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书评：《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

吕启祥推荐钱亚旭评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2月19日发布

(吕启祥按: 洪涛先生为港大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十余年来潜心教学于学术,发表过一系列有关红学及译著。现将新近一篇对他的书评刊发于下。

这篇书评为钱亚旭女史所撰,原载《中西文化交流学报》发布时间：2011-10-9 8:49:00）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被誉为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作为明清小说的杰出代表，二百多年来不仅在国内外掀起阵阵“红学”大潮，而且还引得各国翻译家们或节译或全译，为世界文坛带来了 “分布于28种语言的104个译本”（唐均2010：207）。因此，针对各译本的译评研究也应运而生。在研究《红楼梦》英文全译本[1][①]的领域中，迄今为止已有四本比较重要的相关译评专著，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分别为林以亮（1976）、刘世聪（2004）、冯庆华（2006）和肖家燕（2009）。本文将向读者推介另一本研究《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及译评的专著——香港洪涛（2010）著《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2][②]。

该书作者洪涛为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屈原学会理事，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其研究重点包括诠释方法、明清小说、汉籍外译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可分为六大系列：“《诗经》和《楚辞》的英译问题”、“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红楼梦英译译评”、“红楼梦译评之研究”、“四大奇书英译译评”和“四大奇书变容考析”。各系列将陆续整理结集成书（其中《红楼梦与诠释方法》已于2008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书中作者灵活运用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以及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来分析中文文献，且秉承了他一贯治学态度严谨、研究视野开阔的特点，颇获好评）。

《女体和国族》一书学术视角卓有独诣，既包括《红楼梦》英译译评，又包括译评之研究，即“评上评”。全书上下两篇一破一立，前半部“商榷篇”从探讨前人的译评入手，在提出抗辩的过程中彰显译文风采，后半部“描述篇”则直接展现了作者自己对《红楼梦》英译本的分析和评论。虽然所辑文章为洪涛1997年至今十三年中先后发表的文章，“各篇的学术水平不大一致”（洪涛2010：序31），但他在集文成书时特别增加了“附记”和“后记”（部分篇章后甚至有两篇“附记”），以扩充内容，弥补早期学术水平的局限，由此也见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读者若细细读来，能从中窥见《红楼梦》译评的研究方法、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宏观倾向和微观特点以及作者自己集文成书的治学方法和心路历程。

至于书名，读者也许会感到特别，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初衷。正如作者开篇所述，“‘女体和国族’本为书内一篇文章之名，但与本书主旨相契：‘女体’喻指译者处于弱势，本书有一半内容在论述译者如何蒙冤；‘国族’指译者和评者的‘文化身份’（identity），涉及译者为何叛逆（treason）和操控（manipulation），又涉及某些评者的民族身份、民族立场……质言之，本书的重心是怎么看待《红楼梦》英译和研究的诸种现象，集中分析各种翻译方法、译评的论述策略和背后的力量”（洪涛2010：序3）。

下面笔者将从作者行文中流露出的三大特点——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笃厚的理论根基和清澈的学术情怀——进一步介绍其人，并结合书中的具体实例进一步介绍其书：兼谈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 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兼谈研究视角）

一篇文章的优劣，切入点的好坏可谓重中之重。文章是否有新意、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往往在确定选题时就已定高下。洪涛（2010）中，无论是“保护译者”的“商榷篇”，还是“诠释译者”的“描述篇”，所辑文章的研究视角皆从细节出发，从实际出发。作者若无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是无法从“小细节”做成“大文章”的。正如该书“导论”所述，“这两辑的共同点是：讨论具体的问题、讨论案例。案例的讨论，最终是否有更宏观的意义，要视乎案例和相关的研究有多大的代表性”（洪涛2010：序4）。而这种透过“微观译例”来探讨“宏观意义”的学术视角，对于那些才思枯竭或江郎才尽的学者而言，不失为一种启发。

洪涛（2010）“商榷篇”中多篇文章均从个别词汇的译法问题出发，经溯源考证后，结合相关理论，以小见大而成文。如所辑论文〈女体和国族：论《红楼梦》翻译评论中的研者视角与诠释暴力——以lotus feet为剖析中心〉对“莲步”一词译法的讨论。简言之，这篇文章用了全书35页之多的篇幅讨论了“莲步”译为lotus feet是“曲”是“直”的问题，即如此的直译是否扭曲了全文的形象？对待看似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也许在大部分人眼中甚至算不上问题，而作者却将它发展为包括十个部分、一篇“附记”、一篇“后记”和124个注释的长文，不得不惊叹作者敏锐的学术嗅觉。当然，这种敏感也来自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对研究对象的熟悉程度。

另外一例，洪涛（2010）所辑论文〈《红楼梦》三家英译本与翻译效果论、目的论〉中论及《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前聋婆子“误听”宝玉的求救信息造成的翻译难题，她把宝玉话中的“要紧”误听成了“跳井”，把“小厮”误听成了“了事”。这种由汉语谐音造成的“误听”，不仅营造了故事的节奏感，而且还渲染了宝玉挨打前的气氛，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却给翻译造成了一个难题，因为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英译时一般以义为主，字形和字音往往难以兼顾。不过，作者独具慧眼，正是从这一细节入手，考察了这种“误听”在各译本中译文的优劣得失，还从霍克思的翻译中总结出了解决方案：“牺牲一点语义，以迁就押韵的需要。‘要紧’没有译为urgent，而是译成了大写的GO AND TELL，一方面稍微传达了宝玉焦急的语气，一方面又和‘井’（well）前后呼应，形成押韵。‘小厮’和‘了事’也同样处理，被译为GO AND TELL MY PAGES.和Paid her wages。”（洪涛2010：183）真是译得妙！评得也妙！慧眼识英才啊！

此外，洪涛（2010）的其他文章也多以具体的译例分析为中心，如对霍译本中budding grove和Chengs的剖析（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便赘述），均“重视溯源分析，走考证的路子”（洪涛2010：序30）。他不仅在“商榷篇”中以充分的论据、义正辞严地反驳了某些译评者对译者不公正的指控，为译者“伸冤”；还在“描述篇”中总结出了霍译本的一些细部特征，如扩展译法、等效译法、外倾型译法等。作者这种从具体视角出发做学问的方法，不仅要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来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而且在论证过程中，还要有相当的理论根基和广阔的学术视野，这样，最后的文章才会大含细入、入木三分，这也是洪涛（2010）的另一特色。

二、 笃厚的理论根基（兼谈研究方法）

洪涛（2010）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擅于恰当地运用相关术语。虽然文章的切入点都为具体译例，看似细小，且作者在论证中，重溯源、重实证，但他信手拈来并灵活运用理论（如解构翻译论、读者反应论、功能对等论、多元系统论等）进行实证分析的能力，使其分析鞭辟入里，很具说服力。而不像内地的某些翻译研究学者，在文章中对西方流行的译论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甚至以偏概全。对此，洪涛的观点是“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很可能得到较为新颖的视角。至于译评家所套用的理论，能否解释实际（或翻译实践），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理论未必有先天毛病，但应用时可能操作失误” （洪涛2010：序13）。由此，他在“商榷篇”中，收入了〈翻译规范、意识形态与《红楼梦》杨译本的评价问题〉一文，探讨了《红楼梦》译评套用西方理论的风险问题，以此阐明了自己对待“理论应用”的态度。

在该文中，作者开篇便提出了要商榷的问题：张南峰（1998）先生在〈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中国译论传统初探〉一文中，从“意识形态”这一宏观角度来论析杨译本中的具体译例，如《红楼梦》第九回中，宝玉小厮茗烟骂人时说的话“我们肏屁股不肏，管你鸡巴相干？横竖没肏你爹罢了。”〔杨译是：〕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从而得出结论称在该译本中，“一些‘下流话’给‘净化’了”（张南峰1998：34）。“且张先生在随后几年发表的文章中，一再引用该译例，并作同样分析”（洪涛2010：77）。由此引发了作者对片面套用西方理论所存在的风险的论述，从中可见其学术视野的广阔：他分别从翻译的底本、杨译本中的旁证、译者的主体性、出版当局的可能立场等层面进行探讨，经多方引证后指出，“杨译本所参考底本很可能是戚序本‘我们的事，管你什么相干？’如此便没有了所谓的‘采取了并不忠实的净化译法’……正如多元系统论所说，影响译文面貌的因素可以有许多种”（洪涛2010：81、95）。由此可见，张南峰先生的论述其问题主要在于进行译评时完全漠视底本，而一味地套用“意识形态”论。洪涛先生对待理论的态度是：反对片面套用，而主张在实例论析中灵活运用理论。下文便介绍他在“实际批评中运用解构理论的一次小尝试”（洪涛2010：19）。

洪涛（2010）所录论文〈《红楼梦》译评与期望规范、解构主义翻译观——以Nibbansday为中心〉中对“腊八日”译法的讨论。在该文中，作者首先对比了四个译本（裘里、王际真、杨宪益夫妇、霍克思翁婿）中“腊八日”的翻译，逐条释义后引出了问题的焦点——南开大学崔永禄教授对其中霍克思译文Nibbansday的理解和阐释引发了作者的抗辩。崔教授认为英国人没有“腊八日”，故霍克思自创了一个看似西方节日的词汇Nibbansday，接着，他又推测该词来源于英文词nib（啃咬），从而得出结论说霍的译法很有故事性，艺术上也有创新精神，但中国人的节日不见了（崔永禄2003：41—44）[3][③]。对此，洪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腊八日”，又称“佛陀成道日”，成道，在佛家而言，就是“涅槃”，而涅槃是古代印度语言nibbana的音译，因此，David Hawkes笔下的Nibbansday，应该是“涅槃日”之意，而不是“啃咬之意”。随即，他又大量借用佛经中的例子，对此进行引证，并另辟一节，对佛经中“腊八粥”和“浴佛”之间关系进行考证，以立论。紧接着，他又从理论层面进行驳论，分析了造成崔教授理解偏差的原因，指出不加具体分析地简单移植翻译评论中的“期望规范”（Expectancy norms）——翻译作品的读者对翻译成品该是怎样而产生的期望——导致了崔教授在其译评中用到“剥夺”、“荒谬”、“不可弥补的损失”等字眼对译者霍克思大张挞伐。之后，作者在第七部分继续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探讨Nibbansday的可接受性，指出“解构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4][④]，1930—2004）认为‘能指’的意义始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非同一的。而这种看法，可以借用来解释‘腊八’这个案例”（洪涛2010：15）。最后，他还在第八部分“余论”中指出“Nibbansday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翻译……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Nibbansday这词恐怕属于特指词，信息量比较大，也许就是Peter Newmark所说的‘超额翻译’（overtranslation）”（洪涛2010：16）。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并不见作者对某一理论的生硬套用，而是以理论为纲，以实证为用，利用理论中有针对性的某一点，进行“对症下药”式的实证研究，从而彰显基于实证基础上对舶来理论的灵活运用。

三、 清澈的学术情怀

作品能够反映作者的性情，洪涛（2010）的字里行间还处处流露出作者本人治学严谨、直言不讳的特点，中间不夹一丝功利心，学术情怀可谓清澈映人。

他首先严于律己，“不做没有文献基础的推测，在文章中给出的论据，至少都有文本化的证据（textualized）”（洪涛2010：序18）。在论证过程中，他往往旁征博引，经引证、甚至旁证等多方论证后，方下结论（如上述Nibbansday一例）。

此外，他在书中还义正辞严地点明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当提到中国的译学专家套用西方的解构翻译论的文章都是描述抽象的理论而缺乏实例时，他特意用文内夹注的形式痛斥学术垃圾之现象，指出：“我看过中国大陆‘译学新论丛书’中的一些博士论文，有的竟然通篇都没有实例！把外国理论搬过来再品评一番就成了！”（洪涛2010：19）当提到当前学术界是否恪守学术规范时，他还痛斥当今大陆学界屡禁不止的学术弊端，说道“张彩霞等编著：《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一书中，关于Nibbansday的评论（第364页），与崔教授所说十分相似，看来是摘自崔教授的文章……虽然在评论时没有注明崔永禄的名字，但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中列出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红楼译评》。（误写为‘《红楼梦》译评’。参看第518页）。此书表明‘张彩霞等’为‘编著’，不是说‘著’。相比之下，有些书暗自抄袭别人（例如，关于Naiad的评论），还在书上公然写着‘著’！”（洪涛2010：19—20）当提到治学态度时，他开篇就毫不避讳地指出“近年有一些《红楼梦》译评的研究实属‘辗转稗贩之作’，或袭取别人旧说，或套用前人理论，然后添加几个例子，拉杂成篇，虽无大错，但乏新意”（洪涛2010：3）。如在论及《红楼梦》翻译的底本问题时，他明确而犀利地指出了《红译艺坛》中出现的几处“不妥”：“面对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歧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者坦白成这样：‘想不该是《红楼梦》版本之不同造成的？’以这种‘想不该是’的态度来做学术研究，真令人费解。同样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冯庆华先生，他的著作中持平之论良多，研究时也参考了十种曹雪芹原著的整理本，然而，他的《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一书，‘参考书目’中列有：‘曹雪芹、高鹗、郑庆山校．《脂本石头记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冯庆华2008：466）。这真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世间有‘郑庆山校．《脂本石头记庚辰校本》’这本书吗！”（洪涛2010：序9）

读到此处，笔者不禁感慨洪涛先生学术目光的犀利，参考书目中的细小错误，都难逃他的“法”眼，而且指正犀利，一针见血，不留余地。但洪涛先生的“批判”并不为哗众取宠，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有否定，也有肯定，力求公允。在批判上述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时，他还指出“另有一类文章勇于分析前人从未论及的现象和案例，可读性相对较高。但这类文章有时急于立论，以致考虑不周，留下了商榷的余地。”（洪涛2010：序3）措辞中肯，即肯定了这类学者的研究切入点，同时又指出了他们研究中的论证不周正是缘于他们的迫切之心。如此治学情怀，不正如清澈小溪、呖呖鸟鸣，涤荡学界、以肃学风吗？

当然，凡事没有十全十美，洪涛（2010）也不例外。如，该书所辑十六篇论文，大多涉及译文词句方面的评析，如上文中提到的“商榷篇”中关于lotus feet、Chengs、Nibbansday、budding grove等文章对译词的溯源考证和论及“误看”、“误听”译法的文章，还有“描述篇”中谈到“规范与操纵现象”时，从语音、词汇、语法、句式方面对霍译本中“刘姥姥和赵嬷嬷说英语”的语域特色的分析，均从词句切入，而少有上升到篇章层面讨论译文的评论[5][⑤]，从而不能全面反映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霍译本的各种细部特征，实属遗憾。

此外，关于洪涛（2010）的体例问题，也略有瑕疵。如封面内侧“作者简介”中提到作者的研究可分为五大系列[6][⑥]：《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红楼梦英译译评》、《红楼梦译评之研究》、《四大奇书英译译评》和《四大奇书变容考析》，虽然其中《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已出版，但其他大部分并未成书，在此用书名号，显然不妥。所以本文在前面引述时直接使用引号而非书名号，道理就在于此。

综上所述，洪涛（2010）的学术视角卓有独旨，学术造诣颇具水准，其中不乏可为今后研究者开山伐路、足资参考的论析思路和方法。而洪涛先生自1996年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第一篇红译论文〈解码者的渠道与红楼梦英译本的扩展译法〉以来，宛如《红楼梦》译评领域中的一只俊鸟，勤于笔耕十三载，如今篇篇硕果辑录成书，字字流露出他清澈的学术关怀，正如呖呖鸟鸣，清丽高亮。而笔者作为“附骥尾之蝇”， 翘首期盼若再历十三载，洪先生能够凤凰涅槃，更上层楼，为红译艺坛带来新的创获，以励后人！笔者按：

“红译”林中俊鸟来，呖呖鸣歌十三载。

翘盼再历十三载，俊鸟涅槃丹鸟来。

参考文献

崔永禄（2003）：〈霍克思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第五期。

冯庆华[主编]（2006）：《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刘世聪[主编]（2004）：《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林以亮（1976）：《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唐均（2010）：〈《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译本》词条匡谬赓补〉。傅勇林[主编]《华西语文学刊》（第三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肖家燕（2009）：《〈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南峰（1998）：〈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中国译论传统初探〉。《翻译学报》第二期。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钱亚旭）

http://www.nlcpress.com/DocumentDetail.aspx?id=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