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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综述

已有 3867 次阅读 2014-8-16 07:23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评论(07-11)|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综述

 

推荐子木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4816发布

 

这里受权转发的是子木为祝贺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撰写的综述。文章首发在《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4期第33-43页。

 

2014年6月2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第五会议室召开了“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有来自北京、山东、上海、陕西等各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专家学者共计90余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主持,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文化部原代部长、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全国政协常委、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终身研究员冯其庸;山东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袁世硕;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分别在开幕式上做了讲话。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北京大观园管理委员会也发来贺信表示祝贺。王蒙先生说,李希凡同志从事文学评论研究多年,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史上有重大影响。张庆善先生说,李希凡先生在文艺理论、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及《红楼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一位在当代历史进程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问大家、红学大家。北京大观园管理委员会在贺信中说,李希凡先生是当代杰出的文艺评论家、著名红学家,他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和红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广大读者中有深远影响,受到高度评价和赞扬,值得我们学习和钦敬。他还非常关心北京市公共文化的建设,对大观园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前来参加此次座谈会的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编审魏同贤;西北大学张华教授;山东泰安师范学院张杰教授;以及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刘润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丁振海;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姜德明;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王蕴明;民革中央宣传部原部长蔡义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孟繁树研究员、林秀娣研究员、丁亚平研究员、祝东力研究员、郑恩波研究员、李荣启研究员、邢煦寰研究员、胡文彬研究员、吕启祥研究员、邓庆佑研究员、孙玉明研究员、孙伟科研究员;北京大学的陈熙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段启明教授、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书才、中国农工小组高级工程师杜春耕、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段江丽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曹立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詹颂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陶晓红教授、天津作家协会文学所原所长田师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艾斐、西北大学杨乐生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郑铁生教授、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教授、解放军艺术学院李永林教授;总参办公厅主任、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林建超;总参兵种部原政委田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副总编周绚隆;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文艺研究》主编方宁;《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陈飞龙;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处长杨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李心峰;《红楼梦学刊》编审张云,编辑胡晴、卜喜逢;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何卫国、任晓辉;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慧,助研李虹;《红楼梦学刊》原办公室主任石静莲;红楼梦研究所原办公室主任殷小冀;画家谭凤环;北京曹雪芹学会副秘书长位灵芝;北京红楼艺术博物馆外联部主任徐菊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社长谭徐锋;东方出版中心总编辑李智平;东方出版中心编辑部主任梁惠;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李希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文学理论家,也是著名的红学家。他曾经长期任职于《人民日报》文艺部,发表并出版了文艺评论、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戏剧评论及散文著作二十多部,如《〈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京门剧谈》、《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艺文絮语》等。从1986年起,李希凡先生开始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并同时担任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红

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务。在繁冗的行政工作之余,李希凡先生依旧笔耕不辍,勤于著述,陆续完成了《红楼梦艺境探微》、《红楼梦艺术世界》、《红楼梦选粹》、《沉沙集———论红楼梦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人物论》等一系列的文章与专著。此外,李希凡先生还主持编纂了许多大型丛书和辞书,如《红楼梦大辞典》、《中华文化集粹丛书·艺苑篇》、《图说中国艺术史》、《中华艺术通史》等。

在开幕式上,董伟、王文章、贺敬之、翟泰丰、胡德平,以及冯其庸、袁世硕、李岩分别向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年以及《李希凡文集》的出版,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并对他六十余年以来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董伟副部长说,李希凡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在红学研究领域,以及鲁迅研究、戏曲影视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60年来,他辛勤耕耘,筚路蓝缕,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创新,诚如王蒙先生指出的那样,希凡先生的文章代表了方法论的转型。这个转型并不局限于《红楼梦》研究领域,还辐射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里。李希凡先生的研究拓展了红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

王文章院长说,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李希凡是富有鲜明个性的,是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展开了涉及文学、戏剧、电影、电视等多个领域的艺术批评,多次参与了尖锐交锋的思想论争,指导并参加我国艺术学学科建设,有着不平凡的学术历程和辉煌的学术成就。他认为,希凡先生有三点精神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永葆学者的求真精神,特别是他在实践中修正错误,提高自我,不怕否定自我,勇于开展自我批评,通过严格的自我解剖不断提高自我,使文艺批评渐趋炉火纯青、浑然天成的境界。二是学术研究与文艺批评的务实精神,特别表现在他的《李希凡文集》中,其丰富的著述证明了他虽然成名极早但却不是一个空头文学家,其人生信念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靠笔耕不辍来收获。三是光明磊落、不计荣辱的胸怀、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以及 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

胡德平会长说,历史学的形成需要史料、史考、史论与史评,缺少任何一环,都无法形成历史学。而李希凡先生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对文学艺术历史独特的研究理念。冯其庸先生认为,李希凡与蓝翎的《红楼梦评论》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旧红学研究走出来,走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前途,这是红学史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了自己面貌的标志。

对于曾经深刻影响李希凡先生个人命运与时代走向的那段历史,近来学者频频质疑其真相。但翟泰丰说,自己早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就读了几乎全部有关报道和文章,并因此而从名字上认识了李希凡这不凡的“小人物”大人才。他不赞成完全或基本否定一九五四年的红学大讨论,因为历史证明那次大讨论的意识形态指向没有错,学术方向没有错,是讨论方法有教训。学术问题要平等切磋,以理服人,不可简单生硬乱扣政治帽子。他说,在红学研究领域,李希凡与蓝翎共同开创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唯心主义观点的红学研究的新阶段,使红学研究跨过“五四”前旧红学研究、“五四”后新红学研究的两个阶段,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希凡同志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严谨作风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见,因而他的学术论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冯其庸先生说,李希凡与蓝翎的文章主要是对俞平伯观点的商榷,不存在别人借他的名字,写篇假文章的情况。

袁世硕先生也详细回顾了当时那篇文章的撰写与发表过程,提到自己在1954年春节曾经接到李希凡先生的信,信中说读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准备与蓝翎一起写篇批评文章的事情。他还说冯沅君先生在文革中曾经做过一份检查,检查记载了当时他对李希凡稿件的审阅意见,从侧面证明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确切真实性。参加此次会议的很多是李希凡先生相识已久的同学或同事,大家共同回忆了自己与李先生在长期共事中感受到的人格魅力。袁世硕先生说,李希凡先生不仅对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对山东大学的复校以及《文史哲》杂志的复刊,都曾在某种程度上有过帮助。西北大学的张华先生讲述了吕荧先生在文革期间为胡风运动影响,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李希凡先生依然前往看望的细节。他说,吕荧先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李希凡先生很好地继承了吕先生的风骨。在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时,往往需要更多侧面观察,需要结合当时环境,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更为细致准确的考察。泰安师院的张杰先生则从爱情、亲情、友情的角度,叙述了生活中李希凡先生的为人处事和为文态度。他说,李先生年轻时处于权力的中心,却没有政治野心,他对自己从来没有溢美之词,却对曾经写过伤害别人的文章,至今仍抱有深深的歉意。魏同贤先生也认为,李希凡先生的文风与治学方向始终是健康的,进步的,能够鼓舞人心的。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道路上,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待学术研究,在反思与总结中,既不会见风使舵,也没有一味坚持以往的错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追求的目标是坚持自我,成一家之言。这是他人品与文品的共同体现。

关于学术研究中的自我,郑恩波先生回忆了27年前北京大学杨周翰先生在文学史写作的研讨会上提出“写文学史必须写进自我”的观点。先生认为,李希凡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写进了自我,在学术研究中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爱憎,在自由表达自己的同时,又能与作者和读者一同互动。可以说,李希凡创造了文艺评论写作的新样式,他的许多鲜活颖异、富有文采的美文佳篇,为文艺评论写作的进步与解放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给人留下一种内容充实、丰满、雅俗共赏的美好印象。他还说,李先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依然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

在这一文艺观的影响下,李先生完成了他在戏曲、美术、小说、影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获得了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以及晚辈学人的认可与尊敬。宁宗一先生在发言中说,李希凡先生对文艺理论批评有巨大贡献。他认为,李希凡是一位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中真诚的书写者,是自五十年代开始从事文艺批评与文学教学那一代人的优秀代表。他认为,《李希凡文集》是李先生为我们留存的一份历史底稿,也必将是未来学界,特别是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组“启示录”。他说,学术研究应该坚持回归文本,而坚持文学本位的理念是和“马克思学说”与“别、杜、车”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分不开。他还认为,李希凡坚持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创作与批评置于第一位,其心灵深处就是一位直面现实、直面现实主义的学者。李希凡的文章,是以实在文本作为对象进行诠释的,其审美判断大多是有的放矢,有自己独到见解的。

当然,现实始终在变化。林建超先生在发言中说,当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以过去的方法、角度、理念看待熟悉的研究视野,会产生一种断代感。但挑战与机遇并存,怎样在红学研究中将过去与未来统一,让红学被更多的中青年人了解、参与,李希凡先生身上有四种力量值得学习与继承。一是原则力量,没有原则,任何活动都不可能发展,失去原则就失去了方向。二是人格力量,怎样增强凝聚力、包容力,整合各种研究力量,宣传力量,都需要巨大的人格魅力。三是思想力量,在方法、观点、材料中形成自己的思想。四是领导力量,这一点更多体现在两部工具书的编纂过程中。

李希凡先生曾经主持编纂过两部工程浩大的工具类辞书:《红楼梦大辞典》和《中华艺术通史》。《红楼梦大辞典》是他与冯其庸先生携同全国各地《红楼梦》与清代历史的研究专家,经过多年努力而完成的成果,是《红楼梦》爱好者与研究者手边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实用的一部工具书。而《中华艺术通史》是艺术科学类国家级“九·五”重大课题,是由李希凡先生带领国内30余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巨著。

在这次研讨会上,曾经与李希凡先生共同完成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同人也分别回忆了他们在与李先生共事中的细节,以及从中所感受到其为人与为文的力量。

孟繁树先生说,《中华艺术通史》在希凡先生的领导下,经过16年时间问世出版后,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产生很大反响。从文化价值看,填补了我们国家很长时间来艺术科学研究的空白。这部通史凝聚了李先生后来治学的主要精力,集中了艺术研究院内外主要的研究力量,其间还有几位同人去世。他认为,李希凡院长是《中华艺术通史》的领导者,组织者,是学术团体的灵魂。他对中华艺术精髓概括而成的序言,即使单独拿出来,也是中华艺术史研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篇论文。尽管编纂过程中,研究人员彼此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写作风格也会有差异,但希凡先生作为丛书的领导,待人宽厚,大度容忍,遵守诚信,所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人都受到其人格魅力的感召,从而保证了通史的顺利完成。

李心峰先生说,李希凡先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对当代艺术科学有重大贡献。作为全国唯一的艺术科学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他领导期间,各艺术门类都产生很多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学研究学者。而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小组常务组长,在他的领导下,推出了青年艺术科学的研究项目。在艺术学科学的门类概念提出后,李院长又倡导了关于中华艺术通史与通论的课题,虽然通论的课题最终由彭吉象先生承担,但无可否认地是李希凡先生进一步推动了艺术科学的发展。

林秀娣先生长期负责《中华艺术通史》的编纂,她向与会学者们进一步回顾了这部通史的完成过程中发生的许多细节,更详细地展现了这套丛书中凝聚的精力与心血。她说,李先生是人品、思想、学术上都非常成熟的人,艺术通史的完成是他治学研究前四十年的沉淀与修炼。从1994年第一次开编辑委员会,到2008年通史完成,其间编写与统稿的艰难,出版工程的浩大,特别是由于引文繁多,很多需要编辑再次查对原著,一直到现在向海外的推广翻译,无一不是李先生以及其他编辑同人的共同努力。

作为李希凡先生的晚辈,丁亚平先生说,李院长在人品、学术思想以及他在文学评论等方面的成果,对我们年轻一代,确实有很大的引导作用。而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无论是做科研还是出版,都曾经得到李院长的鼓励与帮助。对于曾经与李院长的两本鲁迅研究著作共同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论丛,他表示非常荣幸。李希凡先生对于鲁迅的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末,集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邢煦寰先生认为,李先生的鲁迅研究不是党派的、道德的、政治的,而是美学的、历史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引领下的研究代表。尽管新时期以来,不断有学者以更大的开拓性,更多的新视角、新话语、新体验,来对鲁迅作品进行多元化的文艺研究,但李希凡先生的鲁迅研究依然有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存在。正如李荣启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李希凡先生六十余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的学术贡献、求真的学术勇气和思辨的创新精神以及执着的理论探索和不懈的人生追求。正是凭借着这种卓尔不凡的学术品格,李希凡先生在六十余年的学术探索中,收获了逾四百万字的学术成果。作为《李希凡文集》的出版方,集团总裁李岩先生与责任编辑梁惠先生都认为,《李希凡文集》的出版,对李先生而言,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全面总结和真实呈现,自然是一件喜事;对出版人而言,出版这样具有厚重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向李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的献礼,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使然。

(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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