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在北植标本馆（PE）

  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我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我读过他的文章。我确实不认识他呵，但关于他的采集故事，他的工作业绩，他的分类功底，总会在周围人群中诵。提到他的名字，总会想起上一辈那些兢兢业业，采集标本，认真鉴定的分类学家。从武陵山采集队，到中苏考察团；从南水北调采集队，再到王启无、俞德浚、李延辉等，这些植物采集学家的名字伴随着一份份保存完好，压制整齐的植物标本，出现在不同标本馆中发黄的采集记录表中。

     遥想几十年前的野外工作条件，夜晚下山压制标本时，要么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或者火堆旁的火光，要么蜡烛光，最后才到明亮的电灯。在这样的光照下，写下必需的采集信息，有的简洁，有的详尽;有的笔迹飞舞，有的字迹端正。后来者们似透过这些年代久远的笔迹，似乎能依稀猜想采集家们的各种性情。 那些成十千上百万的标本中，又有多少份是需要那些甘于坐冷板凳，借着亮光，在解剖镜下，专心观察每一多花的结构，每一片叶脉上的纤毛，最终给这些封存于室内的花儿一个准确的拉丁学名。

     我佩服那些跋山涉水的采集前辈，我敬佩那些勤于钻研，认真鉴定的分类学家。在众多的标本鉴定者中，总是会看到他写得工整而又谦虚的小楷签名。我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植物分类学家，是蔡希陶、吴征镒等老一辈植物学家的紧密跟随者。我熟知他的名字，因为我读过他的文章，但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从来未曾想过可以见到他。

     昨天在三楼看藤山柳的标本，今天在二楼看耧斗菜的标本。当我坐在窗前，静看无距耧斗菜时，我注意到旁边多了一位深绿色茄克外套的长者，头发花白，敦厚温和，和蔼可亲。起初，他一人安安静静地走进来，坐下看那些早已摆放在桌上的标本。接着就赶来一位女生，说是从北师大赶过来，从他办公室问寻着来标本馆找他的，有问题求教。一老一小，凑在一起讨论某种植物的分类问题。长者声音和气，幼者语气急促。末了，只听到小女生一个劲儿地说着：“太感谢您啦！”

     “老师，谢谢您!”这句话至少重复了好几遍，貌似除了谢谢，再也找不到别的可以表达感激的话语。我想，这样一位退休后还愿意来标本馆坐坐，专心鉴定的儒雅学者，一定不是位普通的老师。也许他还会有一个更符合他身份的称谓。然而，眼前的他会是标本记录本上那些熟悉的名字中的哪一位呢？ 很快，他的名字逐渐清晰地浮现于脑海，但我竟然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打扰他，贸然问个好。

     看完标本，准备起身离开标本室。走过他身旁，看到他静静地端坐桌前，在解剖镜下认真观察小花，桌上放的是一本摊开的《中国植物志》，上面可圈可点，做了细细的蝇头小楷笔记，看来是他最常用的一本工具书。他静静地看着标本，沉浸在一种“物我两相忘”的境界。

  我悄然走过他身旁，终究未上前打扰。在门口桌上的访客登记簿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签名，依旧是工整的小楷体：王文采。对了，我还知道，他是一位科学院院士。

图2：跑遍万水千山，采集拍摄到的藤山柳植物。

图3：前辈采集的藤山柳标本，压制很精美。

图4：压制很仔细的标本，茎干上的刚毛清晰可见，花果也很完整。

图5：一份笔迹工整的采集记录表，令人敬佩。图6：一枚珍贵的标本馆藏印章，上世纪初30年代。

图7：记录，前辈们的足迹。

图8：一份发黄的植物标本上所承载的知识积累：传承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