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林默涵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5月3日发布

本文为1978年3月林默涵同志在鲁迅著作编辑室会议上的发言，收录于《林默涵文论》第276-28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4月)

我们编辑新版《鲁迅全集》，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注释，有关注释与编辑工作的方针性的一些问题，必须首先明确起来，工作才好进行。

一、关于注释的阅读对象。我们作注释以什么人为主要对象？这里说的不是鲁迅著作的读者对象，鲁迅著作的读者对象用不着我们去考虑，国内外阅读鲁迅著作的人是很广泛的。但作注释就必须考虑主要是供哪一类读者看的，因为不同的读者对注释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认为，注释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具体说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学生，等等。现在具有这种程度的人很多，将来会更多。由于他们不明了或不甚明了鲁迅许多著作所涉及到的历史背景、重大事件、社团、人物等情况，以及受到难懂的典故和生僻字词的限制，不能很好地理解鲁迅著作，所以需要注释。这是注释的主要对象，但不是所有的对象。我们的注释，对于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也有帮助。注释不是专为少数鲁迅研究工作者用的，但对他们也不是毫无用处。至于文化程度较低，不具有自己阅读鲁迅著作能力的人，注释对他们不起作用。

二、全集注释和单行本注释要不要分两种？这要看注释的主要对象是不是两样，如果注释的对象一样，那么注释本也可以一样，不必分两种。同样内容的作品，能读单行本的，也就能读全集。所以分出全集、单行本，是因为有许多读者不需要或者买不起全集。因此，我认为全集的注释和单行本的注释可以一样，不需要分两种。

有些同志认为要分两种，可能由于有这样一些考虑：

1．认为全集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读的，单行本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读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全集和单行本的内容完全一样，能读单行本的也就能读全集。

2．过去有一个文件说，全集的注释要质量高些，单行本的注释可以质量低些。这是不对的，无论全集或单行本，注释的质量都要力求达到较高水平。如果全集的注释能达到较高的质量，为什么单行本的注释可以质量较低呢？至于通俗易懂，我以为全集、单行本都应该努力做到。通俗并不是粗制滥造，相反，要做到通俗易懂，是要费大功夫的。

3．详略之别。看来详略之别，主要是表现在生词、难字的注释上。因为关于思想内容或历史背景等的注释，全集、单行本都应该一样。对于生词、难字包括某些典故，我觉得其中特别生僻的，也可以加以注释。因为有些字、词，可能在普通的字典、词典上都查不到。但比较一般的难字就不必注。因为不能要求注释起字典的作用，也不能起解释教科书课文的作用(教科书中选进了许多鲁迅的文章)。有些同志主张多注，为了省去读者查字典的麻烦。这当然是出于好意。然而养成读者连字典都懒得查，这样的学习态度也不可提倡。因此，全集、单行本的注释在详略上可以求得一致。古人注书也有多种多样，有的偏于训诂，有的偏于提供历史资料，有的很简练，有的失之烦琐。我们的注释应该详略适当。

全集、单行本注释一样，不必搞两种，力量可以集中，避免了安排孰先孰后的矛盾，时间也来得及。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1981年9月以前必须搞出来。每搞好一本，就以单行本形式先出版，然后收进全集。这样，单行本也可以起征求意见的作用，收进全集时，可以吸收读者意见再修订一遍，使注释更加完善。

新版全集是在一定时期里具有代表性的版本。说“一定时期”，因为凡事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力求做得比过去的好些，但将来一定又会发现缺点错误，又要重新修订。我们只能搞一个相对稳定的本子。同时，如果有人对鲁迅的某一本书或某一篇作品作出较详尽的注释，确有价值的话，可以另行出版，就像普列哈诺夫注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样。这样并不妨碍一些真正肯下功夫的鲁迅研究者的积极性。

单行本出版时，仍采用鲁迅自己设计的封面，因为那些封面都很美观，并且寓有深意。为求整齐划一，各本加一相同的外封皮。

三、注释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鲁迅著作。注释文字应力求准确、简明，避免烦琐。准确就是科学性，简明就是鲜明性。对于论战文章的注释，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当时论战的时代背景和双方论点，不外加议论。对作品的题旨和意义，如果作者本人在其他文章中有所论述(如《狂人日记》)，可以引用，注释不作评论。所有作品一概不写“题解”，只在“注1”中说明发表的时间、报刊和使用的笔名等。

鲁迅的文章，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用简单的题解去说明它的主题思想，很容易陷于片面，或者缩小它的意义，甚至发生谬误。更不应该任意发挥，把文章中没有的意思强加进去。注释只能帮助读者消除一些阅读的障碍，但它不是文章讲解，也不是作品评论。对于作品的理解，要靠读者自己独立思考和认真钻研，不能靠注释给他们一个现成的结论。这样做，对读者并没有好处。读鲁迅著作，不是像吃茶泡饭那么容易，但是，要相信读者经过认真学习，他们是能够理解的。难道作注释的人能理解，广大读者就不能理解吗？一个教师如果只有靠别人写的“题解”才能理解作品的题旨和意义，那么他就很难把作品讲好。分析和评论鲁迅的作品，是属于鲁迅研究的范围，读者可以去看那些研究鲁迅作品的文章和著作。

事实上，我们作注释工作的人，也不可能把鲁迅的每一篇作品都完全吃透、完全理解。特别是鲁迅的一些短小的杂感，言简意深，我们就未必能解释得正确。我们不清楚的，就是不清楚，不要勉强去讲。

注释的分工，采用每本书一人负责，其他一两位同志协助的办法进行。全集每一卷中的几种书尽可能统归一人负责，以便于前后照应。这样可以保证质量，也可能使进度比较快些。注释初稿写出后，由领导小组同志分别审阅，并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然后召集审议会议讨论定稿。注释中的重要条目和疑难问题，请示乔木同志决定。

四、要区分论战的不同性质。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既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不断的斗争，又同自己阵营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但鲁迅对于敌我友的关系，始终是有区别的。鲁迅是一个最注重实际、最讨厌空喊口号的人，所以他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对知识分子的主观幻想、不切实际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现象不断地进行批评。他严厉批评内部的错误缺点，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例如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和《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等文章中，就是如此。因此，注释必须严格区分敌我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不可混淆。这也就是区别“西安”和“延安”的问题，或者是区别阿Q和赵太爷的问题。不论阿Q身上有多少缺点，长了癞痢头，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能把阿Q和赵太爷等同起来，更不能认为阿Q比赵太爷还可恶。我认为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些内部的争论问题，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对有关的具体条目应如何注释，还要具体地讨论，现在只能规定一个原则。决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帽子，不加分析地上纲上线，否定一切，这是不符合鲁迅精神的。“四人帮”就是用歪曲鲁迅的办法，企图达到他们打倒一切、把自己封为“文艺旗手”的罪恶目的。毛主席曾说，如果鲁迅活着，他决不会同意把周扬等人关起来。这证明毛主席的确是最了解鲁迅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五、注释以1958年版全集为基础，这个方针是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的。1958年版的注释，总的说是比较好的，虽然有错误和缺点，但不是很多。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前人已经做出的成果，为什么我们不继承下来而要抛弃它呢？实际上也不可能抛弃，因为许多有关事件、人物、社团和引语等的注释，只能有一种解释，不可能有两种解释，另起炉灶也烧不出新东西来。另一方面，以1958年版为基础，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对其错误的要改正，不足的要增补，烦琐的要精简，体例不一的要统一。同时要把各省市注释的征求意见本中好的成果，包括新增的条目和新写的注文，都吸收过来。他们的努力不是白费，而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能以这些本子为基础，因为这些本子质量参差不齐，体例也很不一致，它们只能作为重要的参考本，而不能作为基础。这丝毫没有轻视这些本子的意思。总之，注释工作是一种科学工作，在科学工作上不应有偏见，凡是真理，凡是正确的、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因此，各省市、各地方凡是没有完成的单行本注释，都请他们继续完成，特别是过去未注释过的，如《小说史略》、“书信”、“佚文”、“序、跋”等等。各地分工担任的全集本的注释，已经完成的，可作我们的参考，已开始做的，希望他们做完，还没有做的，可以停止。对这件工作的善后问题，拟另外提出一个方案来讨论解决。

六、全集的编法。鲁迅的全部作品，包括书信、日记、序跋、佚文全部收入，这点可以肯定下来。要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至于鲁迅整理的各种古籍和他编写的矿产志、生理讲义等收不收？我个人的意见是倾向于不收，可以另行出版。理由是：

1．矿产法和生理讲义，是鲁迅根据当时已有的各种材料编写的，与他本人其他创造性的著作有明显不同，故以不编入全集为宜。鲁迅整理的古籍，固然可以反映他的选材观点和治学精神，但毕竟不是他自己的著作。如果收入这些，那么鲁迅的译作也可收入，因为翻译也同样可以反映这种精神。鲁迅的译作很有影响，如《毁灭》，有的是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的创造性翻译。如《死魂灵》，等等。

2．如果全集收入上述著作，篇幅将大大增加，使全集的定价更高，而大多数读者不一定需要这些著作。当然，社会上也会有不少需要上述著作的人，他们可以购买另行出版的单行本。

全集究竟分十五卷，还是十六卷，将来出版时依实际情况而定。

七、关于校勘。同注释工作并行，对收入全集的全部作品进行校勘，改正错字，增补漏字，统一标点符号。校勘应以鲁迅手稿和他亲自校阅过的单行本为主要依据。查对最初发表鲁迅作品的各种报刊，固然重要，但报刊上发表时常常有错误，所以不能作为主要依据。有的作品手稿不止一种，对第一次手稿和后来的手稿要细心核对，因为有的他后来又改了。如“横眉冷对千夫指”，原为“冷看”，显然“冷对”比“冷看”好。又如“怒向刀丛觅小诗”，“刀丛”是由“刀边”改的，也是后来改得好。校勘工作要有专人负责，马上进行，首先请他们提出一个校勘办法来。还有，可能今后会不断增加简化字，在全集中必须保持前后统一。

八、注释与校勘工作，争取在1979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全集在1980年内全部印出，一次印刷，成套发行，不零星出版。

以上有关方针的意见，要向乔木同志汇报，并征求海婴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同意后，再向顾问们汇报请示，以便作为今后工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