络。

6 历史贡献与影响

如果把1840-1949年的全部活动放在一起，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四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河流观察"到"工程调查"，1870-1890年代Escher、de Rijke、Van Schermbeek、Visser主要回答"中国的河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第二次转型是从"工程调查"到"工程治理"，1900-1910年代de Rijke、Vliegenthart、Blom、Van der Veen开始回答"怎样通过疏浚、导流、河道整治解决问题"。第三次转型是从"工程治理"到"国家水利咨询"，1910-1930年代Van der Veen、Ott de Vries等开始回答"中国应该如何组织现代水利工程"。第四次转型是从"国家咨询"到"水利知识体系建设"，1930年代Bourdrez、Alma、Van den Heuvel、Nijhoff、Schermerhorn开始回答"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水文、测绘、实验和科研体系"。这四次转型，实际上就是中国近代水利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具体而言，荷兰水利专家对中国近代水利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推动现代河流调查。从黄河到黄浦江，从淮河到金沙江，荷兰专家普遍强调现场调查、测量和资料分析。其中贝龙猛1914年的勘淮工作，将现代流域测量方法系统引入淮河治理，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实践。第二，推动现代疏浚和航道工程，尤其是黄浦江和海河，荷兰工程师带来了疏浚机械、航道设计、河口治理、沙洲治理等现代工程技术。第三，推动水利工程与河流动力学结合，德·莱克等人的黄浦江治理经验表明，他们开始从潮流、径流、泥沙、河道断面理解河流，而不是单纯依赖传统经验。第四，推动水文和测绘成为水利基础，从贝龙猛的淮河流域水位复勘到蒲德利的水文站网建设，荷兰专家始终强调现代水利必须建立在长期数据之上。第五，推动水工试验制度建立，中央水工试验所的建设是中荷水利合作最重要的制度成果之一。第六，推动中国水利人才培养，外国专家逐渐从"亲自设计"转向"与中国工程师共同工作并培养中国工程师"，这一点与近代中国水利人才自主化密切相关。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其意义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改变了中国水利的知识结构，传统水利的"经验加工程"逐渐发展为"水文加测绘加工程加实验加规划"。第二，改变了中国工程师的工作方式，由"师傅经验"逐渐转向"现场调查-数据分析-模型试验-工程设计"。第三，推动现代水利机构形成，从临时工程委员会发展到专业水利机构和科研机构。第四，推动国际水利知识本土化，真正重要的不是荷兰专家在中国工作，而是中国工程师逐渐掌握、改造并最终自主使用这些知识。

7 对现代水利的启示

近代中荷水利科技交流对于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第一，水利现代化不能只有工程现代化。今天谈水利现代化，不能只看大坝、水库、堤防、泵站、管网，还必须包括水文现代化、测绘现代化、科研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从Van Schermbeek、de Rijke到贝龙猛、蒲德利，荷兰专家都高度重视调查和测量，今天则应该进一步发展为水文站网、遥感、卫星、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虽然不同，但思想是一致的——先认识水，再治理水。

第二，流域级科学查勘是工程规划的前提。贝龙猛1914年随张謇勘淮的经验表明，没有系统的流域测量和水位复勘，导淮方案只能停留在经验争论层面；而一旦掌握了实测数据，工程规划才能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一教训在今天的流域治理中仍然适用。

第三，科研机构本身就是水利基础设施。1935年中央水工试验所的建立说明，一个国家真正的水利现代化，必须拥有能够持续产生水利知识的科研机构。

第四，国际合作的目标应当是能力建设。近代荷兰专家的经验说明，最有价值的国际合作不是"外国专家替中国建设工程"，而是"专家合作-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知识本土化-自主创新"。

第五，应更加重视河流自身规律。荷兰水利工程的一个重要传统，是高度重视河流、泥沙、潮汐等自然过程。今天面对极端洪水、气候变化、河流生态保护、地下水超采、河口海岸变化，更加需要从"控制河流"转向"认识河流、适应河流、合理利用河流、系统治理流域"。

8 结论

1840-1949年荷兰水利专家来华，并不是一条始终连续不断的单一技术输入路线，而是一个经历了调查-工程-咨询-科研-人才培养不断升级的过程。从1870年代德·莱克与厄舍调查黄浦江，到1889年Van Schermbeek、Visser考察黄河；从1906-1910年德·莱克主持黄浦江治理，到Vliegenthart、Van der Veen参与海河及中国政府水利事务；从1914年贝龙猛随张謇勘淮并完成《复勘规画导淮豫计之报告》到1920年代Ott de Vries等参与港口工程，到1930年代蒲德利、Alma、Van den Heuvel等参与现代水利科研体系建设，这条历史脉络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水利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表述为：19世纪末的荷兰专家主要帮助中国"认识河流"，20世纪初开始帮助中国"治理河流"，1910年代进一步参与"测量流域、科学规划"，20年代进一步参与"组织水利"，而1930年代则开始参与帮助中国"建立研究水利的现代科学体系"。因此，近代荷兰水利专家对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并不是某一位专家、某一项工程或者某一种机械，而是推动了中国水利知识结构和工程方法的现代化——从经验走向调查，从调查走向数据，从数据走向试验，从试验走向科研，从外国专家参与走向中国自主的水利知识体系。

蒲德利只是这一长达七十余年历史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人物，而不是整个近代中荷水利交流史的起点同样，贝龙猛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黄浦江疏浚工程师，而是1910年代荷兰水利技术从港口航道向流域治理延伸的关键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蒲德利，必须把他放回1875-1939年乃至1840-1949年的中荷水利科技交流长时段中；同样，研究德·莱克，也不能只把他作为上海黄浦江工程师，而应该把他看作荷兰水利工程技术进入中国的重要早期代表。研究贝龙猛，则应将其勘淮工作视为近代导淮从经验议论走向科学规划的重要环节。这条从德·莱克-Van Schermbeek-Vliegenthart-Blom-Van der Veen-Ott de Vries-蒲德利-Alma-Van den Heuvel逐步展开的技术交流谱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近代水利现代化史中一条很有价值、但目前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国际科技交流线索。

参考文献

（略）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