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科学家会去做自己毫无兴趣、毫无把握的课题。因此，一旦选择了某个研究课题，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方向，相信自己的实验，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然，就很难把研究进行下去。然而，对于自己研究的东西，不时产生某些自疑自问，不时产生某些不自信，也是必要的，不可缺的。否则，就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可以说，除了对真理的好奇和追求外，“自信”和某些“不自信”，都应该是科学家必不可少的素质。
 
      “Research, it is re-search”。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发现、总结、否定，再探索、再发现、再总结、再否定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鲜有一帆风顺的事例。“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虎气、霸气，可能不适合于科学研究领域。
  
     最近，我们研究组的一位同僚收到 Dr. Stanley Chang的一封email，并转给我们每个成员。这位受人尊敬的著名眼科专家，对自己四年前根据长期观察、研究得出的一个观点和结论产生了疑问，主动来信询问我们是否有有关的新发现或信息——无论是支持或反对的观点——他都想倾听和了解。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原并不知道Dr. Stanley Chang很多, 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是美国眼科界的一位“牛人”。我想他也不了解我们，是不约而同的研究兴趣和结果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说起来故事颇长。我在日本读PhD时，研究的内容是白内障，来美国后希望继续沿这个方向做下去。本来，白内障是人类眼科发病率第一高的疾患，但是，由于现代白内障手术技术不断提高，治疗它已不再是难题，因而无论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其研究投入均大大减少，近十多年来日本和美国白内障研究队伍更严重萎缩，致使对其发病机理和预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幸运的是我加入的实验室PI，Dr.David Beebe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眼胚胎发育细胞生物学专家，而且是一位医学视野开阔高、对临床研究很感兴趣的人，我们都渴望突破目前白内障研究中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严重脱节的状况。我们认真阅读了前人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临床资料，逐一讨论分析，去粗取精，结合我们各自的研究背景知识，提出了分子氧可能是年龄相关核性白内障主要致病机理的理论。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我们做了一系实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2004年，当我们第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问世时，曾遭受一片反对、质疑声。记得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作有关演讲时，演讲还未结束，我看见台下麦克风前准备提问的人已排成了一长串。一位德高望重、在本领域非常活跃、对我非常友好的美国教授私下严重警告我：你们方向错了，分子氧导致白内障，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然而，基于事实和推论，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信心。当时，我们认真地听取了人们的质疑，其中有些问题还不能马上做出回答。我们的证据确实还不够充分，当时还缺乏动物和人体的活体研究结果，所以我们的自信中也有一些不自信，还得根据后续研究结果再做判断。
 
     在研究过程中，玻璃体切割手术是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特殊病理模型。所谓玻璃体，是指占据眼内最大体积的透明胶状物，它支撑着眼球，让光能穿透到达视网膜。当视网膜有病变或玻璃体变浑浊时，医生往往通过手术将它切除。由于玻璃体不能再生，切除后只能用平衡液代替填充。这个手术的后遗症是，90％的病人由于在两年内发生核性白内障，因而不得不再做一次手术。我们的临床人体研究发现，玻璃体切割术不仅在手术时立刻引起眼内急剧氧分压升高，而且数月和数年后眼内氧分压也显著高于没有做过玻璃体手术的人。这是第一次在人体上证实分子氧在玻璃体手术后增高，它进一步说明了分子氧升高与核性白内障的可能相关关系。
 
     那时，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玻璃体与白内障的相关关系上，我们文章的题目是：Vitrectomy Surgery Increases Oxygen Exposure to the Lens: A Possible Mechanism for Nuclear Cataract Formation (Am J Ophthalmol 2005;139:302-310)。文章一发表，就受到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Dr. Stanley Chang的关注，并引用了其中的某些内容。他在美国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AAO)年会上发表的获奖特别演讲中，介绍了他长期观察的结果：玻璃体切割术不仅引起了白内障，而且增加了青光眼的发病率。这种玻璃体切割术后出现的难治性青光眼的发展快慢，又与白内障（水晶体的有无）有密切关系 (Am J Ophthalmol 2006;141:1033–1043)。他的研究，不仅将我们的研究领域从玻璃体－白内障扩展到了青光眼，而且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到由于分子氧的增加而形成的Oxdiative stress，是主要的共同致病机理之一。随着我们队伍新加入了一位出色的青光眼专家，我们的课题自然而然地将整个眼睛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眼前部和眼后部的区分。这样，我们的研究从玻璃体，到水晶体，再到青光眼，现在还包括了角膜病。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完全支持Dr. Stanley Chang的观点。同时，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要性，也越来越自信了 （IOVS, in press and on line)。 
 
     出乎意料的是， Dr. Stanley Chang此时却开始质疑自己的观察了。原来，当他reviewing他人文章时，别人并没有发现玻璃体手术与青光眼之间有相互关联，他们的结论是玻璃体手术对青光眼没有风险。对此，Dr. Stanley Chang 非常认真看待。他特地来信询问我们，是否知道更多这方面的资料？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唯一发现这个临床结果的人，是否他自己的观察不全面，或者还是其他原因？这么一位“牛人”，对自己众多发明、论文中的一篇如此认真对待，让我们由衷地敬佩和赞赏。我们课题组几位主要作者都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与Dr. Stanley Chang 进行了互动。事实上，我们还知道另一group正在进行大样本的临床资料分析，他们的结论与Dr. Stanley Chang类似。但是，确实有其他一些groups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论。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这些相反结论的研究，没有区分缺血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例子，我们的研究证明这会影响到分析的结果。另外，疾病之间关系的影响，需要长时间追踪研究（follow-up )，如果追踪研究时间过短，就有可能看不到其内在的因果关系。
 
     总之，尽管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自信研究的方向是对的 （on the right track), 但也不是绝对自信。我们很小心，每发表一个观点和结论，课题组的临床医生（MD）和实验室科学家（PhD）之间都要互相核对或讨论几十次、上百次。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实验结果或理论来修改、补充、甚至推翻我们的理论。我们欢迎质疑，欢迎挑战，随时准备接受正确的东西，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从Dr. Stanley Chang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诚实科学家对待不同观点时的谨慎虚心，在我美国同事身上我也看到他们的自信，以及对自己目前未意识到未发现的问题及时吸取准备修正的胸襟——有时不自信并非坏事，尤其对于科学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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