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和妻子董欣年是武汉大学的同学，20多年前，他们共同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做博士后研究，之后在杜克大学做教授、成家立业抚育孩子。两年多前，两人先后被聘为杜克大学的讲座教授。在2011年国际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王小凡接受《科学时报》采访，谈到他所关注的女性科学家问题。他说：

 

    “女性科学工作者是国家最宝贵的智力资源之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才智和创造力，非常重要。女性在科学界所占比例一直较小，最近二三十年，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以积极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今天，与美国相比，中国女性在科学界的代表数仍然很少。女科学家确实面临事业和家庭平衡、学术成长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我们要积极的态度和方法来正视这些问题，不能只靠妇联。科研工作者也应该有幸福的家庭。”

 

    他呼吁，女性科学家需要支持，需要更多公正的机会，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都面临家庭和孩子的责任，这个时候，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家庭和个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真正帮助她们解决问题。在杜克大学，这是作为一个政策问题来抓的。”王小凡说。

 

    1993年，53岁的南 基奥恩博士出任杜克大学第八任校长，成为最早领导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女性之一。她本科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获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或大学校长，她一直关注女性问题。2002年夏天，在卸任校长职务前夕，她创建了16人的“女性行动指导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全面调查、评估女性在杜克大学的生存现状。

 

    调查发现，2003年，女性在杜克大学教职员工中所占比例为28%；即使在最高级的职位也有女性，但在从助理教授向有终身职位的副教授、正教授晋升过程中，女性比例大幅减少；在从副教授向正教授晋升的过程中，女性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被否决率也高于男性。

 

    调查揭示女性学者面临的四大问题：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需要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薪水报酬上的平衡；渴望得到持续的职业发展；希望在工作场合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而家庭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平衡，也是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女生们最为担心的问题。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杜克大学教务长设立了“教员多样化常务委员会”，要求大学在寻找和聘请教授的过程，在同等条件下积极聘请女性和少数民族，并尽力主动帮助解决其配偶的工作问题。在家庭和事业问题上，2002年秋，教务长创建了带薪休假体制政策，即在出现重大生活事件，如孩子出生或领养、个人遇到严重健康问题、或直系亲属出现健康危机或死亡时，带薪休假一学期，同时自动延长职位晋升的时间期限。

 

    大学也在教员的家庭和事业问题上作出回应：将大学的儿童托管中心增加一倍，投资社区幼儿园，让大学的雇员有优先权；大学制定了第一个育婴假，创建了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在工作场合对女性的平等和尊重给予更多关注。大学还以大学当初女子学院创始人爱丽丝 鲍尔温之名，创建为期4年的女性领导项目—鲍尔温学者，培育女性领导能力。

 

    王小凡认为，这些具体的措施非常重要，层层负责，有报告也有检查，大家都有压力，情况得以改善。2011年2月22日，杜克大学教务长给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从2000年到2010年，文理学院中正教授和终身职位教授女性所占有比例从25%增加至30%，但在工程学院和法学院等，仍需要很大努力来改变女教授占比例偏低的情况。

 

    在国家层面，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组织学术会议申请联邦经费，会议的共同主席一定要有女性，演讲者中女性也要占相当比例，否则，申请报告不予受理。王小凡说，这是因为联邦政府非常鼓励女性科学家、提携女性科学家。女性科学家需要推动，需要有更多机会，国家制定政策把她们发掘并请出来，增加她们的影响。王小凡同时强调，推动和支持女性，不是设立指标或拔苗助长，而是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女性，增加女性代表，不够资格是不能被拔高的。

 

    “通过这些政策和具体措施，现状有很多改变，比如，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协会的现任主席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女教授，有100多年历史的《生物化学期刊》（JBC）新当选主编，也是一位女教授。在杜克大学，我们的医学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刚任命的文理学院院长，还有几个系主任，都是女性。”

 

 

    王小凡至今记得，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时，导师罗伯特 温伯格给他的忠告：

 

    “你一方面要做科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家庭搞好，因为一个人走完一生的路时，回顾头来看，不光只是给科学了做贡献，同时也应该为自己的家庭感到幸福。”

 

    “家庭一定要管，”王小凡说，“我觉得科研并不是让你什么都不管，我和妻子都是属于比较忙的，但并没有忙到做不了家务事的程度。我不赞成在宣传某某科学家时，说他废寝忘食，不食人间炊烟，什么都不管。实际上，真正做科学并不需要你这样做。”

 

    女性学者在追求事业的黄金阶段，也正在她们承担家庭责任和生育孩子的阶段，而且，她们丈夫很可能在事业上也有同样甚至更高的雄心壮志，在种种压力下，不少优秀的年轻女性学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抑郁症。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呢？

 

    王小凡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可以处理好。在家务事上，他和妻子分工协作，她做饭、打扫房间，他洗碗、洗衣服；孩子小的时侯，她平时晚上陪孩子读书，他周末陪孩子看卡通片或运动；周末购物和花园劳动则是两个人一块做；

 

    “两个人共同做家务，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家庭的感情也在这里；共同抚育孩子，这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我认为作为父亲，对孩子花的精力不应该比母亲少。现在，儿子与我们俩的感情都很好，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花了心血培育他。”

 

    在忙得不可开交时，是否想过让妻子呆在家里呢？“从来没想过，”他说，“因为我知道，有事业心的女性，你让她呆在家里，家庭不见得会幸福，因为她总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梦想。好多人没有想通这一点，有能力的人，你要让她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否则，最后她会抱怨，从而影响家庭关系。在一个人特别忙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多做一点，互相体谅，共同承担，问题就解决了。”

 

    谈到自己的妻子，他说：“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我知道欣年有很强的愿望做自己的科学，她也有能力，作为丈夫，我当然支持。真正的爱情体现在这方面，互相尊重，知道对方的愿望是什么，帮助对方实现一生的追求和愿望，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追求，到最后，两个人都做了想做的事，就会觉得确实活得有意思。”

 

 

    今年2月，45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高海燕出任杜克大学物理学主任，王小凡很高兴，他说：“海燕真不简单！我挺佩服她的，因为物理学界，女性本来就比较少，她还是一个外国人，能做得到这种程度，了不起。她是非常敬业的人，同时也负有培养孩子的责任。”

 

    但从中国到美国，王小凡总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妻子和丈夫一块读了博士、做了博士后研究，之后，妻子没有争取去做独立的研究，尽管她们完全有这个能力，而是帮助丈夫管实验室，让丈夫往前走。过了40多岁或50岁后，妻子感到很遗憾，没有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我们也有朋友因这个原因而离异，这是很可悲的事，这是丈夫没有尽到责任。两个人应该尽量互相帮助，实现对方的梦想，这才是夫妻感情的基础。”

 

    回到十年前清华女生提出的问题，他说：“这么多女生上大学、攻读研究生，国家投资了这么多，她们自己也努力了，当然希望她们能发挥作用，而不是中途退出。从政府、学校、家庭到个人，都要努力支持和帮助她们。”

 

    王小凡认为，女性学者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不用好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几年前，当他获知国内的女性学者会比男性学者提前5年退休时，非常生气。他说，“从实际情况看，比如生物医学领域，一方面培养一名生物学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名好的生物学家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出很好的研究；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实验科学，经验非常重要，时间长了，经验会更丰富，而女性科学家实际上更坐得住，更能够静下心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从长远来讲，她们的学术生涯会越来越长，这也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一批人。应该创造条件，让她们为国家出力。”

 

    最近国家基金委改变了过去对申请杰出青年基金年龄一刀切的做法，对于女性申请人的年龄限制适当放宽，从而考虑到她们在抚养后代上付出的心血所带来对事业发展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具体措施。王小凡希望类似的鼓励性措施也能在其他一些有关政策上体现出来，从而为更多的女性科学家成长和为国家做更多贡献创造条件。

 

 

    王小凡指出，在国内，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祖国的发展强大做出贡献。可是随着年纪的增大，接触社会越来越多，“理想和目标”反而被越来越忽视了。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阶段，没有专门的项目或者课程，来继续帮助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对于建立自己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国内浮躁的氛围下，有相当一部分的女生并不是为了科学事业来读研究生，而是为了找个不错的工作，或者仅仅是嫁个好人家。所以女性科学家的缺失，一方面是社会家庭给予的阻力，另一方面，女性自身对于事业追求的决心并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同时，她们也很难在身边看到成功的榜样，从而树力对未来事业的信心。

 

    在美国，从大学甚至中学开始，就有专门的项目鼓励女生投入到科学技术的事业中，帮助她们树立远大的事业理想。 比如杜克大学的“科学工程学中女性”（Wome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http://www.duke.edu/web/wise/index.html）项目会定期组织活动，请来事业成功的女性给讲座，和学生一起交流女性事业发展的经验，鼓励更多的女学生建立事业的信念。很多学校和学术机构，为女性设立了专门的奖学金或奖项，鼓励她们投身科学事业。比如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ncer Research, AACR）每年都会颁发一个特别奖项---“女性癌症研究夏洛特-弗兰德纪念讲席奖（Women in Cancer Research Charlotte Friend Memorial Lectureship）”，奖励在这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科学家。

 

    “我们自己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可以借鉴这些国外的经验，给予科学和工程领域内的女性学生更多的鼓励和教育。

（完）

 

2011年3月9日 《科学时报》第一版：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1011

                第十二版：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1022

      科学网文章：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708.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