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日子 —— 学分挣够后，我大部分时间就在博物馆里度过。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有一个自己喝咖啡的地方，圆形的屋子，有一个从来不用的壁炉，正面窗户对着中央公园。这是博物馆中我最怀念的一个地方。博物馆研究人员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下午的例会就在这里举行。每天中午这里有免费的咖啡，研究人员，访问者，学生都可以来这里喝咖啡，聊天。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研究人员的活动中心。这里也曾经是《支序系统学》（cladism)的真正发源地。当初在形成这个学说的时候，这里总是硝烟弥漫，充满火药味。大家对很多的理论，概念，方法，哲学争论得十分的激烈，黑板上画得一塌糊涂，拍桌子打板凳互相较劲也时有出现。我去做学生的时候，已经到了打扫战场的阶段，高潮已经过去。当然，我也受到这个争论的影响，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仍然有缺陷，支序系统学现在已经是生物学中的一个主流的方法之一。这个学说和方法本身以及它的形成过程在科学上表现出来的进步主要在两个方面：1)从50-60年代以遗传学，生物种群和生物进化内容形成的、以物种内研究为主的生物系统学，演变到种上系统的研究。2）把科学哲学（主要是Popper的假说证伪）系统地引人生物学研究中。 现在看来这当中是有缺陷的，生物学毕竟不同于物理学。但这些缺陷不仅是生物学的问题，哲学的贫乏也是一方面。但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精髓是打破了过去权威说了就是真理的传统，而更讲究科学的证据，无论你是名教授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我自己对这些理论问题曾经很感兴趣，常常觉得一个念头冒出来后自己得到了真理，晚上睡不着觉想写东西，但把那些想法写在纸上要成为有严密逻辑关系的文字时，却又怎么都说不清。最后做了一个选择，放弃理论的东西，专注具体实际的研究课题。理论的研究太难了，而且也会因为不容易出文章影响到以后找工作，不太适合我这样英语非母语，起步比较晚的人。对我来说是自己学术当中一个决定性的选择。
   我的第一篇英文研究论文是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完成的，它和我的论文没有关系，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的一个题目，觉得有意思，就做了出来。当我把写完的文章交给老板看过后，他在英文上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写上“excellent paper” 两个字。我的一个师兄感到好奇，说麦肯纳从来不说人好，就把我的稿子拿去看。我本来是把麦肯纳的名字放到文稿上的，但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说: “That’s your baby.”所以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我单独发表的。
   我在博物馆时曾经组织过一个非正式的研讨会，每个礼拜五中午进行。大家带了午饭，一边吃一边听一边聊。一个人主讲，是学生也可能是研究人员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来的访问者。题目杂且随意，不一定是成熟的研究。当时来参加的人不少，比如史蒂文.J.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有时会来听我们的讨论。他看上去个子不高，是个很和善的人。 1972年他和N.Eldredge两人提出“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学说而成名。 他们两人都是从从哥大拿的PhD,专业也是古生物。当年在做研究生时，史蒂文也做过一些早期哺乳动物的研究，后来没有怎么做研究，但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和书籍，成为进化生物学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代言人，2002年去世。N.Eldredge身体很好，还在我们系里上班做事，也写了不少的科普文章。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是平淡，普通的人，普通的日子。
   等到博士答辩时，和博士资格答辩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两者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博士资格答辩时，台上的是学生，要回答下面坐的教授的问题，基本情况是考试。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坐在下面的教授是学生，答辩过程是答辩者显示自己的舞台，基本情况是答疑。一篇博士论文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做论文研究把一个学生训练成可以独立做研究的人，而且是在这个课题内容上的权威，他在自己这个具体研究课题上要达到研究的最前沿。当然，这个研究课题可能只是一个很窄小的研究领域，甚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答辩者在这个时候应当要比教授们对论文里的研究内容知道得更系统、全面、深入，并且有新的、超越前人的、教授们不懂的内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博士学位就欠了点火候。
   博士以后 —— 拿到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做博士后。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中都处在找不到工作要改行的巨大压力中。但我一直也都在努力的工作。到了96年的春天，忽然发现有两个工作在等着自己，我才体会到过去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我的第一个工作是麻州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我不担心自己的研究，但对教课没有把握。我教的第一门课是哺乳动物学，我没有学过这门课，加上英语不是母语，很担心教不好，所以很用心地去备课。我上第一堂课时，有上百个学生，各个专业的都有。很多人是来看看这门课是否适合他们，并非一定会选这门课。我对学生说，无论你们选不选这门课，我有下面几句话要对你们说：1）人的知识结构应当是“T”字形，有一门深入的专业，但也要有其它广博的知识。2）“Get things done”。无论做什么大事小事，一定要把事做成；事情做不成，什么好的想法都只是空谈。3）“Don’t give up”。不要轻言放弃，什么事情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不成也不会后悔。第一个学期下来，我被学生们选为当年的最佳教师奖获奖人。但我的系主任找我谈话说，系里从来没有给第一次开课的人最佳教师奖的，他把奖给了名单上第二顺位的人，是一位我尊敬的女老师。我在做学生时她就是教授了。我并不在乎那个奖，但我很高兴自己在教学上的能力得到认可。我也体会到，课堂上老师的主要功能是介绍，解释基本的概念，方法和课程内容中存在的未解或最新出现的前沿课题，启发学生如何寻找问题，让他们对一门学科产生兴趣。太多的零碎是浪费时间，而且容易让学生失去兴趣。具体的、细节上的内容，学生在需要的时候，会很容易自己找到。概念和方法等等，学生也不是不能自己去理解或自学，但那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教课的一个实际效果，是让一群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对授课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是社会教育比较有效率的体系，但不是唯一的教育方法。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限，多半都是自学而来。但周围的环境很重要，常常在不经意中学到或领悟一些比掌握一门技术要重要得多的思想。
   对于做研究，我就不多说了。我从来都是把我的博士生、博士后看作同事。我们共同讨论问题，争论问题，有时会很激烈，但我们彼此尊重，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很多时候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这应当是学界的一个基本规律：做学生的时候你需要别人的帮忙，做了教授后你应当帮助别人。从多年的学生生活和找工作的艰难困苦中走过来，我能深深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99年我拿到了现在的位置，也是我的第二个工作，应当说是努力加运气的结果。我的办公室就在麦肯纳办公室隔壁，我的感觉就好像历史在这里碰了头。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位置，因为占有较多的资源，圈内的人对你的期望值就比较高。当然，这些是我要去面对的问题。
   结语 －－ 打了一通太极后，回到原来的问题：国内的研究生教育有哪些欠缺？成为一个合格 的研究者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欠缺一个思想活跃，有自由空间，少一点权术，多一点学术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关。回答是应当在“大道理”里面的方方面面花功夫。但这又受制于环境的缺陷，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没有解的两难。但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总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一代一代的努力，总会出现一个好的环境。而每个人的生活别人是没有办法教的，只能自己去过，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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