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今日科苑》7月号（发表时略有删节），网络首发。

科学家与科普

最近科普界传来一则好消息，2015年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6.2%（注：这里是我疏忽了，经核实，该数据2015年9月中国科协就发布了，但今年6月又有媒体报道，我误以为是新近发布的数据）。尽管这看起来似乎不高，但纵向比起来，进步还是蛮大的，因为2001年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是1.4%，近15年的时间就成了原来的4倍多，不能不说科普成效很大。这里的“具备科学素质”条件并不简单，因为其评测体系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只有在三个方面同时达标的公众才算具备了科学素质。总之，最近公布的2015年的评测数据鼓舞人心。

一个国家公众科学素质的高低与该国的科普事业关系密切，科普的最终目的也即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新闻媒体上也不断有“鼓励科学家进行科普”的声音，有的甚至到了道德绑架的地步，认为科学家天生有义务从事科普活动。事实是否如此？科学家与科普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尝试对此做些分析。

一、科普不应是科学家的分内之责

科学家从事科普，应该依其本人的兴趣爱好使然，而不应认为是其本分。科学家从事科普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是科学知识的直接生产者，科普的准确性、可靠性好。这种优势在越高端、越前沿的学科体现得越明显，因为这些知识还只是由他们所掌握、所理解，普通公众还没有机会获得这些知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体物理学家菲利彭科（Alex Filippenko）经常面向本科生或者普通公众进行天文科普讲座，他的讲座通常座无虚席，这与他在讲座中经常穿插一些新近的天文发现有关。当然，这还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菲利彭科异常热爱科普，善于向公众演说，表情、手势夸张，风趣幽默，很受公众喜爱。他的同事——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帕尔马特（(Saul Perlmutter）论专业水平肯定不在菲利彭科之下，但伯克利近些年校园活动日的天文科普讲座多次由菲利彭科担任，原因只有一个：他比帕尔玛特更适合面向公众科普。科学史上对科普有兴趣并善于科普的大科学家并不少，19世纪的戴维、法拉第、丁铎尔就是，20世纪的伽莫夫、萨根、道金斯，近些年比较活跃的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并非拳王那位）、考克斯（Brian Cox）等。他们本身是科学家，从事科研；他们从事科普活动/创作的唯一理由是：他们喜欢科普、擅长科普。

Alex Filippenko教授

那么为什么笔者不赞同每位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呢？这主要是由科普活动、科普创作的特点决定的。随着时代的变革，如今科普有称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有称为“科学传播”的，无论名称如何改变，科普活动及科普作品的核心内涵仍然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使受众或者读者理解原来不知道的或不清楚的科学知识，进而学习其中的科学方法、体会其中的科学精神。别看“通俗化”这样简单三个字，要求可不低，因为它不但需要把科学问题讲明白，还要融入一定的趣味性，或者说吸引人，否则观众、听众或者读者就无法坚持下去，科普活动及效果也就无从谈起。这里不妨以法拉第《蜡烛的故事》开头的一段为例看看19世纪的法拉第是如何展开这个话题的。

为了答谢大家光临报告会的盛意，我想利用这几次讲座的时间，谈谈关于蜡烛的化学变化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我虽然曾经讲过一回，可是我还想讲，如果可能，愿意每年讲它一遍。因为这样的题材太引人入胜了，它为科学的各个领域，揭示了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奇异美妙的境界，所有支配天地万物的法则和定律，在这里都有所引用，都一一涉及到了。把研究蜡烛的各种理化现象，作为深入探讨自然科学的初步入门，是最理想最方便的做法。所以，这次不谈其他较新的问题，仍旧选用这个题目，我相信还不致会叫大家失望，因为别的新鲜题材即使非常吸引人，也不如这个题目来得好。  

《蜡烛的故事》是1860年法拉第在英国皇家研究院面向少年儿童讲座的一次讲稿，其突出的特点是口语化，亲和力强。上面这段开场白，首先开门见山说了讲座的主题，然后解释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在解释的过程中，法拉第谈到以蜡烛变化这样一个小题材，便可揭示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这样一下子便把听众吸引住了。科普，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但是类似这样的科普，一般的科学家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科普需要的风格与科研差别很大。另外对青年科学家而言，本来科研压力就很大，时间异常宝贵，如果投入一部分精力从事科普活动，势必影响他们的科研。因此，社会没必要期待每一位科学家都从事科普活动，若他们不积极于此，也没必要苛求。在科普年龄段上也没必要设限，比如一些科学大家在晚年就乐于分享自己一生的科研经验，甚至用科学的视角审视、评论社会事件，完成一些高级科普作品。前者如杨振宁《曙光集》的许多篇目（如《对称与物理学》、《美与物理学》、《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等），就属于高级科普作品；后者如温伯格（StevenWeinberg）的《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解释世界》等。

二、谁是科普的主力军？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大多数科学家不从事科普？谁来从事科普？这用不着担心，应该由那些有兴趣并有科普能力的科学家以及专业的科普工作者从事，特别是后者，应该成为主力军。    在西方，的确有不少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一流的科普大师，但是科普队伍中更庞大的是专业的科普人员，他们包括科学记者、科普作家、科技场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科学中心等）的工作人员、科普期刊、电视或广播节目中科普栏目的编创团队等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西方许多畅销的科普书是由业余的科普记者或者科普作家完成的，比如《万物简史》的作者比尔·布莱森（ Bill Bryson），本行是一名旅游文学作家，写的这本书不仅妙趣横生，在科学方面也无可挑剔。再比如近些年比较畅销的《爱因斯坦传》，就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的，在此之前他创作有《基辛格传》、《富兰克林传》，之后又完成了《乔布斯传》。这种跨界的写作在我国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经度》、《一星一世界》的作者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早年是一名科学记者，后来成了专职的科普作家。西方的科学记者、科普作家不一定是自然科学出身，比如艾萨克森早年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他们不像国内的文科生对自然科学知识感到畏惧，只是凭借自己的强烈兴趣与一定的科学写作训练，在写作过程中秉持严谨的态度，通过阅读大量相关素材而完成。索贝尔就坦言，“不要惧怕科学，要努力去理解。对科学知识理解得越深刻，你内心的情感就会越丰富！”她的《经度》可读性极强，通过抽丝剥茧般的梳理，讲述了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发明了机械式航海天文钟，解决了18世纪海上长途航行的“经度问题”。

比尔-布莱森画像

   看来，我国科普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