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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铸传奇，百科集大成 ——记中国地质科学开创人丁文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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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铸传奇，百科集大成
——记中国地质科学开创人丁文江先生
文/陈仁全 图/网络、刘强
中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大学后回国，1916年创办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首任所长。
一、寓目能成诵，十六就留洋
先生于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江北地区的泰兴县黄桥镇一个土绅家庭（2013年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张珂在Glasgow大学档案馆查证，丁先生学籍材料记录父亲的职业为地主），字在君。但从家族住宅规模和族内人员数量分布看，丁先生家庭算是富绅家庭。家族比较庞大，父亲叫名祯琪，字吉庵；母亲单氏，同父异母（正室）还有王氏等，侧室异母姓不详。同母兄弟四人，大哥文涛，二子文江，三弟文潮，四弟文渊；另有异母兄弟姊妹多人，其中弟弟还有文澜、文浩和文治（侧室生），妹妹丁张紫珊（王氏生）。其中，文江后与史氏（名久元）联姻，而未有后延续宗脉甚为可惜。先生天资过人，其母很早教字，5岁入蒙馆就读，识字之多，不以诵读为苦。6-7岁后开始阅读《纲鉴易知录》，后读《四史》、《五经》、《资治通鉴》等，旁及宋明儒学等，最早喜欢读《三国演义》。11岁便能独立写辩论文章，作数千言之《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参加学院考试，未取中秀才。14岁母亲单氏过世，失去了他打下学习基础最重要的人。15岁计划报考上海的南洋公学，而需地方官保送，找到了当时的知县龙璋先生（1854-1918，表弟谭嗣同），龙爱才极力推荐劝其留学异国，并于1902年托同乡胡子靖先生携时年16岁的先生留学日本。到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同时想学海军救国，却料鼻子有疾不够灵敏作罢。留日2年时间不到，期间在何处就读，修读何种学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证，先生颇受先进思想影响，喜欢谈政治，爱写文章。这一时期，国内政治空气正在风吹云聚，有的要求政治改良，有的又想革新提倡开放等等。所以有了1902年同样留日的鲁迅，开始在《浙江潮》写一些评论文章。与此一样，丁文江先生也开始活跃于他籍贯所属杂志《江苏》，并担任过第三届总编辑。期间，也是先生第一次从杂志《新民丛报》上开始了解梁启超，从此与这位曾经百日维新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了联系，当然第一次真正见面是在1918年梁启超先生邀请他一同去欧洲考察。先生留日期间无正式学校就读，亦无专攻科学，随着中国大陆上的日俄战争爆发，愤慨的中国青年开始在日遭受刺激，大多开始无心读书，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也便是那个时候吧。1904年，与先生一同留日的李祖鸿所居住的庄文亚先生的一位朋友叫吴稚晖（字敬恒）经常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寄信来，“引诱”先生及其同学三人一道前往苏格兰求学。其中先生无任何英语基础，在突击准备1-2个月英语后，便开始作为一号人物带队一路西行，说明先生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这也是后来为何多次深入云贵地区考察过少数民族语言的原因吧。这一年18岁的丁先生，兜里所剩不多，但自信大胆登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西洋的冒险之路。等船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兜里那点金镑不够走万里路，还得想办法化缘，于是乎辗转几位朋友幸运的在新加坡接触到另一位百日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康先生给了一些钱财另附一封书信叫先生到了英国找他女婿帮忙。总之，一路找熟人、找朋友，最终得以安顿下来，先生坚持在爱丁堡留下读书，经当地一位去过中国陕西的医生建议，到乡下先就读中学，而后连跳三级两年后考入剑桥大学，就读文科系。此时已是1906年，先生20岁了，一举摆脱黯淡万里曲折求学之路，想象着进入百年名校风华正茂。此前的1905年，先生还曾在伦敦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包括先生去世后蒋中正莅临入堂第一位鞠躬，这便是这位地质学家的出色社交能力的大显。就读剑桥大学半年后，因这种贵族学校的经济压力，先生开始谋划换校于1907年辍学游学欧洲大陆，直到当年夏天考伦敦大学，秋天考入格拉斯大学，遗憾的是先生生平唯一一次考试失败便是1908年伦敦大学医科的有一次考试不及格，让他随即抛弃了医学转而进入格拉斯大学就读动物学，而后辅修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多次获课程一等，最后于1911年4月以动物学和地质学、天文学为专业课程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时年25岁。此时丁先生已游历全球数国，历学多所不同层次不同国家的多所院校，留学差不多近10年时间，可谓一代地学娇子，年少轻狂纵横四海。
二、洒脱走山水，博物深钻研
关于丁先生16岁前在国内和16-18岁在留日期间是否游历山水，目前未见资料有所描述。但在18岁后，特别在剑桥大学辍学后的21岁开始，先生仿佛正式踏上了那条再不停止的路途，首先是1907年上半年21岁的他前往欧洲大陆游历，在瑞士洛桑住上过一段时间。这一年的旅行时光不仅让他在英国学的英语显露身手，而且又使他的法语谈对自如，还对欧洲整个的政治环境有所了解，写过一两篇论文。1907年后进入格拉斯大学学习的四年里，每逢假期出游历外，最远到欧洲大陆的德国。也在这个期间，逐步养成了科学化的野外记录习惯。1911年4月毕业后回国，并非直达，而选择了在越南下船登岸，5月初经过西贡海防，搭滇越铁路火车进入云南，开始游历河口、昆明，6月进入贵州安顺、贵阳、龙里、镇远等地，7月由水路进入湖南常德、后火车进入长沙、汉口、南京等地，8月北上北京参加游学考试，第一次见到了同留学地质的章鸿钊先生，11月抵达上海，随后去江苏苏州探望亲属，随即回到泰兴老家等并与史氏（名久元，1887-1976）结婚。从5月到11月，先生不仅完成了回国后最关键的几件人生大事，还游历南北万公里之路，从马路到铁路，从铁路到水路，从西南到华中，从华东到华北。1911年这是他第一次内地旅行，驼运着留学带回来的物品，在中国交通条件极为不便的西南地区穿梭。从地理到地貌、从语言到民族、从生活到环境，他尽可能利用有限条件独自测量、独自记录。用统计学的方法，测定过一千多人的少数民族人种数据，又通过罗盘之类的工具核查了一些地图。
1913年11月，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后，利用张謇担任部长推行的“棉铁政策”机会，邀北大地质系德籍教授梭尔格（F. Solgar）和矿政司科员王锡宾开始第二次中国内地旅行，主要去太行山地区的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赴山西井陉、阳泉、临汾（浮山）一带做了详细的矿产和地质调查，并次年刊载《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其中还包括先生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地质图工作。这一次地质行走是中国人自己开始系统进行野外地质和地质填图的开端。
1914年2刚开始，先生便从上海出发抵达香港，取道越南，再次入云贵地区，并穿插到川南会理，直到7月才离开。先后考察了云南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深入考察了西南地区的地层和收集了一些金沙江水文资料、人类学材料。并采集了丰富的标本化石。这一次也是他行走的徐霞客的感觉，并由此开始决心整理已散失的《徐霞客游记》和撰写《徐霞客先生年谱》，虽然最终完成是1928年他躲避军阀混战流浪大连时。
而在1916年与章鸿钊、翁文灏等人创办地质调查所后，因为工作关系有了更多机会游走山水之间，另一方面因为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等大学教员缘故，需要带领学生出去野外实习，也需要经常游历山水对其地质、地理、人文等方面的考察，譬如1928年广西考察、1929年组织西南地质调查队等，这方面考察在这里不再作详细描述。而需提出的先生第二次回到欧洲考察是1918年12月，随梁启超、蒋百里等7人前往欧洲考察并兼任巴黎和会代表顾问。很快到了第二年3月办完主要事情，梁启超考察法国南部和德国，而先生依然钟情于他的地质矿产而未与之同行，单独前往洛林考察矿业，到法国南部考察工业和矿产，7月又去了瑞典北部基如纳考察矿产，并在瑞典见到了学生周赞衡。9-10月又去了美国访问，聘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教授葛利普（A.W. Grabau）来华执教。最后一次较为有名的出国考察，是1933年6月与葛利普、德日进、赫那等人去美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完会后离开纽约独自再次回到欧洲，前往法国、瑞典、瑞士、英国、德国、波兰等国，见了学生黄汲清、同事安特生等人。8月底进入苏联考察，先后考察了苏联地质探矿局、巴库油田、Donetz煤田和铁厂、Dinper河边水电厂等，回国后写就《苏俄的旅行》。
丁先生最后也是倒在野外考察途中，这一生行走天涯，也用比博物学家更科学更纯粹地走完了天涯。先生一生倾情于地质科学，多次撰写过相关学科论文和报告，在后人统计的87种著作（也有88种等说法），大体上在1922年之前和1934年左右有过较为丰富的专业论文和报告，数量大体上也占到总论著三分之一以上（27篇次左右），中英文均有之。在此，就不作多叙述，可以根据张其昀根据年代所整理的先生87种文稿目录追溯（见《丁文江这个人》）。
三、为国躬身行，大展略有憾
先生在日本和欧洲都经过新思想洗礼，又前往过美国、德国、苏联考察，对于君主立宪、政治改良、共产主义都有过了解。尽管一生表现出对政治极大兴趣，甚至多次提倡精英政治，说“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和”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但很多学者评价其政治的一生飘忽不定，摇摆不定，一生无党无派，放荡不羁自由穿梭。特别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也表现出过两面性，也几次写过“忠告gong产党”这种论调，这大概也是为何新中国初期地质学界不多提及丁的缘故吧。一方面反对武力革命，另一方面前往苏联考察又感觉这种模式的极大优越性。虽然游走于左右政治力量之外，也没有做过任何一党一派的好人先生，但都未曾改变过他作为独立科学人为国家振兴献劳的意愿，甚至通过自己的亲身躬行介入到政治为国，绝非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做法。1911年进入南洋中学教书，倾出自己留英所学出版过了《动物学》教程，一度成为中学的欢迎教材。更为直接的是，而后的1913年和章鸿钊先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创办地质研究所，首批招生中的22人有叶良辅、徐韦曼、徐渊摩、李学清、周赞衡等5人便是先生在南洋中学的学生，显然是受到了先生的影响。这些人后来历数成为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地质学家，也算是丁先生最早的一些人才培养贡献。
1926年后因北伐战争变革移都南京，先生与章、翁三人创办的地质调查所搬迁至南京珠江路，直至1950年后新中国对其改组，期间一共培养了大约300余人专业的地质科学家和地质调查专家。前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地质事业的根基所在，丁先生为首任所长（1916-1921），其卓越领导为国为业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后来数次离开地调所，离开纯粹的地质行业，离开北京和南京，但对于地质调查所的管理和关心从未断离过。 正是他对理论课程的严格要求，对野外工作的重点强调，对各专业穿插配合和合作系统的安排，有了这些制度和习惯，才让这个地质调查所在1950年后历史使命完美完成，实现谢幕和随后的转换。
1921年~1925年，先生因多方面原因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离开北京开始执掌实业矿产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将多年的理论地质矿产基础和野外考察经验融入到工业生产中。一方面家庭经济压力，一方面当前国内迫切需要能源矿产，多方面原因促使丁先生离开学界，开始展示前人未曾游刃有余的企业管理才华，当然在1920年先生曾参与兴办龙烟铁矿，有过一定的工矿企业的管理经验。由于丁先生的科学眼界，多次在发达国家考察类似工矿，在生产上采用先进的技术，在管理上使用优秀的人才，在经营上尝试新式股权分配。到1924年底，煤矿产量是其接任时的20倍，工人达到3700多人，已俨然成为了一个现代企业。在任职期间，还与朋友胡适等人还创办了《努力周报》，似乎不忘通过政治的声音让人期待：丁文江有一天会切身掌控权力来贡献政治才华。
1926年5月-12月，先生受军阀孙传芳之邀担任上海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谁也没想到一个曾经的纯粹地质科学家真正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短短8个月便开始实验他过去的种种改革想法。首先是建立了上海的规划，形成了那个时代少有敢称“大都市“的”大上海“（另外还有一个大汉口） ，统一市政规划和现代化公共卫生，也是成为了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其次，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了许多重大权利，有名的一点就是”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不过在于军事上，他给过孙传芳很多建议，并亲自指挥出兵浙江镇压”反叛“，也在上海市内镇压过工人运动和组织，其中就有过gong产党的牵涉。中间还有过蒋中正通过丁文江劝说孙传芳在北伐期间按兵不动，不过后来孙传芳妥协张作霖等，让正在养病的先生心生失望断然离去，”半天离职“一路避让革命军，直到1927年蛰伏于大连安心著说。这一段经历便是很多人评价其”最为耻辱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自然科学家从政在某些时候是违背科学独立、思想自由伦理的。一方面自己反对武力改变，一方面自己又亲自参与，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不得不让后人评价为”失败的一段经历“。当然，也是这一次让先生彻底看清政治的面目，正所谓胡适的朋友汤尔所言”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先生又开始准备回到科学界（1931-1934年重回北大担任教授），渐退政治的狂热，也与梁启超、胡适等人有了更多的人文话语。
1934年经老朋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请和推荐，出任中研院总干事，也就是”秘书长“。最后先生也是倒在这个位置上的，即1936年1月接受铁道部请求，考察粤汉铁路沿线湖南湘潭一带煤矿时罹亡。这3年时间里，先生南下主要做了四五件事情，如设立学术评议会，差不多我国的院士制度最早便是从这里开始；再设立了基金保管委员会，规范管理财务和费用使用制度；完善中研院的所务建设，增设改组一些研究所；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等，经过多行业多职业的管理经验积累，这一次在中研院的掌控上，进一步展示了先生的管理才能，不论是蔡元培还是陶孟和（后任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是翁文灏、胡适、朱家骅（中山大学地质系开创人、后代理过中研院院长）等人，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除去以上之外，他还主持创办过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组织，创办过几本学术杂志（如《古生物志》），甚至尝试想办一所军官学校。可以说丁先生在于为国为民族发展倾尽心血甚至生命，尽管他这个“最为欧化”的科学人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自始至终无党无派，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革命党派无从断定前途，有过犹豫和不定。但为民族存亡奔走呐喊的声音却清晰亮耳，甚至亲身尝试改革的试验，在经历多次磨炼后逐渐明白了“政治还是需要政治家来搞”（模仿希尔伯特类似的断论），但总体上缺憾不能全归责于个人，虽有憾但功在千秋。
1934年经老朋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请和推荐，出任中研院总干事，也就是”秘书长“。最后先生也是倒在这个位置上的，即1936年1月接受铁道部请求，考察粤汉铁路沿线湖南湘潭一带煤矿时罹亡。这3年时间里，先生南下主要做了四五件事情，如设立学术评议会，差不多我国的院士制度最早便是从这里开始；再设立了基金保管委员会，规范管理财务和费用使用制度；完善中研院的所务建设，增设改组一些研究所；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等，经过多行业多职业的管理经验积累，这一次在中研院的掌控上，进一步展示了先生的管理才能，不论是蔡元培还是陶孟和（后任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是翁文灏、胡适、朱家骅（中山大学地质系开创人、后代理过中研院院长）等人，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除去以上之外，他还主持创办过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组织，创办过几本学术杂志（如《古生物志》），甚至尝试想办一所军官学校。可以说丁先生在于为国为民族发展倾尽心血甚至生命，尽管他这个“最为欧化”的科学人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自始至终无党无派，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革命党派无从断定前途，有过犹豫和不定。但为民族存亡奔走呐喊的声音却清晰亮耳，甚至亲身尝试改革的试验，在经历多次磨炼后逐渐明白了“政治还是需要政治家来搞”（模仿希尔伯特类似的断论），但总体上缺憾不能全归责于个人，虽有憾但功在千秋。
四、朋友遍五湖，爱学亦爱家
本来我想尝试作一幅人物关系图谱，但似乎在中国又在那个年代的精英层面，错综复杂左牵右连的关系让你无从分辨，所以大概只能在这里胡乱一说了。说先生朋友五湖四海是有根据的，你很难想象一位16岁就离开中国漂泊海外的泰兴县黄桥镇的大学生，居然还没大学毕业就一路上先后结识了谭嗣同的哥哥（龙知县）、旅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短暂停留伦敦的孙中山等，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地学界当之无愧是龙头人物，与章鸿钊、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黄汲清、安特生等中青年都有过至交，另外在思想界、文学界他又与梁启超一家、胡适、傅斯年、蔡元培、包括徐志摩、李济、陶孟和等大人物有过密切交往，而在政界，他不仅与孙中山、蒋中正有过数次见面，甚至直接穿插于张学良、孙传芳等军阀大鳄，与颜惠庆等外交人士也有密切来往。连1933年热河失手日军张学良引咎下野都面请丁先生谈话相聊，而在先生离别祭奠之日蒋还亲自前往拜谒送行。而在国外，他同样给人留下容易交往，譬如求学爱丁堡时，有一位医生建议他去读乡下中学；在苏联考察多位苏联地质界专家领导他都可以轻松交往；甚至梁启超等曾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游学，都有丁先生一路陪同。另外在瑞士、在英国格拉斯大学、在瑞典、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等等，还有国内若干旅华外籍学者如安特生、梭尔格、德日进等等，他都能愉快坦诚交往。不论国内考察路上还是海外考察顺路拜访，你都可以发现丁先生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都会关心下朋友，而且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大腕，不禁感叹于先生卓越的社交能力。无奈乎，傅斯年都叫丁先生“大哥”，而学界也有说法是丁文江对胡适这位小老弟信任和爱护有加，劝阻他不要喝酒，还请梁启超作书法留于纸扇相送。胡适是与丁文江私人通信最多的一位，当然更多还未解密，至今保密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馆里。与之对等的是，胡适也作为主要编辑者，最早对丁文江一生进行总结，编撰了《丁文江的传记》。而且他爱护青年学子，提携赵亚曾（早年毕业于北大）、还保护了1924-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学生等。不过这里我有一点猜测，为何李四光建国后很少对丁有过正面评价，尽管他在英国著述《中国地质》扉页上特意表达了丁先生的敬意，为何1928年李四光转而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与同城珠江路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对等，而并没有章、丁、翁等老资格参加？从年龄上和思想派资历上讲，李的角色不逊色，但在地质科学界毕竟是后来人（第二次留学英国才学地质），而在1928年慢慢创建一些新的机构。这是一点无谓全文主题的插叙，甚至可能有失偏颇黯淡全文，匆匆过之吧。朋友很多，朋友很广，是因为他爱人，是因为他爱才。而在科学上，体现出的是一样对地质的着迷，似乎超越了一个博物学家，他推崇赫胥黎的思想，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陪同过罗素，相信罗素的社会主义可以和平实现等等。在语言学上的天赋让他从容独行天涯，在科学发掘的手段上让他从古生物到考古，从人种学到地图学，与曾世英和翁文灏等人合著《中华民国新地图》等。研究过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如《广西壮语之研究》等。重新整理了古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得以让后人看到这些传奇书籍。在人类学上，甚至国际都有高度认可，1934年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推选丁文江、李济、许文生三人为理事。直到他去世，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G.E. Simith还在1936年1月8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对丁先生的悼文。他还有另一项重任就是，主持思想大腕梁启超的年谱，即《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初稿赵丰田具体负责，24册）。此外，丁文江曾在《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发表过许多关于思想讨论和科学与玄学的辩论文章，也有数十篇的军事题材文章。甚至他亲自在浙江一带打仗，取得了一些胜利，这说明他是科学家非常稀少有过军事才能的科学家，真可谓——文武双全。这些都是他的博学，也是他的“爱学”。
而在家庭方面，虽丁先生一生未有后，但一生与贤内史夫人其乐融融，相处和谐。史夫人是“是一位长得既迷人又有教养的小姐”，估计也就是江苏溧阳的大家小姐吧。直到先生去世后，史夫人先后居住南京、上海、苏州等地，1976年在北京养女丁安如家中去世，走过了人生89春秋年华。妹妹丁张紫珊在祭念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没有儿女，然而他以能对自己儿女的爱护，加在我们全家属上“。兄弟姊妹几个都怕他，但人人爱他，从心底敬仰他。为了四弟文渊留学，他不仅没有让四弟找熟人走捷径索要官费，反而卖掉了自己仅有的房屋筹措学费给四弟留学瑞士。一个乡镇家庭7人，便有2人留学西洋，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难能可贵。爱徒赵亚曾在与黄汲清先生在云南分道进行野外调查被匪徒意外伤害至死后，遗孤赵松彦便由丁先生收养跟随至南京读书求学，还反复为他讲述多念书的道理。因为家庭重担，他数次离开科学家，甚至穿插到工矿企业管理生产，他自己也曾经承认过精力的分散让他无心安从于学。行踪不定，直到最后也无自己私地无自己房产，亦无车，放到今天他就是一名副部级干部或者院士级别的“三无人员”，而今天这个社会恐怕这些条件他谈情说爱都难顺利。
丁先生一生只信科学，但大家唯一都笑话他迷信的一件事就是：他常说自家人都难活过50，自己应该趁早多做点事情。也为此提前准备了遗嘱，当看到一国科学巨擘的遗产除了零星一点保额和家具文稿外，就是许多的书籍，他还不忘分门别类安排，除去留给内人大部分都是捐给中国地质学会。一切仿佛是命运安排，在1937年日本踏入华北平原之前，在他的50岁之前的1936年1月5日走完了传奇一生。直到抢救的那一天，依然是各领域大腕率领中国最好的医师队伍，南湘雅北协和的敬业医生来挽留他，天命自安排，只能看着巨星骤降，黯然离去。遗嘱说死在哪里埋在哪里，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少数科学界创始人非在大城长眠，更安静的是他长眠于岳麓山下，此千年文化的传承之地，终回他挚爱一生却难以全身全力投入的知识界环境里。
丁文江先生1910年左右在英国Glasgow大学科学系研读天文课程的班级合影（前排左1）
结束语：丁先生一生坦荡富有传奇，我无法用千字浓缩道明，这篇也是我这三年来第一次独自陶醉一口气写了一夜。写到最后，窗外微风习习，我不禁打颤有些感动，天才似乎就是游刃有余自如穿梭在各个地方，时而长途旅行科考，时而又奔走政坛亲身指挥改革，又会多国语言，畅游世界各地。但让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走的太多时间，仅仅在中国科学界停留了20多年，其中又有数年参与企业和政界，实际留在学界的时间也就十多年。他极其丰富的精力，做了无数开创，却又一直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出门必要睡好，戒掉过吕宋烟，衣服永远整洁的穿着，他是一位科学化工作的机器，却又十分具有自己的善辩思想。客观讲，地质学界集大成者最为成功者非丁莫属，他来最早，退之早，来不及在1949年后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或许也是一种好的归宿吧。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远远达不到这种境界，进京求学距今已有十年余，虽历游30余省市，但更多是带着逃避社会生存压力，躲避家事争扰，浪费了宝贵的出行机会，来不及细细观察峡口奥陶灰岩，来不及观察天山天池的玄武岩，来不及带回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来不及坐在金沙江边看激流东去，来不及停下车看看巴东黄土坡的二次搬迁……时间如白驹过隙，比之一百年前，我等羞愧无地自容。丁文江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回复一位学生说到“不要羡慕都市生活，应该回到内地去。……你是西南人，西南蕴藏丰富，正等着你们去开发……”，一晃十年光景尽去，而我还才勉强回忆起学校那些东东，艰难地在大城市中央应对一些非所学所长的事情，十分愧疚。夕阳的山谷，那么深远，当我坐在水边，一直幻想有一天洒脱走天涯，传奇写一生，但似乎没有那个天才般的实力又没有那个丁氏的科学习惯，恐怕永远是坐等空想而换来时间悄悄离走。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五时一刻 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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