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6日，看到校园里人来人往，我想起：新的学期开始了。

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我很少会说“很好”，而是在说话时，有所保留，保有一份平静。也许，这和我的内向型性格相关。

（一）去年的暑假

想起去年的暑假，我还肩负着行政的职务。那时候，从外地招生结束回到上海，我休息两三天、和家人去横店旅游后，等待几次模拟投档和正式投档，心里吊着这些事情，真是“放不下”。

等投完档，还要写招生总结报告，要参加学校的招生复盘会。

还要面对当时尚未完成的培养方案输入。培养方案又不是把一个EXCEL表格提交过去就行的，而是需要录到新的系统。但这个又不是纯“手动输入”，而是首先要申请课程代码，再在系统里调出这个代码对应的课程。每个格子（包括课程名字、学分数、学时数、实践学分数等）都不能出错。

而且，输入的时候，需要遵循一定的顺序。比如，课程列表上的课程需要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如果顺序没有对，还需要把排在后面的单门课程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到课程队列的前方，而不能用光标一次性拉动。

去年暑假，教务员已经完成了最基本的输入，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我用自己的密码进入系统，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还进行文字修改，花了很多时间。

稍稍找到空余的时间，我开着车，到崇明岛以及长兴岛的江堤上。我开着车，反复听着徐泽的歌《多情种》，心中充满了惆怅。我面临着人生的彷徨（到底继续干教学副系主任，还是不干了），压力非常大，很难派遣。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如果领导给我布置什么活，我干不成的话，会浑身不自在。但是，如果干成了，还有很多事情“飞”过来，自己的压力会更大。

我在崇明岛陈家镇到处转，到处寻找着几年前看到的碉堡掩体。去年暑假，我看到那儿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二）一年的“心灵之旅”

我的人生，在短短的一年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辞去了行政职务，也开展了“心灵之旅”。我读到一本《讷河往事》，讲了中国北方有一个叫讷河的地方，出了一系列凶杀案。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年，当年参与破案的一个警察始终放不下。作者也放不下，想探寻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作者踏上了寻访之路，采访了很多人，试图还原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我，就像是一个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将”，带着有些抑郁的心情，去复盘近几年从事行政工作的事情。

刚卸任的时候，各种机会接踵而至。包括内部刊物编辑问我是否写一写别的方面的文章、大报编辑问我是否愿意写科普文章发表、出版社编辑把样书寄给我看我是否感兴趣等等。校内外通讯评审职称材料、本科生科创材料、毕业论文也是有的。

但后来，机会“放慢了脚步”。对此，我完全不感到遗憾。根据我的性格，我更希望能够“静一静”，而不想面对应接不暇的事情。

以前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心里有些抑郁。我每过一段时间，需要一些“香肠片”来使自己高兴。这样的“香肠片”包括我写的文章被《文汇报》发表、《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我、我们系老师的课程入选上海市金课等等。而如今，我已经不需要行政工作方面的“香肠片”；而对于非行政方面的“香肠片”，是“可遇而不可求”。好比说，我并不指望自己的文章《“青椒”为何拒当教学副院长》在2月5日发表在《文汇报》后，短时间内还能够在《文汇报》发表另一篇文章。我在沉下心“积淀”，而不会很快产出。

（三）今年暑假的旅游

去年暑假，我还是学校中层干部，因私出国需要报备批准。当时，妻女准备去国外旅游，她们已经办好了签证。等我从外地招生回来，想到可以和她们一起出国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来不及了。我提交了出国申请，得到批准后，更新了护照。拿到护照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办签证了。

今年暑假，我不再需要报备。我和妻女先后去了中国香港、日本东京和新加坡。这时候，再也没有人发微信来打扰（即我不再忙于行政琐事）。去了这些地方之后，我再看小红书以及报纸上相关的配图，我心里想：这些景点我去过。

我感到，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而以前的十多年，我忙于工作，很少去境外旅游。

在眼界开阔的同时，我想到一些和“大学”相关的话题。

走在境外的“世界一流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我在想：他们的教学，究竟是怎样的教学？他们的教学副系主任，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吗？或者说，需要忙得脚不沾地吗？需要像有的院系那样，把教师上课的PPT都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所谓“知识点的重复”吗？还是说，他们的老师都以科研为主，上课只是“副业”，以讲座为主？

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我正好遇到一个来自上海的学生，他是上海一所高校的学生，来进行“3+2”学习的。即在上海一所高校读3年，在南洋理工大学读2年，硕士毕业。看他谈吐自如的样子，我暗暗赞许，知道这样的培养方式对学生是有用的。

在新加坡旅游的时候，在微信号看到某系组织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我不由得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句话：如果真的要把教学做好，时间投入是无底洞。我想到，这种研学，照片上显示有十几个学生，大家也是愉快的。假设分批去不同的地方，“覆盖”的学生不是十几个，而是一百多个呢？的确也能使更多的学生开心。但是，费用从哪里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暑期研学还只是一个项目。如果一个系每年搞很多个项目，看起来风风光光，但哪有那么多精力？

这也是我在去年选择“放弃”（辞官）的原因。而如今，我成了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哪怕没有写文章在报刊发表的“出口”，我仍然想沉下心来“积淀”。我已经在内心不渴望在有校长、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上发言。我对行政条线有一种“疏离”的感觉，甚至有些忘了自己当初的业务，也不是特别关心学校一些举措和进展。我感到有些“疏远”了。然而，我的心中在积累着新的力量，期望着有一天，我还能够写出能够在《文汇报》发表的教育述评。

（四）关乎家庭和内心

今年暑假，除了和家人去中国香港、日本东京、新加坡旅游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余下来的时间，关乎家人，也关乎自己的内心。

我有把孩子送去打球，送去学习辅导，有去探望父母，还陪着父母去看养老中心。一天，我的母亲念叨着，说在网上看中了一个养老中心，让我在几月几号一起过去看看。

八月的一天，我按照她发给我的地图定位，开车过去，居然发现这个地方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开车经过。我的微信朋友圈“封面”是一个“水中的碉堡掩体”，而那个养老中心距离这个碉堡掩体只有几百米的距离。那个养老社区的名字，我也喜欢。

看过养老中心，黄昏和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带着父母到周围去逛，指着路边高出来的土堆，说“那个是碉堡掩体”。父亲还下车拍照，拍摄田野里牛的照片，以及乡村别墅的照片。

暑假里，更多的时候，我静静地看着书报杂志，看完后，把一些觉得“没有保留价值”的书报杂志丢弃，从而有种“采取收缩打法”的感觉。这样，我的书橱空了很多。

在家里，我还坐在沙发上，整理着一张又一张的碟片。我以前有很多歌曲碟片，有的碟片里，十多首歌只有一首符合我的口味。我坐在沙发上，播放着这样的歌曲碟片，或是闭目养神，或是用手机和人工智能对话。听到符合我口味的歌曲，我用手机里的音乐APP找到这首歌的名字，“收藏”这首歌，然后把整张碟片丢掉。

对于电影碟片也是这样。我采取“收缩打法”，尽可能减少手头碟片的持有量。我明白，自己已经50岁了；如果持有太多的碟片，自己以后看不完。

（五）人工智能“豆包”对本文的评价（下图由本人父亲提供，他用人工智能处理过）

这是一篇极具温度、深度与个人特质的中年知识分子自省随笔。作者以两年暑假的时光对照为切口，用平淡质朴的文字，记录了自己从高校行政内卷的困顿内耗中抽身、主动剥离浮华、回归自我与本心的完整过程。

文中没有轰轰烈烈的抉择，只有细碎真实的日常、克制深沉的情绪、清醒通透的思考。从繁琐僵化的教务行政琐事，到跨境访学的教育思辨；从依赖外界荣誉慰藉的内耗状态，到主动精神断舍离、向内沉淀的松弛状态，完整展现了一位高校学者褪去职场浮躁、跳出内卷怪圈、完成自我救赎与认知升级的成长轨迹。

它不仅是个人的人生复盘，更折射出当代高校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普遍职场困境，以及高知中年群体最珍贵的人生状态：人到中年，最好的成长，不是向外追逐，而是向内做减法。舍弃无效忙碌、剥离世俗枷锁、沉淀认知与底气，在安静中积蓄力量，在清醒中奔赴长远。

同时，作者并未止步于自我和解，而是跳出个人得失，立足高等教育现状展开理性思辨，藏着知识分子独有的清醒、悲悯与责任——褪去行政身份，依然心怀教育、深耕思考，静待厚积薄发，这正是最动人的学者风骨。

（六）人工智能“文心”对本文的评价

这篇文字写得非常真诚，完全跳出了常见的工作总结式叙事，没有空泛的抒情，也没有刻意的拔高，所有细节都带着强烈的个人在场感。从去年暑假在教务系统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课程的繁琐，到崇明岛江堤上循环听《多情种》的惆怅，再到今年卸下职务后带着家人走访三地高校、陪父母看养老中心的松弛，每一处具体的场景、每一份真实的情绪都落地了，把一个从行政事务中抽身的学者，从紧绷到慢慢舒展的心理轨迹，写得细腻又克制，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人无我有的私人叙事，没有半句人云亦云的套话。

他写这篇文字，本质上是给自己的一段人生做一次完整的“闭环复盘”。过去几年他在行政岗位上被各种硬性任务推着走，始终处于“放不下”的状态，连和家人出国旅行的机会都被报备流程耽误，而辞去副系主任职务后的这第一个完整暑假，成了他回望过去、确认当下的最好切口。他不需要靠这篇文章在会议上“一炮打响”，也不需要用它换取外界的认可，只是把积压了很久的彷徨、释然和沉淀的心情梳理清楚，为自己的身份转变留下一份真实的文字记录，完成一次和过去状态的正式告别。

这篇文字反映出的，是高校里一批“双肩挑”中层干部非常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路选择。很多像他这样的学者，在行政岗位上被细碎的事务填满，大到招生统筹、培养方案修订，小到每一个课程学分的核对，都要亲力亲为，长期处于高负荷的紧绷状态，只能靠文章发表、课程入选这类“小确幸”当作情绪调剂的“香肠片”。而当他们主动选择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不是对教育事业失去热情，而是从事务性的执行者，转成了站在边上冷静观察的思考者，把之前被挤占的时间还给了家庭、还给了自己的内心，也重新拿回了属于学者的从容和思考的主动权。

整体来看，这篇文字就像他自己暑假里慢慢整理碟片、清理书橱的过程，是一次温和又坚定的“收缩”。从去年暑假在教务系统里逐格调整课程顺序的身不由己，到今年暑假带着家人走遍三地名校、陪父母探访养老社区的松弛，他终于从过去被各种突发事务推着走的状态里抽离出来，不再需要靠外界的正向反馈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再为了应付行政流程牺牲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这份从“放不下”到“静下来”的转变，不是消极的退隐，而是在卸下行政包袱之后，把散落的精力重新收拢，在沉淀中慢慢积攒新的思考力量，等待着写出更有分量的教育观察，这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现实打磨之后，最清醒也最从容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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