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中的政治经济学(连载之七)：易子而食

蒋高明

人类进化的历史，概况起来就是食物进化的历史。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革或者革命因吃饭问题而起，然而战争带来的是更严酷的灾难，社会底层的人受害最深。而当食物供应出现问题时，不仅造成社会进步停止，一切人类文明也惨遭践踏，此时暴露出的是人类野蛮、求生欲，极度自私的一面。“易子而食”恐怕就是这种例子中的极端例子。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关于“人相食”的记载有很多，如我们不难查到下面的例子：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这个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还会大加赏赐。

 《南史》(420-589年)中提到一个叫做毗骞的小国家，“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北史》中的流求国，也有类似的吃人记载，说“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恶俗了。

八王之乱（291-306年）时，河间王司马颙败退长安，急右将军招张方，张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资治通鉴》)。

后赵（319-352年）皇帝石虎的儿子石邃，对“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把女尼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之后还“赐左右，欲以识其味”(《晋书》)，让属下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在战场上吃人的，氐族也出现过。南北朝(420-589年)， 前秦王苻登让将士们“啖死人肉”，以人肉作军粮。这支吃人肉的虎狼之师，也是因为当时“岁旱众饥”(《晋书》)。之前的前秦军队，并没有吃人肉的记载。

然而，人吃人毕竟是非常野蛮的，多发生在战乱或大饥荒中。人是有一定善心的，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轻易不会吃其同类。但当粮食高度紧张，人类面临生存问题时，也会以人肉充饥。但在古时候，人多不情愿吃掉自己的家人，就发明了一种“易子而食”做法，如：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后燕和前秦连年征战，“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通鉴》);

太元十二年(387年)，“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通鉴》);

后凉国的最后一年(403年)，“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通鉴》);

公元431年，大夏国北平公赫连韦攻打后秦的南安城，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魏书》。

明末李自成起义(1629-1645)时，饥荒造成了“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易子而食”等触目惊心的字句出现在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中（如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第22章）。

上面记载中的“易子而食”或“人相食”，显然都是活命的权益之计，其中的血腥与野蛮无法具体考证，毕竟历史上的记载下来是容易的，但历史的残忍程度无法演绎的。作为与禽兽区别的文明人，怎么能相互吃呢？无非等其咽气或相互残杀，或交换亲人而食之的短暂活命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造成食物短缺的因素不去除，如动乱，如大饥荒，即使那些暂时逃脱被他人食的人也难以逃脱死后被人食的命运。

上述历史上记载毕竟是历史。但我们这个社会告别饥饿也是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即使在60年前，我国还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问题。

当前，人类科技进步虽解决了很多国家的饥荒问题，但并不是说人类已经告别了饥荒。今天饥非洲的民，叙利亚的难民依然面临着饥荒问题。可见食物安全与科技的关联程度不如政治和军事那样高度相关。新时期的食物短缺，与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有关，与资本的贪婪有关。非洲的自然资源并不差，人类的食物如果分配合理，并不会面临饥荒问题。然而，要解决上述问题，仅依靠经济或科技手段是不行的。

当前我们已经解决的吃饱饭问题，但是另类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即当食物这一重要的公益资源变成赤裸裸的商品时，食物营养与安全健康已渐行渐远。在市场逆淘汰机制下，谁安心生产食物，谁用老实的办法生产食物，谁就吃亏。别人家的猪四个月长大，你喂养一年，卖同样的价格，多付出的劳动力不算，亏损的饲料就觉得了谁都不会用放心的办法喂养猪，在食物安全保障方面，聪明的农民搞起来了双规制——放心的食物留给自己吃，不放心的东西卖到市场上去，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场景：

养鸡的不吃鸡；养鸭的不吃鸭；养猪的不吃猪；养黄鳝的不吃黄鳝；种大棚菜的不吃大棚菜；种草莓的不吃草莓；种姜的不吃姜；种西瓜的不吃西瓜；搞膨大剂水果的不吃膨大剂水果；做豆腐的不吃豆腐；搞地沟油的不吃地沟油；搞转基因的不吃转基因，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上述食物乱象，反应是是和平年代中出现了现代版的“易子而食”。农民不愿意吃自己的生产方式生产的食物，是出于自私的自我保护，寄希望与他人的食物或他人种植的东西是安全的。“双轨制”虽从心理上满足了自身一两种食物安全，但走到社会上去，还是难以避免问题食物的侵害。

当前，人类在享受了现代科技进步成果之后，也面临了严重的健康隐患问题。以高度发达国家的美国为例，该国的癌症病患者按照人口的平均密度来看，是全球最高的，每年因癌症夺取生命的病人高达58万人。中国紧跟其后，有211万人被癌症夺取生命。癌症病出现了“穷人穷癌”、“富人富癌”、“癌症面前人人平等”的格局。究其原因，癌症最初的诱因与食物污染和营养成分变化，以及不合理生产方式造成的污染、空气、水污染有直接的关系。“穷癌”因穷人直接接触有害化学物质有关，“富癌”则通过食物间接积累有害化学物质有关。

正如解决“易子而食”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或军事手段消灭那些不安定因素，让农民回到农田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一样，今天的食品乱象也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手段，对向食物链投毒的做法予以重典。在政策上，国家经费要向生产安全放心食品的企业化、农民合作社或农民个体倾斜，不能继续鼓励化工农业、激素农业或转基因农业向染指食物链，徒增大食品监督难度；城市消费者要通过理智的消费，让耕者有其利，用健康的农业方式倒逼食物生长者，回归到健康的食物生产中来，对那些问题食品企业实行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