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儿子贾文昭  （补照片）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1月20日发布（第35566篇）

【按：本文载于《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第一辑中第84-89页，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2024年9月版）,本博文附照片及相关资料。】

   贾文昭是谁？文艺理论家、古籍整理家、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国家干部，无论何种社会文化身份都掩盖不了他农民之子的本色，质朴、耐劳、缄默，还颇有些执拗。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大多是我的福星、良师益友，老贾就是其中的一位。

  贾文昭生于1930年，卒于2006年，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不久调入中宣部文艺处。十年浩劫后从五七干校回到家乡，新时期任教于安徽大学，终老于该校古籍所。我和他相识相处是在他的盛年正当家国蒙难、社会动荡的时期，在那样一个非常态的疯狂岁月，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本性，人性的善恶真假无所遁形，那个年代的友情也最为可贵。

最初认识老贾是在1964年，我作为青年教师从北师大借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参加一个写作组，先帮助整理资料，其时文艺处的在编人员很少，整个中宣部的业务部门人员都是少而精，很平等，没有什么衙门气，从不称呼XX长。老贾是负责联系我们這些借调人员的，上传下达，布置工作。他没有任何头衔，同李曙光（黎之）共一个办公室。黎之颇有文名，且为十四级高干，是文艺处支部书记，毫无架子。在我们这些外来客眼中，这里氛围相当宽松自由，虽则上头因最高的“两个批示”，十分紧张，也亲自参加和修改这个写作组的某些稿子。老贾则不参加具体写作，自有职分，始终按部就班、寡言少语。从业余接触中，我得知贾文昭酷爱古代文论，读书很多，他原本从文学所来，想必这是他一贯的专业兴趣。

   借调来的人不多，分别来自北大、人大、武大、北师大及东北某报社等，老贾同我们只是工作上的交往。大约一年多以后，各自返回原单位，待周扬发现欲留人时，已走得差不多了，最后留下了人大的孟伟哉和师大的我两人。于是，老孟和我与贾文昭成了同事。

  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是台风眼，机关里少不了冒出一批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红卫兵。贾文昭贫农出身，地道的红五类，但他不是那种人。他家在农村，应是河南淅川人，因修水库淹没而改属安徽。困难时期他回过一次家，目睹饥荒饿孚，回单位后说了实情幸而没有为难他。他曽向我提起这一节，吐了吐舌头说：“乖乖----”，好险。农村的状况和家庭的负担使他求实、沉着、缄默。他历来低调，少言语，不张扬。文革初期，在所有的人无不属于某个组织的大势下，文艺处我们几个并非“左派”的小干部成立了一个小小战斗队，队长就是贾文昭。他出身好，名正言顺，当仁不让，于队员正可以起一种遮风避雨的作用。“文革”是个大舞台，让人眼界大开，见识了各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把戏。大而言之，某位首发了“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枝暗箭”的响当当左派日后竟沦为台独陈水扁的国策顾问，向来一脸文气的党委女干部竟在中央专案组出手打人；小而言之，各种挟私报复、投机卖友的伎俩轮番上演。如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年龄级别在文艺处均居最末）也免不了北师大“左派”射来的冷箭和中宣部机要室赐与的“泄密”罪名（将文艺批判的资料汇报给了北师大中文系），飘来凤言冷语，队长贾文昭心明如镜，山人自有准星，一概不予理睬。

   1969年初，我的孩子出生，我已经三十多岁了。那个年月人际很少走动，在师大一间并无暖气生着炉子的12平米屋子里，老贾来看了我，如同兄长。同年夏秋已到全员军管下放五七干校的期限，我放下几个月的婴儿，按期随大队同往塞上，同事们连同老贾在内当然无一例外，在驶往西北的列车上，我们都没有奢望回城。

干校的两大主题是劳动加运动。劳动是难不倒老贾的，他来自农村，惯会农活，虽则上大学啃书本年头不少，但底子在，只要一到地里不论割稻收麦像风一样快，干脆利落，常常到了地头又回来帮我。来干校以前的下乡劳动他就早显身手了，而且还悄悄地说，“老九”干农活，最好是连着干，否则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啦。他常有此类带幽默的妙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原指农民受地主反攻倒算之苦，有点犯忌，其实很确，知识分子干体力活要闯过难关，适应了就好，若在当中间断，就得重新适应。至于运动，不外乎开会，批来批去，长久就疲了，连军管也松了。事实证明劳动改造不了知识分子爱书用脑的积习。干校长达四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豆腐坊看磨，人称不知疲倦的小毛驴，无非由于敬业。老贾似在大田。到了后期，他的家属来了，来的不止一家。老贾的妻子是地道的农村妇女，不很识字，还有一双儿女，那时不仅经济负担重，连粮食都很紧张。同事们都知他困难，我把节余的粮食粮票尽数给了他。

分配工作时，以老贾的条件，回京本不难，但他是个实在人，借此机缘解决两地分居是首选，这样就到了安徽地方。不太清楚是因为水库淹了老家而搬迁还是他家属移居，总之老贾分到安徽合肥，妻子儿女的户口也得以解决，我们为他一家团聚而庆幸。起先，贾文昭调入安徽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想来是为同文革前的工作“对口”。但很快在1979年就转到了安徽大学中文系，再后来就到了古籍所。私见以为古籍所于他最为合适，用其所长，如鱼得水。老贾本不愿也不善在领导机关或到基层做领导工作，诸如中文系副主任、古籍所长以及省里的某些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等衔，都是缘于他的资历和水平，不会做多少具体工作。他爱实干，埋头做实实在在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是他的夙愿。

自老贾到安徽合肥以至病重的二、三十年间，一直同我保持着联系，其间来京次数十分有限，通信则未曽间断。这些信件少说也有几十上百封，可惜未能保存，今只找出寥寥几封，自忖并非名人，友朋也属普通，就不曾留痕。现在回想有两点是值得追忆的。

其一，是贾文昭在新时期里潜心治学，做出了扎实的成绩，著述俱在。他是一个厚积薄发不事张扬的优秀学者。

前文提到，贾文昭酷嗜古代文论，这下可如愿以偿了。他主编了《中国国古代文论类编》上下册千余页，收集宏富、分类科学、查阅方便，既是资料工具书，又体现了编者的眼光。紧接着又编了《中国近代文论类编》。他身居安徽，积极参与安徽古籍丛书的发掘与整理，主编出版了《皖人诗话八种》、《桐城派文论选》等。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华书局所组织的一整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贾文昭完成了《姜夔资料汇编》，这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于贾文昭的个人论著数量也很可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光明日报发表《从陶渊明的讨论评价古典文学的尺度问题》起，直至新时期在各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有关文学理论、作家研究、诗文鉴赏等不下百余篇。其中部分编选成集如《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欣赏》、《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欣赏》、《文艺丛话》，有的则被各类鉴赏辞典收录。

凡有著述初版，老贾都会寄来赠我，书信中有时讨论学术问题，多属我向他请教。八九十年代，我发文较多，他每文都仔细看，认真提，比如，提醒我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历史渊源要防止超阶级的倾向，又如林黛玉《花的精魂》一文，此间人皆称赞，老贾则指出文章结构上的缺陷，等等，仍如当年，为我良师诤友。我自然也会寄书给他，记得《红楼梦大辞典》出版后也寄给他一册，他回信曽说，“你是在挖一口井啊！”我明白他的意思，希望我关注的面宽一些。我自忖没有他那样宽厚的知识和兴趣，还是学刘姥姥，守多大碗吃多大饭吧。

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谈各自的生存状况和内心感受，我与老贾有一种共识，就是干校“毕业”后不愿重返中央机关，“高处不胜寒”，何况我们并非龚育之、李曙光那样的大秀才，不会起草什么文稿，今后只求自己写点东西，错了自己承担；到基层也决不做官当头，我们不是那块材料。这种共识一直坚守，只不过老贾到了安徽大学，不得已当过主任所长之类，非他所愿所长。在我则一直固辞职务，仅在七十年代末“代理”过短期的支部书记，为的是受命处理一椿文革中殴打田汉、阳翰笙的专案人员，案件处理毕我即辞卸。我担此任出于义愤公心，孰料就在这短时段内阻力重重，正气不扬，流言四起，令我心境恶劣。当此之际，老贾在信中多方开导，说这样处境，各处都有，不足为奇。他说近日读《袁宏道集》，袁在作吴县县令时写给友人的信中有段话颇有趣：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付贱皮骨，过客只消一付笑脸嘴，簿书只消一付强精神，钱谷只消一付狠心肠，苦则苦矣，并不难。唯有一段没见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老贾劝慰我“可见这种‘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是古已有之”“大可不必为此类鬼魅生闷气”。我幸而存下了这封来信，他那醇醇切切语带幽默的声口又在耳边回响。

事实上老贾在新时期心情往往并不那么好，此信就述及他所见的社会负面现象，信末又问我文艺动态熟人近况。几乎每信必问，他忧心于市场化环境下的乱象，更关心文艺界的领导有什么治乱之策。我只能如实告知，自己离现状已远，不了解也不关心新出的作品，老领导已退，不复有当年的话语权。他还专门问过某刊物是否还出，向我索要。我深感他的焦虑之情，同时也体察到某种过虑和拘执，改革开放的大潮势不可挡，难免泥沙俱下，而金子和精品迟早会产生。时代在前进，体制在变化，身在其中要调整自己的视角和期望。老贾从事的本是古籍整理古代作家研究，大可专心本业不闻当下，但他对文艺事业的那份关切和执着出自肺腑，成为习性。

自返回安徽后，老贾合家团聚、子女出息，自己事业有成，后顾无忧。大可展其抱负安享晚年。2003年来信中还叙说他每天日程是看古书，录古代文论资料，有个时段是看《明诗话全编》，花四个小时，其余就是打打台球、散步、逗孙子。然而，他心情并不见佳，与下一代似不那么协调，儿女中似有一位的工作与房地产相关，在职务范围内改善了住房，做父亲的对“住大房子”很是看不惯，不愿意去，更看不惯他们的消费和做派。平素也少有能与之沟通深交的人。到本世纪初，信稀，言及重感冒、乏力。再以后，听说老贾得了病，发现已晚，他也不愿作及早的有效治疗，甚至拒绝治疗，2006年1月，竟悄然离世。

上述种种不顺心并无别的渠道得悉，我只能从老贾来信中窥知一二，他逝后我打电话到他家，老贾妻子说话方音很重难以听懂，子女亦未出面。我连个讣告都没有收到。隔了几年，转辗打听到现为省政协委员的他的学生，又从网络上查得相关资料，勾勒出了他的后半生的轮廓。

作为故交老友，我以为老贾的成就和他的早逝（以他的体质和耐力不止于此岁数）都与个性相关，真所谓青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也设想，倘若继续做同事，我也许能倾听他内心的声音，使他的郁闷有所开解和缓和。这一切，都已幻作泡影。十多年来，不止一次提起笔，怀念这位如同兄长的老友，是一笔心债、一份至情。

仁厚的大地呵，请永安老贾淳朴的灵魂。

                               中辍数度  2018年11月

附三 吕启祥、贾文昭合影照片（1990冬）

1,北师大教工19楼一门三号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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