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研究耀双璧

——喜见《李白游踪考察记》《杜甫游踪考察记》问世

推荐管士光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9月28日发布（第28471篇）

【按：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22日第14版，目前尚未在网上发布。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胡文骏编审的协助，感谢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编审通过胡文骏传来了电子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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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林东海先生的《李白游踪考察记》，与去年12月推出的宋红君的《杜甫游踪考察记》实为联璧，可合而观之。沿着李白杜甫的游踪进行一番考察，对李杜的生平事迹自会有进一步的探索，对李杜的诗歌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考察，饱览了各地的山川风貌，体验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对了解李杜的性格和创作也自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在考察的过程中，记录了古迹以及传说的产生和变化，为李杜研究积累了新的材料，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阐述了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这两部考记，是读书与行路结合的产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即“钩沉旧名故地”、“勘正旧注误说”、“吸纳考古成果”、“记述古迹遗踪”、“展示社会状况”，正如东海先生所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李杜游踪的考察，实际成了对李杜文化影响的考察。”将李白、杜甫行迹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自会获得多方面的成果，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创新之举，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价值，近来比较热闹的“唐诗之路”研究与此有相合之处，值得关注。

作为林宋两位先生的同事，我眼见他们自2009年开始，一次次自费出行，“得到各地各行业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分时分片分段走完李杜游踪的全程，“行程横穿河南全境，纵贯湖南、甘肃两省，并两赴陕西，两至四川，两入山东，亦行走湖北、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拍摄图片二万七千帧、短录像近百条”，取景点“大致应在五六千处之多”（《杜甫游踪考察记》）。考察结束，林宋二位又呕心沥血，完成书稿，真正是十年磨剑，甘苦备尝，现在其考察成果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帮助下得以出版，使他们的付出得到回报，使学术界获得两部有价值的大书，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林东海先生是当代全程考察李白游踪第一人，早在1981至1982年间，已完成对李白游踪的初度考察，而新近问世的考察记体现了间隔三十年两度考察的成果，弥足珍贵。

初度考察，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东海先生正值盛年，不惮辛劳，在陕西蒲城，“跑步上山”看泰陵；在山东徂徕山，踏雪“快步”探独秀峰，最后天黑失道，“连滚带爬地下山，山枣树和荆棘常常刺破手臂，手掌在雪地上爬，冻得钻心疼痛”；在江西庐山挂灯台峰顶，突然遭遇雷暴，慌忙下山又在倾盆大雨中迷失道路，“全身湿透”。艰苦的实地考察换来丰硕的成果，在四川三台长平山，他首次发现李白的纵横之师赵蕤隐居过的赵岩洞遗址；在安徽池州，坐实李白笔下的白笴陂在城南八十里的曹村；在山东兖州，他吸纳当地学者的看法，在学界率先提出李白“移家东鲁”是移家兖州而不是移家济宁（如今兖州市变成济宁属区，从大概念上说，移家济宁竟也说得过去了），诸如此类。当年的考察成果见于日文版《诗人李白》和人美社版《太白游踪探胜》，前者在日本引起不小轰动，后者当时在国内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他独辟蹊径的李白研究。《中国李白研究》2018年卷的首篇文章是朱易安先生与弟子续鹏合撰的《试论李白研究成果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运用——重读〈太白游踪探胜〉》，对东海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此距书的面世已然过去二十五年！

近三十年山河改易，年逾古稀的东海先生又作二度考察，从前后对比的记述中，读者自可体会时代的变迁、文物古迹的消磨，以及“在传承中演变，在演变中传承”的历史文化。

林宋两位的李杜游踪考察是联合考察，分头作记，为着减省篇幅，采用“互见法”，故两书实可对读。

《杜甫游踪考察记》以新时期的考察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为辅。在钩沉旧名故地、勘正旧注误说、吸纳考古成果方面有突出表现。杜甫咏到、走到的很多地方，因地名变更已经与杜甫脱钩，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历史遗痕尤其关注，曾刻意去找寻杜甫吃过美味鱼生宴、后来并入灵宝市如今又成为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湖城、阌乡旧县；杜甫观摩过精妙书画，后成为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属镇，镇名又被当地酒名所取代的通泉县故地，在当地拍到带有地理沿革信息的照片。也有些古地名延续至今，脉络清楚，只因被旧时注家所误，终至以讹传讹。如杜甫住过的“陆浑庄”，一直被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的很多治杜专家说成位于河南偃师，认为“偃师故庐”“土娄旧庄”与“陆浑庄”都是一处。但洛阳之南伊水上游的嵩县境内便有陆浑旧县的所在，如今是陆浑水库。书中既有对自清代浦起龙开始的这一错会的辨析，也有对陆浑的实地踏查记录。另外，杜甫在湘江流域停宿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并留下诗篇，宋代黄氏父子《杜诗补注》把空灵岸、花石戍定在长沙以北，解释为是前往长沙的江途中所作，清仇兆鳌亦从此说。明王嗣奭将两诗的写作地点定在湘潭，但没有确切点位。考察记辨析曰：“黄氏父子显然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在言及潭州长沙郡时有双行夹注曰：‘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乔口，镇兵。’但唐时的潭州辖境很大，一直南跨到衡山，长沙只是州府，而‘渌口、花石二戍’是在潭州境内，不是在长沙附近。株洲学者得天独厚，率先坐实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的位置俱在株洲境内，因为这些地点一直就在株洲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关载记及‘怀杜岩’等纪念性遗存。而今日之株洲唐时正在潭州的辖区之内。”

书中还结合近些年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载记，推定出与杜甫行迹密切相关的杜预墓、奉先寺的原初位置，令人耳目一新。行文中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也难能可贵。如《巴蜀篇》在讲到夔门时引录了杜甫专咏《瞿塘两崖》的诗句“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接下来写到：“冬天太阳高度角小，重庆市夏至日太阳高度角为83°30′，冬至时，太阳高度角为36°38′，所以杜甫说担心羲和所驾的日车在冬天里走的路线太低会撞在赤甲、白盐山上，把车撞翻。”以太阳高度角的科学数据来印证杜甫的文学表达，是很出彩的一笔。他如《陇右篇》以“月出没时间周期表”来比照杜诗“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的夜象，从而推出杜甫到达水会渡（今虞关渡）的大致日期；利用S²=16.88h 的视距公式，来探讨杜甫在度陇途中究竟能否望到崆峒山，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为此书生色不少。书中对李杜高适的梁宋之游、李白杜甫冬猎之青丘的位置、杜甫葬地之平江墓与耒阳墓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与考证；对杜甫度陇、入蜀等长途跋涉的路线图，也有清晰的梳理、考订与描述。

令我颇为感动的是，2018年林宋两位完成初稿之后，又五次从北京出发，对李杜游踪作补充考察并修改书稿，然而转年4月，林东海先生便突发重病并在一年后辞世。我在得知病讯的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望，他虽已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到来反应强烈，我知道他最牵挂的就是已经交稿的两部考察记。这两部考察记中都有他的心血和身影，是他生命的结晶。东海先生是我颇为敬佩的前辈，他不仅认真治学，而且在旧体诗的写作和书法上亦有自己的追求，是一位文人型学者；而他的职业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他对学问的执着，又使他成为一位学者型编辑。东海先生曾经做过我的领导，对我多有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了让我们体会著述的艰辛，避免编辑易犯的“眼高手低”的毛病，经请示领导，策划了一套“古诗类选”的选题，当时年轻的编辑宋红、刘国辉和我都分别领到了任务。在完成书稿以后，我旁征博引，写了一篇很长的序，东海先生看后告诉我，序文不是论文，不能这样写，要大加精简才适用。这对初出茅庐的我很有启发，我很快改定了序文，同时把原来的长序继续充实，在同事张国星君的推荐下发表在一个学术刊物上。想起这些往事，难免生出“沉思往事立残阳”和“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感慨了。如今，东海先生的《李白游踪考察记》在宋红君的《杜甫游踪考察记》之后终于问世，虽然已是遗著，但终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东海先生在《后记》中写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李杜游踪的考察，经廿一世纪一十年代的二度考察，至完成本书的撰写与配图，前后经历三十八年之久，从盛年到耄耋之年，始克完成。这是不才历时最长的一部著作，既记录了太白文化流传一千多年的演变轨迹，也记录了近四十年社会发展的世俗风情，自以为是部走出书斋别开生面的著作，但愿对读者能有所裨益。”东海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他对此书的看重，于此可以见出，相信读者在读过此书之后，自会有中肯的评价。

（《李白游踪考察记》，林东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49.5万字；《杜甫游踪考察记》，宋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43.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