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利益与权力

（王德华）

做学术的人，不会不知道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不会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发现自然规律、解开难题、造福人类等等，答案很多。

那么，科学研究追求的就是发现新的事实，发展新的规律。发现未知，解释未知，也就是我们说的创新。

科研人真的是在追求这些根本的东西吗？

理想的人会回答：是，必须的。

现实的人回答：不是，也不可能。

追求科研的本质，需要科学精神，需要敬业精神，需要职业操守。

要科研没有功利性，已经是过分的要求了，也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

如果利益当头，那科学研究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没有价值的文章满天飞，造假、剽窃、抄袭等等学术不端行为成为常态，甚至在科研经费上违纪违法、走向犯罪，成了社会的祸害。

曾以为，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适当的功利性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也经常疑问：功利性与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有矛盾吗？无私奉献，是一种境界。为科学献身，是一种精神。有这样的学者，是社会的福气，但不是对每个具体研究者的必须要求。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深远，过去如此，现实更是如此。只是时代变迁，“学”的含义变了，“优”的标准变了。内涵变了，但形还是没有变。

读《苏联遗传学劫难》，李森科等对苏联科学界的摧残破坏，其恶劣程度，让人发指震撼，其发迹过程发人深思，政治强权对科学的粗鲁干涉、阻扰、摧残，阴森可怕。闹剧结束了，科学界走向正轨。损失的是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一大批正义的学者被迫害，含冤离世。

书末，有一段摘自1923年瓦维洛夫编辑的《科学的发现、目的和意义》一书中的文字：

“如果科学研究追求的目的是物质利益，那它们会具有利己主义色彩…… 如果科学研究追求的目的是追求权力，那它们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危险并导致学术上的野蛮行为！”

政治强权干涉科学研究，结局是悲哀的，这是历史的教训。

科学研究与权力挂钩，是学术界的悲哀。

科学家热衷于权术，更是一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群体的堕落。

高官可以用千万巨款，贿选院士，使院士群体失去信誉、蒙羞。进一步说明了，利益对人性的诱惑。这时说科学精神，简直是玷污科学。

几十位教授争抢一个处长的现实，实在是扇了高喊“去行政化”的那些改革者们一记大大的耳光。反过来，人们自然可以发问：为什么教授们羡慕一个处长的位子？为什么学者们热衷于行政？

   摘录书上的一个段落：

1965年2月，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以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院士为代表的院士群体，对李森科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宣判”，以绝大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解除李森科职务的提案。凯尔迪什院士在演说中说道：

“一部苏联生物学变迁史，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一部分学者的专横行为。他们以李森科院士为首，公然否定生物科学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常常把自己那些与现代科学理论和实验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这种将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最典型的实例，便是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的八月会议… …在八月会议之后的十多年中，李森科院士变本加厉地迫害其他学派… …今天，李森科院士在苏联学术界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美国科学史家科恩教授向苏联同行们祝贺好时光的来临，他写道：

“在和李森科打交道的经历中，人类显然能得到从其他宗教迫害的个案中所能得到的深刻的教益，那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灭公理，公理看似柔弱，但公理实际上是柔而不弱，公理最终会以柔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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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维纳, 控制论创立者， 《人有人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