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奴隶制下的“明王”政体的祈盼

受权发布易新鼎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12月31日首发

   （按: 本文为纸媒体和网媒首发，感谢易新鼎教授惠寄）

     孔子对上古尧、舜、禹的的传说，是真心信奉的，并总结出了“禅让”说，《论语》对这“三大圣”的称道，更是广为人知。《孟子  ·  万章上》记曰：“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此话虽由孟子传出，它是“思孟”学派中流传的一则“大论”，不是随意说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这“三圣”的天下，就是“仁民爱物”的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运》）。夏、商、周虽然是“天下为家”，但也仍然继承了“仁民爱物”的好传统，并逐步形成了“礼制”，规范了社会人群一切言行的标准，尤其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更使孔子确信周初奠定的基业是可传之百代的。孔子不但认真实地考察了夏、殷的礼制，还为此总结了诸如“仁”、“智”、“勇”、“修己安人”、“君子”、“小人”、“直道”、“人能弘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概念和行为准则，这都反映了孔子对“明王”政体的祈盼心情。后继者如荀子、韩非虽然对“禅让“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见《荀子  ·  正论》《韩非子  ·  显学、说疑》等篇），但“禅让”说却刻入中国人的记忆里，是任何力量也抹不掉的。五四以后，以顾颉纲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兴起，固然从历史传承上揭示了“禅让”说形成的原因，却没有否定孔子提倡“禅让”说的用心。“禅让”说虽属空想，且有明显的弱点，但它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就是说，从尧舜禹到今天，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谱系是一清二楚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

     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一个雕刻匠的家庭，母亲是产婆。斯巴达击败雅典后，曾扶植三十僭主维持对雅典的统治，一年后，僣主政权被推翻，此后，雅典即堕入民主政体，议事会成员平庸老旧，不思进取，形成极端民主化恶劣政体。苏格拉底对此很不满意，声称，他是神灵赐予雅典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大马，因为肥壮懒惰了，牛虻叮咬它就是促使它觉醒；这说明苏格拉底所信奉的是一宗新神。他像产婆母亲那样，当一个不收费的“助产”式的义务教师，通过提问启发学生自己产生新见解、新思想，期望他们能起来振兴雅典。苏格拉底的想法，就是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民主政体，展现了对“奴隶制下‘明王’政体的祈盼”。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和孔子的“禅让”说有相似之处。他的教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主政者的注意。他被指控：“违犯律法在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页）有人揭露说，苏格拉底“的确使得那些和他交往的人轻视现行律法，因为他说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见同上书第8页）；还有人指出，苏格拉底说，“一个人做了一城邦的首长，弄得人民越来越少，而且情况越来越坏，这个人毫不自觉羞愧，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坏首长。”（见同上书第13页）经过辩论，他被处以死刑；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出力帮他避难逃走，他却毅然接受判决，在70高龄时以殉道精神喝下毒酒死了。他的死是对“民主政体”的抗议，雅典并没有因处死苏格拉底而振兴起来。他的殉道精神感动了许多后人，也成就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苏格拉底在追求“明王政体”上是作过许多思考和探索的。“不拥护奴隶制”的阿里斯提普斯表示，既不想统治人，也不想奴役人，相信这是“通向幸福的光明大道”。苏格拉底指出，这样的人难得生存于社会，“强有力的人是有办法把弱者当着奴隶看待的“，并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奴役”；奴隶主就是“用挨饿的办法来抑制奴隶的贪食，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防止逃跑。”（同上书第44页）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头用了很大篇幅，记述了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等人讨论“正义”，形成了一个看法：“正义，是一种善的精神状态，快乐；不正义是一种恶的精神状态，不快乐。”“所以，一个正义的精神和一个正义的人会过一种善的生活，而一个不正义的人则会过一种恶的生活。”（《理想国》第35页）城邦需要农民、瓦匠、纺织匠、商人，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城邦还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真正的卫士”要有激情、对知识的热爱、强壮的身体（同上书第58页）。为了使雅典城邦稳定的发展，他们大胆的设想，按“先前的传说方式，编造了一个谎言”：尽管城邦的人“都是兄弟”，“神在塑造时，有的掺进了黄金，他们就是统治者；有的掺进了白银，他们是助手；掺进铁和铜的就是农民和工匠”，这就是城邦主要的“三个阶层”（同上书第100页）。“城邦并非让某个阶层格外幸福，而是为了整个城邦的最大幸福。在我们这样的城邦能找到正义，而在管理最差的城邦是找不到正义”的（同上书第103页）。“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财产并拥有自己的工作”；“三个天然的阶层各司其职，其他状态和条件使城邦自制、勇敢和智慧，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城邦是正义的”（同上书第120~121页）。他们还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政体”和“五种品性”，归纳起来就是两种，“如果由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人来掌权，这就叫王政；如果有多个统治者，这就叫贵族制”，“不论它是一个或多个统治者，他们都不会扰乱城邦的重要法律，因为他们是经过培养和教育的”（同上书第134页）。这个“理想城邦”的主政者应该是“哲学王”。这个“哲学王”，如某些论者指出最可能就是柏拉图。二是为了保持“卫士”纯洁的血统，他们还设想了“共产制”，即卫士实行共妻共子女制，城邦为他们提供住房和生活资料，子女由城邦供养。父母和子女之间互不知情。苏格拉底等人的这番设想，和孔子的“禅让”说，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缺乏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它们纯粹是虚构的“乌托邦”。

正像荀子首先起来批评孔子的“禅让”说一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首先对苏格拉底提出了批评。他说苏格底考虑问题的“前提是不正确的”，他追求“城邦的齐一性”，如果城邦“达到了整齐划一，它将不再是一个城邦了，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而论……那将使城邦毁灭。”“苏格拉底在使孩子变为公共所有之后，他仅仅禁止情人们发生肉欲关系，却又允许父子间或兄弟间相互爱恋、亲昵，这是何等荒谬呢！再没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了，即便仅有爱恋也很不光彩。”“因为共有妻室儿女，友爱就会减弱……一言以蔽之，这种法律的结果必定与良好法律所应有的结果相反……友爱乃是城邦最高的善，而且是消除城邦内乱的最佳手段……如果人们公共拥有妇女儿童，友爱就会变得淡漠，父亲理所当然不会说‘我的儿子’，儿子也不会说‘我的父亲’。”“如若妻子共有，而财产私有，那么在男人忙于农活时谁又来料理家务？如若农夫们的财产和妻子都共有那会怎么样呢？……苏格拉底所构想的统治也包含危险性，因为他让同一些人永远统治，这在那些无甚品位的人们中经常会引起事端，在性情刚烈而勇武的战士们中就更会如此。”苏格拉底言论“优雅新鲜”，却非“一切完美无缺”；“不能忽视刚才提到的一点即人数达50000之众，这样多的人无所事事地受人供养，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及其仆从，人数又会翻好几倍，这就得需要一个像巴比伦那样大或其他辽阔地域。设定（理想）时尽可以依照愿望，但对于不可能的事情则千万要避开“。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完全是以冷静说理的方式展开的，所揭示的问题和弊病，都是无法回避的，这不但反映了他的理性分析的文风，还显示了他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实态度，这和孔子所倡导的“当仁不让于师”态度也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