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目前全国一窝蜂似的城镇化，依然没有摆脱“房地产”的阴影。据笔者了解，山东某些县市搞的城镇化，已经进军农村，是以消灭农村为目的的。他们首先在老的村庄附近盖楼，也不管农民情愿不情愿，将原宅基地作价，在新楼没有盖好的前提下，每家补助7000元/年就将农民的房子强行拆除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得不到现金补助，其回报就是100-120平方米的回迁楼房(至少6层)。而新楼占据的是良田，农民平房腾出的土地被开发商出售了，或继续搞房地产。这样的城镇化继续加大了耕地压力，农民上楼后无法从事农业生产。

我们理解的城镇化是原位的，即政府可帮助农民统一解决自来水、污水、垃圾处理、燃气、网络、电力、电话、银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而农民不必上楼，既然节约了土地，又方便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稳定一支种粮大军，在源头保障粮食安全。让更多的人口分布在食物生产的第一线，避免了大城市化带来的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的现象。在食品生产、运输、加工、消费各个环节减少有害物质使用，从而使已有的城市化人口得到较为满意的食品。

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政府必须重新审视依赖美国等国家廉价粮食（充满风险的转基因粮食）供应的做法，发展适度的合作化，将农业补贴资金直接与粮食产量挂钩，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完善监管机制。在技术上，除保留少量的化肥外，抛弃或限制“六大害”技术的应用，应用生态农作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让耕者有其利，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农民是种地好手，进城谋生是舍本求末。中国的粮食安全靠妇女、老人满足，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大化肥、大农药、转基因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且昂贵逼出来的路子。我国的优势是人多，人民勤劳朴实。我们舍弃了自身优势，牺牲了乡村生态环境，换回来的是国民很难再吃上放心食品了。城里人想花高价钱买放心食品，但是，放心食品从哪里来呢？

正确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些活就是为13.6 亿人生产放心食品，农民职业化，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周末和假期，同时担任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重任，恢复日益衰败的乡村道德和乡村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理应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认可，并从经济上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