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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之路篇（8）联邦德国和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当代世界六十年经济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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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之路篇（8）联邦德国和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当代世界六十年经济卷之一）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2月16日发布
本文为笔者的当代世界六十年经济卷之一现代化之路篇（8）联邦德国和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写于2006年11月12日，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2006年11月12日首发。 文章认为: 联邦德国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典型国家。而瑞典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福利保障社会化和其后福利国家的样板，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瑞典的福利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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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之路篇（8）联邦德国和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黄安年文发表：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2006年11月12日首发
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竞争经济政策
联邦德国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典型国家。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50-60年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重视引进和应用和科学技术, 拥有一支庞大高技术水平的队伍;强化现代化的科学管理;重视国民教育素质的提高;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并且抛弃了战前希特勒法西斯的统制经济。
对联邦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起重大影响的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主张。1948年艾哈德任战后初期西德三占区的经济署署长, 领导进行币制改革和经济改革, 1948年6月20日,他宣布用新马克5比100兑换旧的帝国马克,到1948年底，旧的帝国马克93.5％实际上被废止。法国记者雅克·吕夫描述当时情况：“货币改革使货架重新爆满，柜台琳琅满目。一夜之间，商店摆满了商品，工厂开始重新生产。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德国人还仅仅为多搞到一点儿吃的东西在城里斯处乱转。”“现在谁都不怀疑，德国决定性的复兴始自货币改革。”与此同时取消配给制,放开工资和物价。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框架秩序和劳动制度。虽然货币改革,一度出现通货膨胀,但刺激了生产的迅速恢复,1949年生产翻番,1950年物价回落。联邦德国期间,他任经济部长,1957年2月出版《大众的福利》一书,11月英文版更名《来自竞争的繁荣》,总结西德经济改革的经验,宣扬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他以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指导改革,确信价格自由波动能促进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将推动建立“给所有的人都带来最大限度的经济收益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从而保障充分就业,机会均等和独立自主的控制垄断,进而保证经济的不断增长。联邦德国的改革主张包括:鼓励企业家所有制;干预和抑制垄断弊端的发展;遵守法律和社会秩序;扶植中小企业,推动商品竞争;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扩大对外贸易；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促进劳资合作;实行健全的货币制度;向真正需要的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经济自由、市场竞争制度、以及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社会职能三者兼顾,缺一不可。
联邦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60年代以来向强化干预凯恩斯主义式的方向发展。1967年6月联邦议院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规定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要求:价格稳定;就业充分; 外贸均衡;适度的经济增长。1973-1975年以后, 联邦德国的经济步入平稳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在1974-1985年间为2.42％, 在1980-1985年间为1.16％。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1974~1985年间为1.03％。就其平均而言, 低于美国和日本,但高于西欧的平均数。1973年德国的失业率为1.0％,到1985年达9.2％;1973-1982年间,年通货膨胀率为7.5％,1985年降到2.2％;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969年9月大选后,社会民主党的维利·勃兰特出任总理 (1969.10-1974.5),期间实行了四次经济调整;继任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社会民主党政府 (1974.5~1982.10)继承了勃兰特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作了三次调整;基督教民主联盟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政府(1982.10-1998.10)又在危机、发展以及于民主德国合并的条件下作了政策调整。所有这些政策调整虽然经济形势在不同时期有别, 但实行国家干预下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不变,稳定而适度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外经济平衡”政策不变，科尔成为自俾斯麦后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其后由施罗德接任。
勃兰特政府有过四次经济政策的调整,它是为适应与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上的间隔性两高两低而作的调整。第一次调整致力于稳定物价,宣布马克升值,提高银行信贷利率,并通过调整财政收支,以求得收支基本平衡。第二次调整是为了应付局部性危机,实行减税、降低银行信贷利率和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以期刺激投资和消费。第三次调整为了稳定物价和汇价,加强对外汇的管理1973年2月宣布外商在联邦德国的公司投资必须得到联邦银行的同意;通过增收节支来缩小赤字;再次提高银行信贷利率;并和法、比、荷、卢、丹等西欧国家一起,组成欧洲货币联合浮动集团,这有利于马克同西欧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对美元汇率的及时调整。第四次调整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相交织。首先调整能源政策,节约和合理使用能源, 紧缩能源数量,以煤代替部分石油, 调整能源生产结构,实行多渠道能源贸易, 改变能源进口结构,发展多种能源生产, 改变能源生产结构。其次,调整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通过减税刺激投资。第三,调整金融政策,抽紧银根,提高信贷利率;放宽对国际资金流动的控制,鼓励外资流入。
施密特政府任期, 经历了两头的经济危机和中间的经济回升。1974年5月17日, 他在联邦议院的政府声明中说:“高的就业水平、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仍是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将继续执行我们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我们不能排除在我们经济的个别部门进行一些调整。”在70年代中期, 为克服经济危机,施密特政府一方面大量增加政府开支,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控制货币年增长率,有限度地膨胀通货,同时降低利率,放松银根,膨胀通货,刺激经济。在70年代后期,为对付滞胀,施密特政府实行谨慎的赤字财政政策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加强金融管理,和参加欧洲货币体系。在80年代初期, 施密特政府为对付严重经济危机特别是财政危机,采取传统的反危机措施,并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及能源等方面作了政策调整。即局部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交替扩大和缩小财政赤字;加强限制增发货币,局部调整信贷政策;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平衡国际收支;节约石油,增产煤炭,改革能源结构。
科尔政府任期, 经历了度过80年代初经济危机后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和1990年秋以来与东德合并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两个时期。到80年代末除充分就业外,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平衡经济都已达到预期目标。科尔宣称:“政府经济革新的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 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不要实行集体负担, 而要个人作出成绩;不要僵硬的结构,而要更多的灵活性、更多的自身主动性,加强竞争能力。”科尔政府鼓励固定资本投资,实行减税,通过了1984年的减税法,同时降低利率;另一方面着重发展新科技, 提高出口竞争能力, 加速经济发展速度,1984年3月通过了发展信息技术的总体方案。为稳定物价,科尔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 缩小赤字;紧缩货币流通总量,控制发行,扣紧银根,消费物价从1982年9月的5.5％, 降到1985年的0.8％;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控制本国资本外流, 扩大国际贸易顺差; 调整对美元的汇价,稳定马克的国际价值;在充分就业方面,目标没有实现, 1982年10月失业人数204万,到1985年12月增加到228.9万人。
在调整垄断和竞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联邦德国记取了希特勒时期强制卡特尔化的教训，于1957年7月颁布、1958年1月开始实施了《卡特尔法》,成立联邦卡特尔局，其后于1966－1989年间又5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监督、限制或禁止卡特尔，监控企业的合并，强调以市场经济为核心来处理保护竞争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局部和利益的关系。控制通货膨胀问题上，战后40多年的时间里，联邦德国持续保持低通货膨胀，1965－1973年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7％,1973-1983年为4.3％，1980－1993年为2.8％。这有赖与作为中央银行的联邦银行发挥着特殊功能。德国政府尽量避免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而是通过资金供应和影响利率波动等金融手段来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其中包括融资政策、最低储备金政策、公开市场政策、存款政策、通过外汇市场控制流东资金数量政策，控制公共财政和减少预算赤字政策等。
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实现了统一, 联邦德国政界要人对东德经济体制转轨及经济复苏速度和联邦德国的承受能力估计过于乐观,加上同时到来的战后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严重困扰着科尔政府,为摆脱低谷、复苏经济科尔政府进行一系列新的政策调整。由于东德地区原有大部分企业设备和技术落后,产品失去竞争力,生产急速滑坡;各种政府补贴被取消;失业人数创历史最高记录,从1989年的前的原有职工的920万人下降到1992年的在岗职工480万,失业率高达48％。东德经济体制的转轨集中在所有制、银行体系改革、物价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上，联邦德国集中财力、人力和技术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向东德大输血会战，仅资金一项1990－1994年共达6440亿马克。第一，对东德的国有企业和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在1990年6月17日前东德人民议院通过了《关于国有财产私有化和改组法律》,到1991年底,商业机构。旅馆服务和影剧业已经实现了私有化，1992年底农业合作社已经全部解散，到1994年底，原东德14000家国有企业完成了转轨改造，10652家转为私营，300多家被关闭。第二，于1990年7月1日完成两德统一货币，并着手建立全德银行体系。第三，在东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基本建设，8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占东德的1/3)和7300公里的联邦公路(占东德的50％以上)得到了改建，电话设施从190万门增加到600万门。第四，重建东德的社会保障体制，缩小东西德两地生活水平的差距，东部人的养老金从1990年占西部的40％增加到1994年的79％。
科尔在其任内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实现了欧元，将欧洲统一向前推进，但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处理不当，约400万德国失业大军，引起选民不满。
施罗德总理（1998.10-2005.10）任内,推行德国式的“第三条道路”“新中派”路线,寻求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间、国家与市场间、雇员与雇主间的平衡。实行降低企业税等减税政策、削减福利开支、增加就业岗位，削减失业津贴、缩小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消除财政赤字，鼓励储蓄和投资等。主张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干预，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加快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发展“新经济”。但是施罗德政府的设想呀现实有较大反差。7年来德国经济没能有效地改善，财政预算赤字未能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2005年2月失业率达到12.6%的战后新高，面临当年科尔迟迟无法振兴德国经济的难题，老龄化的冲击和“福利病”的进退维谷及外来移民的困扰，雪上加霜。
2005年10月10日德国社民党与基民盟达成联合政府协议，11月基民盟领导人安格拉·默克尔取代施罗德成为德国新总理，她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被认为是德国的撒切尔，有新“铁娘子”之名，默克尔政府的政策受到社民党主流的制约，要大刀阔斧地改变施罗德政府的基本政纲是很困难的，因为两党组阁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施罗德政府改革计划的修正。默克尔计划在10年内令德国重新跻身于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并在任内大幅降低11％的失业率。11月12日大联合政府公布了题为《以勇气和人道共同为德国奋斗》施政纲领，强调“整顿、投资、改革”为实质的纲领。但是４00多万失业人口和连续多年高于１０%的失业率将困扰默克尔政府。新政府为使政府财政赤字符合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３％的上限，计划一方面大幅度缩减财政开支，取消部分福利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一方面采取提高增值税等增税措施，增加国库收入。将在２００７年把增值税由目前的１６％提高到１９％；把工资附加成本由目前的超过月收入４１％降低到４０％以下。其中包括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失业保险金交纳比例由目前占月收入６.５％减少到４.５％。新政府计划增加用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商业活动，并在研究和创新、交通以及家庭资助等方面领域，将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这些政策能否使德国经济有新的起色，为时尚早。
瑞典社会福利经济国家模式
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瑞典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福利保障社会化和其后福利国家的样板，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瑞典的福利经济模式，它不仅为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所效法，形成北欧福利国家地区，而且对西欧、北美和日本的福利国家制度都产生一定影响。
瑞典经济表现为社会福利全方位，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一直名列世界前8名内，1993年人均GNP24740美元，与美国并列为世界第5名。1992年人均GNP27010美元，居世界第三位。1983－1991年间人均GNP均居世界第3－5位间。瑞典职工的休闲生活领世人羡慕不已，除每周工作40小时外，每年有近100天的休息日。生活现代化水平很高，在汽车、游艇、电话通讯和家用电器等拥有量方面居于世界前列。有完备的医疗健康保险体系，80年代以来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或78岁，在世界上长寿国家中名列前茅。在瑞典人人能够享受大学普及教育。居民收入相对均等化是瑞典经济生活中另一特色。80年代以来在五个20％等级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中，大体上最低20％的居民收入占13.2％，最高20％的居民收入占36.9％，其均等化程度大大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数。在工资政策上，瑞典采取同工同酬的工资政策，部分地区、企业和部门实行相同的工资标准。政府还采取累进所得税政策，这样税前瑞典年薪最高的前10位企业家平均年薪高于工人37倍，而税后则仅高于工人14倍左右。经济和社会稳定是瑞典社会经济的又一特色，就业充分，失业率一般保持在3％以下，劳资合作较好。
瑞典经济模式中国家议会大厦、总工会(LO)、雇主协会(SAF)三足鼎立,以总工会为代表的工会利益集团在经济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总工会外还有职员中央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及文官工会组织、工团主义者中央组织等，这些工会组织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工人，显示了强大的工人利益集团力量。瑞典经济发展道路以“中间道路”的利益均衡模式自诩。这种模式采取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灵活性、实行经济未定增长的实用性、推行收入均等化的再分配政策，协调公共消费政策和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垄断政策的妥协性，瑞典的经济学家林德伯格和阿德勒--卡尔松称这种“中间道路”模式为瑞典的“混合经济”道路。瑞典模式获得成就的高峰时期在五、六十年代,70年代以来高福利、高税收、高均等化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瑞典政府正在摸索对瑞典模式进行新的修正。
瑞典经济近几十年增长缓慢。在1980年至2003年间，GDP年均增长2.0%, 而五十年代为3.3%，六十年代为4.6%。1970年，瑞典的人均GDP扣除物价水平比欧盟其余14个国家高出24%，到2001年则减少为6%。1995年，瑞典加入欧盟后力图调整和欧盟的经济政策，但是瑞典加入欧元区的努力一直为全民否决。随着人口老化，外来移民增加，全球化竞争加剧，瑞典经济模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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