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病愈疗养中的离休老干部戴洵同志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6月12日发布

昨天上午，我和老伴看望住在总政大院干休所的87岁离休老干部戴洵同志。5月她大病一场,这次我们见到她显然消瘦了许多,不过精神很好，一个小时侃侃而谈，主要话题是我们5月18-21日的扬中西来桥之行，西来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她的亲侄女一家的见闻。西来桥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戴洵同志出生地，她和我是远亲,我的嫂子是她的亲表妹,原来我并不知道，这些是我在80年代初,她任北师大历史系总支书记时她告诉我的。不过在她曾书记期间,我并未获得任何额外的关照。从她所著的《西来桥》自传体小说中,我获悉1941年她在西来桥时的入党介绍人是施光前（扬中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而施光前是我母亲的内侄。老戴离休后,我经常去看望她，这次扬中行因为我有60多年没有回西来桥了,所以她专门写信给在西来桥企业家的侄女陆咏梅，嘱咐她接待我。虽然扬中西来桥之行已有我的80年代就读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来自西来桥的陈斌安排朋友接待(他现在是厦门航空集团公司的第一把手)，我在19日还是受到她的热情宽待，陪我们参观她的资产2000多万的消防器材工厂、在西来桥旧街寻找儿时回忆，去她家看望她母亲和聊天，晚上又和她一家亲友聚餐，21日她还专程送我们去常州游览天宁寺,午餐后又送我们到苏州华侨饭店。在老戴那里，我们向她展示在西来桥拍摄的照片，带去了专门刻好的和咏梅在一起的录像光盘。

照片两张中的第一张是昨天拍摄的,如果和第二张去年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发表的照片相比,现在她消瘦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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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洵：“我们永远跟着党走”

北京师范大学:第271期:第01版:要 闻

戴 洵 ，1925年 11月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曾历任新四军军部、山东军区干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纵队28军84师250团指导员、青年校长。1979年至198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总支书记；1981年至1982年兼任学校社会科学处处长；1982年12月离休。

　　新四军纪律好，“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关心人民。正是因为对新四军的好印象，我参加了新四军。

　　我的家乡在江苏的西来桥，它是位于长江中间的一个小岛，又称中心沙。这个地方很小，人口仅有8000多人。西来桥的老师和校长都是爱国知识分子，从小我们接受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四军还没来之前，这里有土匪、伪军和国民党。国民党的部队从上海过来，留下了一个排长和班长在西来桥。

　　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9年新四军来到了西来桥，将西来桥作为抗日民族根据地，那时我14岁。当时，新四军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新四军纪律很好。如果未经允许不强行入驻村民的民宅，甚至寒冬腊月也不例外。我记得有一次正值秋冬时节，部队就驻扎在野地里，这样的行为让老百姓很感动。二是新四军“言必信，行必果”，说禁烟就实打实地禁烟。我们的小镇很小，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街上都有鸦片馆，总共有12家，从地主到平民都有抽鸦片的。过去国民党来的时候，也有禁烟的举措，但只是罚钱了事，罚了钱，出门照样吸鸦片。新四军来后，将鸦片销毁，劝诫戒烟，这才是对人民真正的关心。

　　正是因为对新四军的好印象，我才萌生了参加新四军的念头。14岁的时候，我申请加入新四军。但由于年纪太小，没有被批准，组织上让我再多读点书。小学毕业后，我当上了小学老师，随后我被派去江苏常州群英中学念书。寒假回家时，有人秘密找我谈话，想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即是张胜中，西来小学的老师。1941年6月，我被西来桥党组织正式接收为共产党员。

　　随即我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有5位同志和我一起入党。离开西来桥的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在茅山地区找到了管文蔚司令，他有一个弟弟，叫管汉涛，我们直接由他管属，我从此开始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打济南、战上海，一路进军福建……伴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铿锵脚步，我接受着革命硝烟的阵阵洗礼，不断地迈向成熟。

1942年冬天是革命的低潮。战地服务团解散了，我被分配到铁道委员会，任务是通过检查铁道附近的情况保障从北向南转移的共产党员的安全。

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但在我18岁那年，不慎被伪军发现。虽然后来铁道委员会的同志当天就将我解救出来，但由于身份暴露不能继续留在铁道委员会，之后我被调往新四军16旅，接受王必成的领导。

在16旅工作期间，我在会计科的一位女同志的指教下学会计方面的相关知识。之后，我又被派往苏浙皖边区三角地带工作，在河南广德县担任股长，性质即是会计。1945年8月15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要求新四军全面撤退到山东。到了山东临沂，我遇见了我后来的爱人刘同志。部队撤退的这段历史我都写在了《真诚岁月》这本书中。

1946年7月，临沂的新四军改名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代军长。1946年4月8号茶山事件中叶挺同志牺牲，陈毅任军长。1947年我被调到渤海后勤工作，1月15日我和刘同志结婚。婚后，我和爱人不在一起工作。

在淮海战役期间，我被分配到28军后勤工作。在济南战役中，我担任指导员，到济南将兵工厂里制造枪械的工具拿到修械所，并将原来的工人招到旗下。济南战役后，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我要说服工人安心制造枪械。我们负责修理步枪、迫击炮和担架，并要给马打马掌。在淮海战役中，我军缴获了很多国民党的枪炮。

淮海战役后，后勤部有个卫生部，卫生部长原来是北京某医院的护士长左英，其丈夫刘佩山是十纵的副政委。左英部长将我调去从事训练学生做衣服的工作。教授缝纫的老师也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的。

一路上，渡江战役后，打了上海战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渡江的时候，我爱人在江边分船，他当时分给我的船还没有现在家里的客厅大。两匹马和几个人，就开始了渡江。风浪很大，大家都很紧张，马也很紧张，得时不时地摸摸马毛，安抚一下马。

之后进军福建。到了福建金门马祖后，我爱人的部队当时派人渡海去打仗，很多人都牺牲了。那时都是一级战备状态，晚上都需要打绑腿睡觉，不能回家住。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多次被调往高校工作，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要做好和平年代的工作，我的宗旨就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

1953年，彭德怀让所有的女同志转业或者做随军家属。我属于营级干部，选择了转业。1953年我转业到了福建省建筑公司当科长，见证了福建省第一个飞机场的建设过程。

1955年我调到南京工作，很幸运的是我爱人也调到了南京。1956年3月12日，我开始在南京大学工作。1962年，我又被调往华南师范大学。1972年后，我调到了中山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当书记。之后，我爱人去湖南担任副参谋长，我也随之到了湖南中医学院第二医院当书记。

1978年6月6日，我随爱人调到北京。1979年8月来到师大工作，担任历史系书记。1982年我申请离休，但直到当年的12月27日才正式办理离休手续。当时的党委副书记曾多次挽留我，让我返聘留校工作一年。我又多待了半年，直到1983年才退休。

在做工作的时候，我的宗旨就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任职期间，我曾将7名副教授提为教授。相关部门觉得提的人较多，找我谈话。他们说外国史的某位教授古文不好，不具备提教授的资格。我说，他的外语很好，而且对国外的历史情况都清楚。还有个教授英语不好，我说，他古文很好，古代史、近代史都行，这个人已经过了副教授的英语线了，能够满足教授条件。

当代大学生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只要我们面带微笑从容应对人生的曲折，任何风雨都不能将我们阻挡——就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艰难的历史中坚定而辉煌地走来那样。

我从退休以后开始将我的人生经历付诸于小说的写作，我已经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有两本：《西来桥》和前面所提到过的《真诚岁月》。

直到2001年6月份，我还在写书。写的是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当时我爱人带了27名俘虏，从武汉经南宁到上海和北京来参观。2001年6月30日写完，但一直没有出版。我写书不图名不图利，这本书主要是歌颂人民如何对待俘虏的。书中的一些片段，由黄安年发表在了杂志上，名字叫《三十二杯茅台酒》。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学习条件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要优越得多，但有时候显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我认为，人拥有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也不会轻易选择放弃。人生都是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面带微笑从容应对，任何风雨都不能将我们阻挡——就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艰难的历史中坚定而辉煌地走来那样。希望年轻人能够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永远跟着党走，不仅仅能够顺利地成长成才，还能够将自己的力量奉献给更广阔的社会，为祖国的发展和前进奋斗。

（供稿/离退休工作处；采写/生命科学学院2008硕士第二党支部；整理/梅凡）人物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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