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想到的一个是问题：排除坐在办公桌前拍脑瓜的政策，具体的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呢，其背后是否有严格的科学证据？科学研究对指导政策是否真的有什么作用？原来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人也在思考。譬如，Nature周刊本周的世界观察（World View）栏目，就是讨论决策中如何采用科学证据的问题，不过文章更关心的是全球的一些政策和评估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公众，还是决策者自己，肯定希望所制定的政策有严格的科学证据支持。然而，实际情况是，决策者可能很少会直接去阅读期刊论文，并从中去寻找实证，他们似乎更愿意从总结报告、评论和评估等中去寻找依据，但这大多数是“灰色文献”，也可能被以讹传讹了。比如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个经常被拿出来奚落IPCC的权威性的喜马拉雅冰川门事件——喜马拉雅山冰川可能在2035年消失。现在弄清了这个误解的来龙去脉就是与灰色文献有关。首先是印度冰川学家赛义德·哈斯南1999年接受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说：温室气体导致（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缩小，其总量在未来40~50年中将会减少。记者想当然地将这句话表述为“喜马拉雅山冰川可能在2035年消失”。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WWF）则在其2005年的研究报告中说，“至2035年喜马拉雅山冰川总覆盖面积将从50万平方公里缩小到10平方公里。”不幸的是，该说法又被IPCC用于了2007年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指出：“喜马拉雅山冰川面积退缩的速度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2035年或更早些时候消失的可能性极高。”

另外一个例子，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也是一个庞大的且具影响力的报告，为英国政府的环境白皮书提供依据，其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也是因为“灰色文献”。比如有关传粉问题是这样论述的“自1980年以来，大多数景观的野生蜜蜂多样性都在下降”，这个说法夸大了引证论文的结果，因为原始论文中只报告了在的81个10×10公里的方格中，有52%的蜜蜂多样性是1980年后比1980年前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该报告还声称，“（生态系统）授粉服务的减少会导致农民短期经济的损失”，但却没有提及其计算依据是什么。而实际情况是，在国家或地区尺度上，并没有发现传粉下降所带来的什么经济学影响。原来这个评估中对英国昆虫授粉作物的价值估算是来自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但这篇学位论文的的分析依据尚没有在同行评审的科学杂志中发表过。

类似地因为数据质量控制而出现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许多报告中。该文作者担心，如果我们不改变此类评估的运行方式，类似的数据质控问题还将继续。他希望下月初“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平台”（IPBES）在土耳其所建立的评估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建议这样的评估不必面面俱到。虽然报告标题的结论会受到认真的审查，但后面大量的文字是无法彻查的。如果评估范围越大，为了保持完整性，要得出结论就需要更多的材料，而出现错误的风险也变得越高。对即将到来的IPBES评估有一些期盼，这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可以自由撰写有关传粉方面的诸多问题，但更应该集中整理和综合全球证据，并针对一些关键内容进行探讨，比如：哪种传粉者最具经济重要性？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地位？主要的威胁是什么？以及维护和恢复这些传粉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是什么？顺便说一下，IPCC的教训就是太泛，想面面俱到。在上述冰川门事件后，气候科学家范伊佩尔塞勒委屈地说：“看不出长达3000页的报告中出现一个错误会如何影响整个报告的可信性。有些人会试图利用错误来损害IPCC的公信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发现、解释以及改正错误，反而会增强IPCC的公信力。”的确，有关冰川门的错误只是四个大部头报告之一中厚厚938页的一段内容，甚至在刚发布的两年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关注，而事件发生后却备受指责，到现在还无法平息对IPCC的批评。

为了让以前的这些灰色文献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要求评估必须对公开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重新审阅，理想状况是可以调取文献的摘要信息。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中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es），得出所有高质量研究结果的概况，再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决策。而且，所有的实证研究材料应该尽可能公开，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对某些问题的独立评分，因为他们的评分可能会左右最终的决策。这样一旦出现问题，追踪起来就会变得相对简单，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结论的证据基础。而且，收集完证据后，应该定期更新这些证据链以便随时进行快速评估。IPCC的评估大约是每六年重复一次，每次花费巨大，但总体效果不佳。仍然可以借鉴医学上所采用的临床证据——每六个月对干预措施进行一次再评价，这才能提高报告的质量、透明度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Nature 503, 167 (14 November 2013) doi:10.1038/50316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