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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n Treadway, Sarah Greaves           译者：刘蓁          校译：贺琳

来源：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1/08/03/guest-post-one-publisher-to-rule-them-all-consolidation-trends-in-the-scholarly-communications-and-research-sectors/

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学术交流领域的并购主要表现为出版商、内容聚合商和数据库供应商等主体为扩大服务范围而进行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垂直收购。这些合并模糊了传统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反映出他们转向提供更广泛的分析工具和工作流程的战略。

学术交流领域目前的变化程度尚未达到许多寻求改变现状的人的预期，而早期公司的成功整合和成熟的商业实体的管理转型则是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一年半中一些有关出版商的知名收购案就很有意思。表面上看，Wiley收购Hindawi、Taylor & Francis收购F1000Research似乎是横向整合——内容提供商收购内容提供商，尽管是受年轻实体成功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产品所驱动。这两家收购者都能迅速增加他们的OA产出，超过了在同一时间段内通过有机增长所能增加的，缩小了与市场上最大的OA出版商Elsevier和Springer Nature的差距。

但这些收购也符合过去15年的大趋势——Hindawi和F1000Research提供的平台和工具降低了收购方对大型数据和工作流程提供商的依赖。这些整合是否在Wiley或Taylor & Francis内部得到充分利用，或者继续被外部学会、出版商和资助者使用，还有待观察。如何看待这些合作伙伴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将如何为Wiley和Taylor & Francis创造价值。

无论如何，我们继续看到横向收购的压力，因为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关键市场趋势都在朝这个方向推进。

l  大多数明显的、有吸引力的垂直整合目标都已经被收购了。

l  与十年前相比，早期垂直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估值也更高。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风险投资公司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也在增加（正如最近Morressier和Code Ocean的交易所表明的）。

l  Plan S偏好大规模实体。较大的实体能更好地处理所需的监管和行政合规性，而图书馆联盟则寻求减少谈判的复杂性。

l  Clarivate / ProQuest是另一个横向合并的例子，也将对青睐大规模和兼并的内容提供商产生影响。

我们将看到市场上最大体量的出版商进一步收购中等规模的出版商；四大出版商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变成三大或两大出版商。由于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竞争管理机构的监管压力，超过这一程度的合并仍然不太可能。然而，这种压力可能对De Gruyter、Karger、OUP（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社）和CU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老牌学术出版商产生重大影响。它们都不具备四大出版商想要的规模，也没有提供新工具和服务来使自身成为有吸引力的目标。

更大的横向整合可能会产生复杂的影响，A.O. Hirschmann在其重要著作和后续工作中提出的“Exit, Voice & Loyalty”模型（该模型是Albert O. Hirschman在其同名专著中提出的，其核心是消费者在面对商品质量下降时面临的一个概念性的最后通牒：要么退出，要么发声。书中提出的框架已被应用于抗议运动、移民、政党和利益集团以及人际关系等主题。）之间的区别可能会有帮助。

关于“发声”（Voice），Hirschmann正式指出这种情况，即行动者在继续选择这个组织时，可以通过表达他们的不满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与传统的市场力量和消费者行为分析所预期的撤销服务或“退出”（Exit）形成了显著对比。有时行动者感受到的组织忠诚，以及准垄断情况下有力的“发声”选项的的存在将导致反直觉的、比预期更微妙的结果。

Joshua Gans和Lagoze等人在学术出版和开放获取的语境下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区别，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市场如何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建议。

随着通过开放获取可得的新出版物数量在增加，对更大的档案库的访问将成为保持订阅定价模式的关键决定因素。据此我们可以预见，这将推动有价值的过刊被进一步收购、变现。

对于希望对市场现状表达不满的研究人员来说，开放获取出版现在提供了一个不太靠谱的 “退出”策略。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将更难摆脱这些大型商业出版商，当他们同时也是最大的开放获取出版商时。

这表明，“发声”选项更有可能吸引更多研究人员。这或许表现为抵制、拒绝编辑和同行评议工作，以及更多成功地推动定价、访问和利益份额改革。

此外，研究人员也可以寻找其他方法来“退出”目前的市场动态。与非商业实体合作出版可能成为一种更重要的行动，符合各种资助者和倡导者对非营利性（not-for-profit，NFP）模式的优先考虑。尽管NFP实体的董事会通常都会很谨慎地保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们有理由期待NFP出版商之间会有更多的合作和可能的合并，以应对当前的情况。

然而，在与一些学术团体交流后，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证据透露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事实上，像Plan S这样的举措正在产生相反的效果——放大了大型商业出版商具备的规模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对于较小的出版商来说，他们为符合Plan S和其他资助倡议提供了保证、规模和工具，但在多年来减少内部编辑和出版办公室的举措之后，他们会发现自己很难单独实施这些倡议。

作者也可能寻求尚未出现在市场上的期刊或行业颠覆者来发表文章。随着中国国内出版的期刊迅速扩张，如果这些期刊能提供最好的作者服务并满足学术界的需求，那么许多学者可能会从传统的期刊阵地转向即将到来的中国出版评审所创造的新的出版渠道。

最根本的是，我们可以预期干扰将来自于产业之外。对于谷歌（和其他公司）来说，通过加大投资并整合他们的一些核心产品来严重扰乱整个学术传播产业是很容易的。缝合现有的产品并促进研究人员的自出版，将是一个可行的、“足够好”的选择，其规模是其他途径所无法企及的。这将为那些希望摆脱主导性竞争格局并且发现自己的“发声”空间十分有限的研究人员提供一条规模化的“退出”途径。然而，由于学术界通常比较保守，他们有时对新的出版渠道的采用比较缓慢，这就意味着即使这种深度颠覆的出版路径出现，也不会迅速地被大规模采用。

总的来说，这个行业仍然处于增长阶段，在Plan S和COVID-19的背景下，进一步收购和兼并的可能性很大，研究人员的忠诚度之争仍在进行。人们普遍认为，最终，研究人员对强大、快速、严格的出版过程以及快速传播和开放访问的渴望，将比出版机构的声望更加强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到底是通过有机增长、兼并与收购，还是来自产业外的大规模干扰能够赢得研究人员的忠诚度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