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是在贵阳17中上的。这所学校当时靠近贵阳的城边，附近有很多种菜的农民，农田和农民的茅舍。我们学校农家的子弟也比较多一点。这有点被别人瞧不起，说我们是“农哥”学校。当时是文革中，贫下中农是革命领导阶级。但人们骨子里的东西，不容易被革命掉。我们要是看哪个学生不顺眼，就会说他是菜农，有一种贬义。城市人看农村人，就像上海人看北京人，总有自己的优越感，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我们每个人往上数三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柴老师

            我初一时，最初接触到、并留下印象的是我们的语文课柴老师，尽管他只短暂地教过我们。柴老师是位从援越战场上下来的复原军人，据说还受过伤。他所在的部队是炮兵。那时在北越的防空部队中有中国军队，尽管这没有公开过。他们这样的转业军人，退伍复原后由地方安排工作。因为当时军队的人多，每年的复转军人也很多，地方上安置他们是个问题。经常是认识字的就分到中学教语文；懂得加减乘除的就到中学教数学，是一种照顾。反正那个时候学文化是次要的， 一加一等于几不重要，而革命精神则是不可缺少的。

            柴老师个子很高，穿了旧军装，看上去人很帅，很和蔼，不像是个曾经拿枪杀人的军人。第一堂课，他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看着大家，微笑，半天都没有说话，把脸憋得有点红，最后终于开口：“同…同…同学们…们好…。” 原来他是个结巴，全班人都笑了起来。讲话口吃的人，真的不大适合教语文，念起课文来那个费劲，让人着急，心里痒痒又挠不着。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他并不全对。我们那时的学生，一个个人之初性就恶得不得了，生下来就像属狼的，再加上后天受的教育不够，不像现在的学生，被教育得好，都知道尊敬老师和残疾人。我们却是见谁有伤痛，就往别人伤上捅，并以此来娱乐自己。一个讲话结巴的复原军人语文老师，成了一帮学生取笑的对象。尤其是班上几个根红苗正且又调皮的贫下中农子弟，更是肆无忌惮。一到上课，就有学生装结巴说话，把个柴老师气得不说话，站在讲台上瞪着眼，往肚子里咽气，恨得牙痒痒的样子，可拿这些学生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他通常不讲话，气头上他讲起话来更结巴，会把一件可气的事情弄得可笑，然后变得更气人。人有时候会被气死的。

            有一次柴老师刚进了教室，一个调皮学生按惯例开玩笑：报…报…报告柴…柴…柴…柴…。 那学生柴了三分钟也没有柴完，一边还翻着白眼，做出喘不上气来的样子。柴老师那天可能心情不好，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上去狠狠煽了那位同学一嘴巴。学生没有想到老师居然敢当着全班同学动手打他，一时变得狂怒起来，一边骂，一边跳起来就和柴老师扭做一团打起来。我们一班人那个高兴啊，围成一圈，看耍猴一样看他们俩怎么打。有人还支招：打偏气（腰眼），抠肋巴骨，踢他下面。都是狠招。不过，中学生再混，毕竟还小，怎么也打不过老师，尤其是当过兵的老师。那位同学最后被柴老师反拧着手，摔倒在地，用膝盖压着他的背，气喘嘘嘘地说：老…老…子美…美帝国主…义...义…义的飞…机大…大…大炮都不…不…不怕，还…还…还怕你这个王…王…王…王…八蛋！

            那个学生是个贫下中农子弟，被老师煽了一耳光，一脸五指印，又被老师当美帝打，压在地上喘不过气来，这可是个重大政治事件。要是一般的老师，是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但在我们那儿是属于黑一块白一块、不大招人喜欢的“花五类”之一，连流氓无产者都不如。谁要打了贫下中农的弟子，可是立场问题，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但刚巧柴老师也是苦大仇深的贫农后代，加上是转业军人，比起那个贫下中农子弟加什么都不是的倒霉蛋，革命度要高一个数量级。学生家里和学校都拿柴老师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事件只好不了了之。以后那个学生见到柴老师也规矩多了，见面都是笑脸，不敢再折腾了。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柴老师大概实在不适合教书，自己也觉得难受，我们这个班一个学期没教完，他就调走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定主意，要是我有口吃而又必须得去做老师的话，就去教数学而不是语文。

 

            夏老师

            夏老师是上海人，复旦大学学物理的。深度近视，眼镜片酒瓶子底一样深不可测。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文革当中，一介书生，能有什么好心情的日子？没有。他从上海到了我们那个地方，落草的凤凰不如鸡，一直都处在不痛快的状态中。我因为在班上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他很喜欢我，而且还很有创新性地让我上台讲课，解释物体沿斜坡下滑时，重力，摩擦力，速度，角度等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班上有些学生怎么教都不明白什么是重力，什么是摩擦系数等等。有人始终没有明白，既然地球是个圆的，并且在旋转，那么转到下面去的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

            夏老师认为我一个学生，能以一个学生的眼光和理解来解释问题，也许能通俗易懂一点，所以让我上台去讲课。我们那些学生，属土狼的，都是很粗狂，我现在说起来都脸红。上海口音讲“摩擦力”三个字，很有特色，和我们当地土话有巨大差别，不信你试试。由于夏老师是少数，他本来很高贵的上海口音，在我们那儿成了笑柄。他讲了一堂课的摩擦力下来，就得了一个“摩擦力”的绰号。我们都学着上海口音，叫他“摩擦力”。谁有那么个名字都不舒服，更何况是被一帮无知的小混混这么叫，他难过啊。但那时的知识分子，难过是正常的，不难过是有问题的。你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还想翻天教训我们贫下中农子弟不成？所以，他应当难过。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太猖狂了，还写博客。欠揍。

           

            胡老师

            胡老师也是一个军人出身，永远戴一顶洗得发白、帽檐塌下来的旧军帽，讲起话来，两个嘴角总是留有白沫。他人很革命，但据说他当年是国民党的兵，后来被俘虏了，结果成了共产党的兵。他这个军人的红色程度，多少有点水分。文革中，通常那种有点历史问题，底子不够硬的人，比别的人都会表现得更革命，以此来淡化自己的弱点，让自己显得是真革命，否则摘不清。我们学校要按左派右派分的话，我们校长是左派头号人物，下来就是胡老师了。他儿子在我们班上，是个性情很温和的孩子。我们有时候说起他老者来，会当着他面表示愤慨，说狗JB日的胡传魁，今天罚老子们站。胡老师的儿子也不分辩，站在那里嘿嘿的笑。我们之所以会叫胡老师为胡传魁，一是因为他姓胡，二是因为他是军人出生，三是因为他想表现得革命，把我们整得很惨，像个坏人。

            我们那时学校的军训搞得很厉害，每天到学校，先是翻山越岭的早锻炼，然后有各种操练。胡老师的哨子吹得直喷口水，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卧倒，对空瞄准！我们就得哗一下，在那泥巴地上卧倒，然后做端步枪状，对空瞄准，要打美帝苏修飞机的提前量。鬼怪式飞机一般要打五到七个机身的提前量，否则就会被它逃脱。那时我一年就两套蓝色咔叽布做的衣服换着穿，这样的折腾，每次回家我妈都会说：你刚换的衣服怎么又脏了。我能怎么说？只好骂胡传魁。

            最难忘的是我们的野营拉练，胡老师带着我们出去走了一个多星期。打个背包背着自己的被子衣服水壶，干粮袋里是大米，一本袖珍版的毛著，每人20多斤的东西，每天行军40公里。有时侯走到很晚，胡老师忽然一声哨子响，我们马上在野地里就地摸黑露营。天上是濛濛小雨，我们用塑料布铺地，上面再盖上塑料布挡雨，被子里是潮乎乎的感觉。胡老师还不让大家打手电，不能大声说话，否则会被敌人发现。大家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哆哆嗦嗦地睡觉。最要命的是炊事班的学生，背着那铁皮焊的、尺把深的、沉沉的、满是铁锈的行军锅，每天不仅累，而且从来没有把饭做熟过。每次吃饭，胡老师都把那成团的夹生饭吃得吧唧吧唧山响，一副很香的样子，说这比长征时红军吃的野菜要强一百倍。野营最后一天，50多公里的强行军，我们互相拉着，边睡边走，最后实在不行了，我们一帮男生，就等在公路上坡处，爬过路的解放牌卡车。开出几公里后再跳下来，省了很多的走路。回去后，被批评没有革命意志。其实我们都觉得自己挺勇敢，跟铁道游击队员似的。后来好些同学得了风湿关节炎和心脏病，我是挺了下来，不过最后还是转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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