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不易     来日方长

              ----《红楼梦》新校本四十周年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2年8月20日发布（第30722篇）

【按：2022年8月20日下午人文社举办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出版四十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新版发布会，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发了言。现在受权发布她发言的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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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     来日方长

              ----《红楼梦》新校本四十周年

吕启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普及本第四版于近日出版发行。这个本子以乾隆抄本庚辰本为底本，由红楼梦校注组整理校注，于1982年初版面世。从初版至今，四十年过去了，校注组的成员多半已经离世，他们是冯其庸、李希凡、朱彤、沈彭年、陶建基、徐贻庭、祝肇年、顾平旦、沈天佑、林冠夫、张锦池、孙逊、周雷、胡文彬，他们在不同时段，对校注工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并深信对本书校注的不断修订是符合已故师长和同道的心愿的，不论修订的成效如何，都是对他们的一种告慰，是对这份事业的传承和继续。

    作为校注组的一名普通成员，作为过来人和见证者，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一方面是为这么多师友的离去感到沉痛，另方面是为自己年老体衰不堪重负而感到压力沉重。没有新人的担当和老友的支撑就不可能实现再一次的修订。此刻，回顾过往，遥想未来，确有不少想说的话。

长话短说，概括为两句，即“来之不易、来日方长”，八个字。

先说，来之不易。

首先是校订这样一个本子，即以乾隆抄本为底本的普及本，是前所未有的事，在《红楼梦》的版本史上属于新鲜事，是第一次。

稍微熟悉《红楼梦》版本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未及最后完稿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仅以抄本流传，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开创了刊印时代。首次刊印的，是为程甲本，次年（1792）又改订刊印，即为程乙本。1791、1792年的程甲、程乙结束了抄本传抄时代，四十年内流行白文本。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王希廉用程甲评点，白文本退让，九十年内风行天下，直至“五四”。百余年间，这些本子有着划时代意义。

亚东本在解放前三十年内排版两次，共发行十六版，影响很大。初排本1921年5月版前有胡适《红楼梦考证》，陈独秀新序，汪原放校读后记。次年1922年5月再版，收胡适的考证改定稿，底本为程甲系的双清仙馆刻本，印行六版，重排本于六年后的1927年11月以程乙本为底本出了第八版至十六，共印九版，亚东本是“五四”产物，分段标点，眉清目朗，耳目一新。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广为流传的正是这样面貌的本子。正如胡适在《亚东重排本序》中所言，程甲本“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事实正是这样，如东观阁本、抱青阁本、藤花榭本、三让堂本、王希廉、张新之、姚夑评本等，就都是从这个母本派生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本子，就连亚东初排本所据底本也属此列。到了1927年，汪原放用胡适所藏的程乙本校改亚东本，重印出版，胡适十分赞赏，在序中认定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定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因此，1927年的亚东重排本，以及1939年的世界书局本和次年的开明洁本，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印的作家出版社本和发行量最大的195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都是由程乙本这个母本出来的。正如《红楼梦版本小考》的著者魏绍昌先生概括的那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百二十回的各种印本几乎全是程甲本子孙的天下，建国以后却由程乙本的子孙独占鳌头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以程高刻本而以脂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一个比较接近曹学芹原著的本子，就是一件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还不曾出过这样类型的普及本，这是第一次。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称之曰“新校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人们对它历史地位的一种认定。人文社1957年还出版了俞平伯先生以戚本为底本的本子，印量不多，那是供研究用的，不是普及本。

其次，是聚集多人，成立一个“班子”来进行校注，集思广益，众人协商，这也是第一次，以往均为一二人或两三人所为。所谓调集专家是夸张的说法，但确实集中了一批学人，来自东南西北，主要是高校。最初集中了12人（人民日报李希凡，人民大学冯其庸，文化部沈彭年、林冠夫，人民出版社胡文彬，吉林周雷，山西刘庆库即刘梦溪，复旦大学应必诚，上海师大孙锁顺即孙逊，中山大学曾扬华，北京大学沈天佑，北京师大的我）。校出了分册装订的大字本征求意见稿，向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扬州、镇江、合肥等地征求意见。一年多后，小组很多人回原单位，冯其庸、林冠夫、应必诚、周雷、沈天佑、和我等留下，又借调来安徽师大朱彤、哈尔滨师大张锦池、杭州大学蔡义江、中央戏剧学院祝肇年。以后，他们也先后返回原单位。随着艺术研究院和红学所的建立，又陆续调来了陶建基、徐贻庭、顾平旦和丁维忠，接着工作直至完稿。校注组人员具有阶段性和流动性。

来自各地不同岗位的校注组成员此前彼此并不很相识，但在组内相处融洽、心情舒畅，发扬学术民主，各尽所能。今天回想起来,不论已故的还是健在的,只要是共同在校注组工作、生活过，都有值得怀念的往事前尘，都可为我的良师益友，对于他们，我都存有一份缅怀之情、想念之心。当年校注组得以组建并具有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一种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经过整理的普及本。“努力接近曹学芹原著的面貌”，这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经常挂在我们口边，而且植根于对《红楼梦》版本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底里。不管各人认识有深浅、水平有高低，这样的愿望则是共同的、真诚的，本着这一愿望的校注工作，是严肃认真、扎实不苟、贯彻到底的。作为这一曲折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今天回望，不失为一种坚守，只少并未泯灭对这项学术工作的信心和兴趣。

对于校注组这个学术共同体，我充满了感念感激之情。校注组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学位、发什么证书；然而在这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与熏陶，打开的学术眼界和思路，特别是学术实践即围绕校注的读书写作，恐怕丝毫不逊于今之研究生所得到的培养。在我，此前可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红楼梦》读者，不知红学何为、脂本何物，完全从头学起。组内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为我师，在红学问题上都比我先知先觉。放大来看，即就学术事业主要是红学发展而言，则校注组犹如一台母机，从这里孕育并拓展出了学刊、学会、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从校注组出来的每个成员，犹如一颗种子，发芽、结实、辐射，不仅造就了个人，而且带动了一方。

第三，《红楼梦》校注四十年坚持不懈，历经四次修订。

《红楼梦》新校本1982年8月第一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四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二版出版。再过十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三版出版。五年后第三版又略有小的改动，2013年4月出版。今年七月出版了第四版，距离1982年第四版整整四十年。八十年代之初，我曾撰写了《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和《关于〈红楼梦〉新校本的若干问题》两文，在新校本1996年再版前的1993年10月，我又写了关于《红楼梦》再版注释的修订的文章。作为对于第二版注释修改部分的总说明，其中说“在保持注释原有特色的基础上，使之前进了一步。此项工作大致包括这些方面：订正了明显的舛讹；增补了重要缺失；提高了确切程度；并且删除了某些简单化的断语和不必要的评说。”“本书的校注工作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完成的，今天看来，在思维模式和遣词用语上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虽则只更动了很少的文字，却有助于提高注释的科学性。”这也适用于以后的修订。

这里，只想对此次修订即第四版谈一点我个人的感受。

在我，始终被一种焦虑紧张的情绪所笼罩，这一方面是因为师长同道的陆续离世而感到沉痛，另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年老力衰不堪重负而感到压力山大。若不是张庆善会长牵头组织力量，红学所和人文社派出精兵强将；如若不是学界老友陈熙中教授全力的学术支撑，自2021年6月实际开始启动第四版的修订，是不可能有如今面貌的。

陈熙中先生先有《红楼求真录》一书，此后又发表过有关校注的若干文章，这是这次校注的重要依据。陈老师指导和参加了本次修订，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现结合修订择要举例言之。

首先，尽力尊重底本，恢复原来文字。

如不用“欠情”，恢复“见情”；不用“服侍”仍用“伏待”；不用“慢说”，仍用“漫说”；不用“摆酒”，仍用“排酒”；不同“持诵”，仍用“持颂”；不用“闻得”，仍用“闻听”；不用“叫我”，仍用“教我”；不用“住在”，仍用“住了”；不用“宁可”，仍用“能可”；不用“居住”，仍用“住居”；不用“称心”，仍用“趁心”；不用“轻易”，仍用“容易”；不用“口角”，仍用“角口”；不用“赌气自去”，仍用“赌气子去”；不用“放不起来”，仍用“放得起去”；等等。虽只一字之差，或颠倒过来，语言习惯和语感是不同的，都是白话文，“五四”时期和现代就有差别，何况更早的曹雪芹时代的古代白话。尽量保持当时白话的特色，是校勘时应遵守的原则。

底本不误更有一例，第四十一回贾母说“让你姑妈坐了，大家方便” （四版第552页），校作“姨妈”（三版第558页），应依底本。王夫人本是凤姐姑妈。

其次，对于小说中相关文学作品的引录，亦应充分尊重底本原文，不宜据通行整理本对其进行“校正”。

《红楼梦》不是学术论著，而是小说，要充分尊重作家的原创。这方面亦颇有教训。比如第六十三回芳官所唱的《赏花时》曲词，第二句是“闲为仙人扫落花”（四版第873页），校勘者因其与汤显祖原作不符而据标准的整理本校正为“闲踏天门扫落花”。（三版第869页）而这种校勘完全是多余的，原因是“闲为仙人扫落花”渊源有自，它是雪芹祖父曹寅致友人的诗注中所引，这位友人是曹寅所敬重的遗民志士杜岕，曹寅还自号“西堂扫花行者”，表达他的民族情怀。雪芹是熟悉和了解祖父的诗注及其隐意的。“闲为仙人扫落花” 并非误记，而是有意改写，其中积淀了作家的家族记忆和传统承继。有学者曾就此写过长篇专论《从曹寅诗注到曹雪芹改曲词》，指出后人不解，形成了百多年的误读。可见据剧本“校正”是弄巧成拙了。今依底本原文并简要加注，吸纳了曹学研究的成果。

    再例如第四十九回引《西厢记》“小孩儿口没遮拦” （四版第662页）。无“家”字，底本不误，某次修订又据今之整理本校成“小孩儿家口没遮拦”，多次一举，弄巧成拙了，今恢复底本，符合当时《西厢记》流行本子无“家”字的原状。

再次， 改正了原注中的讹误，适当增加一些条目。

比如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姐弟逢五鬼” （四版第336页），究竟是几个鬼？五个鬼，还是一个鬼？原注据《协纪辨方书·五鬼》，注出“五鬼：旧时星命家所称的恶煞之一”，但小说中马道婆和赵姨娘分明是指“纸饺的青面白发的”“五个鬼”（四版第343页），原先注文并未和文本对应。又如第十三回“打醮”（四版第173页）是请道士而非僧道。第十四回“传灯照亡”是对逝者而非将逝者。（四版第183页）有的原注有望文生义之嫌，如“供尖儿”（三版第844页），宜改为“指密供。面粉所做小条，油炸拌密，堆成塔状，用来供奉神佛。也作为馈赠的礼品，以示祝福。”如此等等。另有引文不当、出处不恰等等，需要修改。

这次修订中也酌情增加了少量条目，如第五回“作案：作为根据、凭据、案据，引申为作为借口”（四版第87页注2），第四十一回“仍：乃，于是” “仍与乃”通假（四版第555页注7），第六十一回“送粥米：旧俗，给新生子女的人家送鸡蛋等食品。此俗南北皆有。”（四版第836页注3）、第七十一回“还不得一半儿：还来不及的意思” （四版第984页注1）等等，兹不多举。

还有一种情况，可从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如第七十六回“冷月葬花魂”，初版如此（初版第1092页），后改为“冷月葬诗魂” （二、三版第1069页）；现在又恢复“冷月葬花魂” （四版第1070页），因为既与《葬花吟》呼应，又与上句对仗工稳，加之还有古籍旁证，即明代叶绍袁幼女叶小鸾鬼魂受戒答禅师问中有“戏捐粉盒葬花魂”之句，见叶绍袁《午梦堂集 续窈闻记》。故而，仍校为“冷月葬花魂”。

最后，还有一点体会也说一说。此番修订，始终同编辑部诸位编审线下开会讨论和线上及时交换意见，反复研讨。他们更接近读者，了解读者。他们的敬业专业，查找典籍、斟酌文字，熟练快捷。有一次谈到我们的书学生们认真阅读，据以应考（当然不只是为考试），让我真切感到压力，一不小心就误人子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疏忽。常感红楼梦中的人物，不能简单化，每个人都不止一面，（这方面脂本有优点，如宝钗幽默风趣的一面的描述，贾母考查贾宝玉为什么对女孩子那么好，竟解不过来的一段描述，贾政名利大灰的一段，等等，都被程本删去了。）注释不是评论，不能过多发挥，要尽量客观，但也要引导读者去思考。为此，我对贾宝玉“西江月词”，曾认真思考，力求把该注做的深入一些，在包容原先“以贬为褒”的基础上，对“出语精警”着力解析，既嘲讽，又自嘲；既讥讽，又反讽；看似轻浅，却含深沉愤懑。（四版第三回第49页注1）试图提示读者去理解这个看似单纯实则复杂的主人公。这条注释是重拟的，不知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四，来之不易还应感念其庸先生恪守承诺使校注本顺理成章落户人文社

1975年《红楼梦》校注本开始时就商定由人文社出版，人文社提供了校订用的影印庚辰本，并派出资深编辑参与讨论。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了自己主管的出版社，他们对冯其庸先生施加重重压力，提出《红楼梦》交由本院主管的出版社出版，遭到冯其庸先生的拒绝。他在《风雨平生》中的《红楼梦》校注本出版一节中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他说“几位领导不断地来，要我把这部书要回来”。冯其庸说，我们“不能这么做”“当时明确了由他们出，虽然那时候没有签订合同的规矩，但也不能言而无信啊，何况这是唯一的一家国家的文学性的出版社，我们校订的《红楼梦》来替代它原来出版的《红楼梦》，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希凡当时也说“我们呢跟别人已经讲好，已经许诺好的事怎么能出尔反而？”后来主管艺术研究院的林默涵同志直接出面表示支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有人还搞小动作，冯先生坦言“我在研究院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院党委书记苏一平同志，他始终支持我、安慰我，不同意他们要我把书拿回来的意见。”今天《红楼梦》校注本在人文社出版四十年之际，我们要感念冯其庸先生的坚守，坚定的排除干扰和扛住来自多方的压力，他不愧为一位正直的信守承诺的学者，同时，他也深知人文社作为国家队的出版单位和“四大名著”落户人文社的需要，四十年来我们见证了校注组和人文社的双赢合作。

现在来说第二句话，来日方长。

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产物，必定有局限性，必定有待发展和完善。红楼梦的校注本也一样，它还是不完善的，而是有待于更新、有待于发展和提升。

这可从两方面来说。

从红楼梦版本的复杂性来说，对它的研究还不能说深入和透彻，岐见很多。这十余种抄本的源流、关系究竟如何，是并行还是先后的？是父子关系、祖孙关系、兄弟关系？孰早孰晚、孰真孰伪、孰优孰劣，各有所据。在校勘的过程中，真伪、先后、优劣是取舍的依据，会因对各本子的不同见解而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新校本所择的底本并非理想，所拟的凡例也可以讨论。

庚辰本的优点是较早且留存的回数多，然而它的文字往往并非最优，许多朋友常说底本可通为什么不依底本？这类责难是有道理的，并非可通都依底本，自相矛盾。举例说林黛玉的眉眼底本是通的：“两湾半蹙鹅眉，一对多情杏眼”，但与他本一比，实在是不好，初版时改为“两湾似蹙非蹙冐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据甲辰、己卯），后来俄藏本回归，影印出版了，又据俄藏改为“两湾似蹙非蹙冐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处实在太重要了，为了文字的择优，不顾违背了体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留存底本而放弃了他本更优的文字，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凤姐要见秦钟说：便是哪吒，我也要见。多生动的凤姐口吻，然而因底本可通而放弃了。由此也可反思底本的束缚如何摆脱。庚辰本为底本的更大的问题是错讹多、改笔多，尤其在后几回，几难卒读，有研究者指出它有八千多处改笔，而其中一半以上是改错了或不必改的。抄手的水平太低，有学者说幸亏抄手水平低，很容易发现哪些是错的。但话说回来，毕竟是错，有点改的、涂改的、旁添的，或是对原字添上一笔成新字的，如“也”字加上偏旁即成“他”字。如此等等，要辨析错讹、订正原文，就会发生很多岐见：何处是错，旁改是否可取，依哪个本子改，都是问题。因此陈庆浩先生（法国红学家）曾说，以庚辰本为底本是“先天不足”。故此出现了许多以庚辰、甲戌为底本或以众多脂本为据择善而从的做法。

人文社的“八二”版是出得最早的，即此而言，有开风气的意义。此后以脂本为底本的各家校本，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出得很多。如蔡义江本（已修订三次，浙江版、作家版、商务版）、刘世德本、黄霖本、郑庆山本、周汝昌的《石头记会真》、冯其庸也另出了瓜饭楼评批本，还有邓遂夫本、吴铭恩本，近年青年朋友出的很有特点的八十回于鹏校本，等等。有学人甚至建议人文社应出两种本子，纯粹的八十回脂评本和一百二十回程本供读者比较。最近，有专门研究版本的刊物问世，即《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人们有理由期望版本研究的新成果的出现，这将是对新一代校本的有力支撑。

后出转精，是正常的，取各家校本之长，依托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优化凡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底本的边界，是今后校本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把视野放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为阔大的景象，就是红楼梦的读者将空前的增多，这部作品作为文学经典，已被列为中学生的整本阅读书籍而受到越来越多年轻读者的关注。据统计2021年全国中学生有7600万左右，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青年读者群， 他们的老师，加上原有的各行各业的读者以及日益增多银发老年读者群体，《红楼梦》的读者群将有亿万之众，在这中间不乏少量深度阅读者、痴心版本者。如今研究版本已经不再是少数版本研究专家的专利，只要你有兴趣爱好，足够专注，均可为之。

遥想当年，脂抄本的数量十分稀少，校注组内，底本的排印本可以人手一册，而其它抄本，只有少量复印本，只一册或数册，只能轮流看或一人读大家听。今天，各种抄本不仅有线装本，而且有排印本，线装本价贵，排印本则便宜得多，一般人也买得起，稀见版本不再是少数专家的奢侈品。

方法的更新，使得研究者如虎添翼。随着古籍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各种版本输入电脑，甚至整本古籍和相关工具书备份入手机，极大地方便核对和校勘。普通读者只要专心和坚持，有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校勘家。

今天，我们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有如此便捷的方法工具，有理由期待更加完善不断更新的校本问世。

注释方面，提升的空间更大。《红楼梦》素有百科全书之喻，我们的闻见不广，知识储备不足，许多不同意见只能暂时搁置，不敢擅改，以待高明。

当然，期待变为现实，需要有可持续的运行机制来保障，做到确保相对稳定的专家和出版社编辑精诚合作、吸纳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完善校注，使出版的《红楼梦》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更加有利于文字择优也更加吸引最广大的读者。

来日可期，我们盼望新的更完善的校注本的出现。

    写于2022年7月暑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