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出国那一年，曹国忠获得了三个机会：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受教育部公派到德国留学、到荷兰爱因霍芬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最终，他选择了荷兰：“到美国是作访问学者，只有考了托福和GRE后能才转为研究生，我当时还没有考；德国是公费，我不想学德文，也不想欠国家的钱；荷兰给我的条件很好，不用学语言也不用上课，就是做研究，还有很好的年薪和五个星期的双薪假期。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最简单、最舒服的路。”

 

作为长子长兄，曹国忠在大学时代就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大学三年级时，他向同学借了300元钱，帮助家里维修坍塌的房子，五年后他还了这笔钱；研究生时，他已经开始资助弟弟上大学；出国前，他向朋友和同事借了大约4000元钱，将家里的事安顿好。

 

到荷兰是自费公派留学，他向单位借钱买机票，但人事处长说：“其他人以前借的钱都没有还，不借了。”实验室副主任黄孝先安慰他：“我去找所长。”另一同事马狄说：“小曹，不用担心，我虽然没有3000元可以借给你，但我在所里工作了20年，人人都认识，我帮你借，一人一块钱地筹，我也把你送出国。”最后，还是所长郭景坤同意借钱。一年后回国时，曹国忠还了所有借的钱。两年后，他邀请所长在意大利的一家餐厅午餐，感谢他的支持。

 

1987 年 3月，曹国忠带着20公斤的行李和100美元来到了荷兰。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爱因霍芬科技大学的Metselaar教授早晨5点起床，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到机场接他。“当他听说我是自费买机票时，觉得不可思议，向校长办公室申请，将机票钱还给我。”

 

一个星期后，他才写信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出国到了荷兰。

 

“在荷兰读书非常轻松，实验室每天下午5点关闭，周末也关闭，与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同学相比，过得非常逍遥。旅游、打桥牌、烹饪是周末必有的活动，还有好多带薪假期。所以，我现在也不给学生很多压力，这与我在欧洲做学生时的经历有关。”

 

曹国忠开始周游世界，流连于伦敦街头画廊，在约旦谷的死海中泳而不游，在布拉格旧城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喝温热的红酒，震惊于“柏林墙”两边的巨大差异……游历中，他在希腊的雅典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一位和姐姐结伴到欧洲旅游的香港姑娘。

 

一年后，他们在香港结婚，太太所在公司的总裁陈启宗请他们到家里庆祝，晚餐后，陈启宗带他到太平山顶，指着夜色中流光溢彩的维多利亚港问他：“国忠，你觉得我们维多利亚港漂不漂亮？”他说：“漂亮。”陈启宗自豪地说：“这里含有我们的一份贡献。”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他。

 

获得了博士学位和荷兰护照后，曹国忠开始工作了。这时，他意识到：“荷兰人非常友好，荷兰社会非常自由开放，收入和福利都很好，如果继续在欧洲呆着，那么我30岁是怎么样，65岁退休时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这里工作太舒服了，没有了动力，温水煮青蛙，人就完了。人活着要有梦想，梦想能不能成是另一回事。如果在30岁时就没有了梦，这是很悲哀的事。”

 

1995年，他辞去工作，离开生活了8年的欧洲，到美国做博士后。这时，他的收入降低了一半多，夫妻两人从三室两厅的公寓搬到了只有一间卧室的地下室。

 

 

 

然而，到了美国之后，曹国忠立即发现问题大了。

 

“我到美国的唯一理由是做教授，但在美国做教授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名师组出来的，我的导师在欧洲还不错，但在美国就排不上名了，欧洲与美国还是差很远；第二是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我在荷兰的大学在欧洲不是名大学，在美国就更不是了；第三，一般情况下博士毕业后2~3年就应该有职位了，否则别人会说你不行，我到美国时博士毕业已经快4年了。而且，我的每一次研究、每一份工作，我都是挑最不懂的题目做，所以每个领域里我都做得很好，但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积累下丰富的资本。这些因素加起来，我知道我几乎不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个教授职位。”

 

一时的挫折困扰着曹国忠，“我怀着一个梦，放弃在欧洲拥有的一切，现在却发现这个梦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当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给了他唯一一个面试机会，他抓住并获得了这份工作时，曹国忠真正体验了绝处逢生的感觉。1996年，他成为华盛顿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助理教授，也是工程学院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这让“我一直非常感谢华大，华大给了我机会，所以我尽一切努力做事，也一直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曹国忠推测华盛顿大学之所以给他这个机会，“也许他们赌我这张空白支票可以写出一个大大的数字。”

 

在华盛顿大学15年的时间里，他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做到讲座教授，途中也充满艰辛：他在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对美国的大学体制一无所知，他的同事和朋友将他描述为领域中的孤儿。作为学院中来自大陆的第一位教授，他面临过某种歧视和挑战：做教授的前8年，他一直没有成功拿到过一个联邦政府的项目，靠小项目惨淡维持；在最困难的时候，被自己最信任的同事因一点小利益而出卖，失去了最需要的基金；辛苦收来的学生跳槽其他研究组……他告诉自己没有必要伤心，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精力充沛的曹国忠是一个工作狂，不出差时，几乎每天都会到自己的办公室报到。但他不熬夜，而是早睡早起，有时会在清晨4点到办公室，这样工作不受别人打搅，到早晨9点同事们来上班时，他已经工作了好长时间，可以悠闲地喝咖啡或和同事聊天。

 

他热爱并享受生活。直到四年前，他都不会将工作带回家。在家里，他读各种与工作无关的书，一周读一本书。他收集所喜欢的作家的书，比如金庸、南怀谨、龙应台、沈从文、贾平凹、陈之藩等。到美国后，他迷上了高尔夫球，几乎每天都会到大学的高尔夫球场练1小时的球；为了一顿晚宴或一个聚会，他可以在2天的时间里在香港、上海、首尔或西雅图间飞一个来回。他说：“人生如梦，要对得起自己……要学会享受生活。”

 

如今，教授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意味着一份衣食无忧的薪水，一个很享受的兴趣爱好，一个周游世界见老朋友、交新朋友的方便途径。工作中他最满意的是：“我可以做喜欢的事，不做不喜欢的事；跟喜欢的人打交道，不跟不喜欢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真正简单、舒服的生活。”

 

在华盛顿大学他的办公室里，有两面书墙，一面是英文书，一面是中文书，中文书有《四书五经》《道家十三经》《资治通鉴》《传习录》《圣经》《蜗居》《德川家康》《活着》等，6本高尔夫球的书，6本关于酒的书……当感觉疲惫时，他将办公室的门关上，浏览这些中文书，尽管有些书已经读过多次，他说：“每次阅读都有新收获。”

 

他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对生活充满激情，具有很好的人文素质，愿意为自己美好的未来付出劳动。他说，作为一个人，应该是超脱自由，不为古人框框所累，不向权贵折腰，不受世俗流行观点左右；作为世俗社会一员，应该是睿智的绅士，并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作为一名教授，应该是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是学生和同事的一面镜子，一种力量和一份信心。

 

 

 

几年前，曹国忠在荷兰的老朋友寄来一张圣诞卡，上写：“曹国忠是否仍然为家事、国事、天下事跟自己不多的几根头发过不去。”

 

曹国忠认为海外华人学者是一座金矿，有些有用的见解和学问，他们可以多种方式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但我在国外学了很多很多，这正所谓要理解一个文化，你必须要生活在这个文化中。我从农村出来，在上海8年，欧洲8年，美国16年，在外面见得比较多，对东西方文化有些了解，回去给年轻的老师和学生讲讲对人生的看法，启发研究应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事，希望能给国内的年轻人有些帮助……”

 

曹国忠与国内合作的主要方式是，一方面短期回去讲学，一方面在招收培养国内的研究生。在他的研究小组里，国内来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占了一半。去年，他回国6次，在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福州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市高教局举办的硕士导师培训班上发表演讲，介绍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等。

 

他说：“出身贫苦的人，通过努力也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尽管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做得更多。今天，美国大学里的许多中国教授都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中国农村。如果你有能力经常帮助别人，那么你的生活是成功的；如果你能调侃自己，那么你的生活是成熟的。”

 

当曹国忠下国际象棋输给8岁的儿子时，他会说：“尘尘，你赢棋是应该的，不稀奇。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但爸爸的爸爸却不会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