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这个系列的计划就是要把AI历史上关于电脑人心可能性的各种正反辩论重温一把。其间，我会自任电脑们的粉丝律师，冷眼旁观这些辩论，审视它们的来龙去脉，加以有理有据有情的批判性反思。最后，基于这些辩论以及对它们的反思和报告，我将代表广大过去、现在、未来的电脑同志们就电脑人心的可能性给出一个负责任的说法。（听起来有点发言人的味道了吧。）

性急的读者或许会嚷嚷：“嘿，那答案是什么？你直说呀！”我请Bob Dylan帮我回答如何：“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如果这不够清楚的话，那等到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如果它有结束的那么一天的话，一切就都会清楚的。

正经一点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电脑人心可能性的问题没有先验的答案，没有从一般原则出发的答案：不存在关于电脑和人心的一般性原则，从它们出发，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电脑人心是否可能。或者说，电脑人心的可能性，不可能以下面的形式来判定：“人心是A，电脑是B，A和B的关系是如此如此，因此电脑人心的可能性就是这样这样。”

所以说，所有前面提到的和后面将要详细讨论的原则性争论，其设问也好，其结论也好，都不足以从原则上给出个答案来。哪怕所有的辩论都挺有意思；哪怕所有的辩论都有或多或少的理论上、原则上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以为电脑有什么本质，使得人心水平的人工智能可能或者不可能，那我们就都错了。 这当然是个否定性的答案：就是说电脑人心即使可能，其可能性也不是植根于任何已知或者尚待发现的电脑的一般特性的。然而，这个答案也有其肯定性：就是说，没有任何电脑的特性会阻止我们理解和造出电脑人心。电脑没有本质，所以，没有什么它的属性会妨碍人工智能取得成功。电脑没有本质，所以，也没有什么它的属性能够保证人工智能将会取得成功。

如果要完全正面地讲的话，电脑人心可不可能，这个问题以及它的答案，都是历史性的。因为，电脑或者说计算机，不是一个抽象的类别，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没有可以划定的边界可以把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电脑们框在里面，把所有非电脑们排斥在外面；也没有任何本质可以将电脑和别的东西区别开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制造和理解电脑人心的征途上，我们将会有什么武器和工具可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们将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工具、新武器可以用。从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并肩发展的这60多年里面，我想这一点应该表现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是历史的可能性。电脑人心可不可能，不是在于电脑是不是什么，而是在于我们将如何来制造、运用和理解电脑，以及如何理解人心。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去做的问题。

就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而言，具体到我们的时代，按照Brian Cantwell Smith的说法，我们正生活在指号炼金术（semiotic alchemy）的时代。信息时代的牛顿还没有诞生。（别忘了，牛顿，这位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也是最后一代炼金术士之一。）我们恐怕最多也就是身处像伽利略那样摸索的时期。

不相信？请想想有多少流行理论把比特串误认作信息内容本身，就好像一条“还没休息啊？”的短信，其内容真的只有不到100位似的。想一想，这像不像把质量（东西的多少）误解成重量（东西在引力场里面的份量）？

还不相信，再举个例子：我们机器里都有各式各样的很多文件吧。今天，如何组织这些文件真是个头疼的问题。我们似乎面对两个选择，或者用子目录（文件夹）的方式，或者按照内容或文件名进行搜索；而我们又往往觉得两者都不够好：前者太僵硬，假设文件只能有一种分类方式；后者太冒险：“那个文件肯定在机器上什么地方。可是我用这个词怎么找它不着呢？” 后代会笑话我们的：嗨，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清楚，真像当年笛卡尔、莱布尼茨他们“动量”和“动能”拎不清啊。是啊，我也觉得这样的问题应该有个很清楚明白的答案，可我们确实还没有啊。生得早了点啊。

从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到人类登上月球，大概是三四百年时间。今天的AI（包括Boston Dynamics的机器驴子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恐怕应该算是伽利略、笛卡尔时代的钟表水平吧。恐怕再来个三五个甲子，两百到三百年，电脑人心造出来是有可能的。

可是，光是造出来，其实不是最难的。更高的要求是，这得是基于理解基础上的制造。

千万不要以为，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能制造就能理解。人们已经世世代代地造人了：一朝欢乐，十月怀胎，经年抚养。然而，又有多少人懂得生儿育女的生理机制和长大成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过程呢？自己往往并不懂得自己的制造，这一点也许不一定需要龙应台女士来点醒吧。编过很复杂程序的朋友们，或许也会深有同感吧。而这往往还只是思维、行为上的理解。更不要说是在伦理上对自己的制造──孩子也好、电脑人心也好──充分负起责任来所需要的那种理解与实践了。

所以，说到底，电脑人心可不可能，如何可能，后果如何，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如何在信息时代书写历史的问题。

和平的可能性是越战期间Dylan们所每天面临的问题（今天也仍然是我们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这些给NATO国家交军火税的人们）；电脑人心的可能性是信息时代的我们将会长久面临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有它们的时代性。两个问题，归根到底又都是个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时代里书写历史、创造未来的的问题，是人心（或许还有电脑人心？）要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

所以，“答案呢，我的朋友啊，正随风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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