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人----思念文彬老友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21年5月24日发布（27634篇）

[按：吕启祥文《性情中人----思念文彬老友》写于2021年5月4-14日间，授权发布时附写于2009年的文章《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并说明“是我当年给他的一份礼物，时我思维尚健，写得从容，概括也较全面，此文获他本人认可，只在辽宁刊物和天津红学微信公众号登载过，今发于此，作为对他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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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丧文彬。从他得病到离世，是如此匆促，我像被雷电所击，很长一段时间，失语、麻木，恍恍惚惚。

文彬比我小好几岁，年长的追思年幼的就不顺，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文彬是个名满红坛的人，那些人所共知的业绩用不着我在这里说。比如他对新时期红学的重大贡献，比如他最早打开窗户引进港台和海外的红学，比如他参与创办了已成品牌的《红楼梦学刊》并编辑了早年的多期，比如他有力地促成了中国红学会的诞生和各地红学会的成立，比如他积极推动了红楼文化的普及，又比如他扶持和提携了一大批年青的学人，还比如他本人出版和编就了一本又一本的红学著作和资料……..当然，更不能忘记他参与并负责了一系列红学的基础工程，红楼梦新校本、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等。

　　这里，我只想说一点，即就我个人长期交往和感受，文彬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言谈话语，高谈阔论、有时急不择言、任情随性、欲罢不能，这当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嫉恶如仇，也就是包含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种急切心情，一种真性情。

我不会喝酒，不是文彬的酒友，我们居处相距甚远，也少有促膝谈心的机缘。文彬的此类谈论只偶尔在某些饭局酒后听到，多数是传闻，而且是经过了一些加工，但是到了我这里，会有一种过滤和还原，体察到他的初衷和本意，他的纵谈，他的牢骚，以至苛责于人，常由于求之切，望之深。

这里，不包括文彬在正式场合的致辞、发言或讲课、报告之类，这些经过了充分准备、考虑成熟、分寸得宜。而人们熟悉的文彬是十分亲和健谈的，即使在正式场合之外，他也是个爱说笑、擅言谈的人，能言善辩，滔滔不绝，语惊四座，一吐为快。他的信息多，闻见广，我尝听他对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学术失范之疾言厉色的抨击，对虚假繁荣、沽名钓誉、投机取巧之深恶痛绝的讨伐。对于社会不公等负面现象的敏感，体现了当代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

在学术圈子里，情形往往要复杂得多，有些是非曲直不是那么容易辨析，学术评价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短时段和中长时段的评估会有不同，对事物的良莠好恶更不能凭一时一事定音。心直口快的文彬往往容易抑塞不平，牢骚满腹。如我前面所言，需体察他的初衷和本意，忽略他的某些过当激愤之词。

对红学前辈，文彬多有接触，如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等。他尊重前辈，但绝不迷信，比如周汝昌先生，他认同胡俞之新红学，周先生是集大成者，参加过诸多纪念周先生的活动。但他说，先生是红学家，而非红楼梦专家。周先生别号解味道人，周的解味与曹之解味两背，周先生掉进自己的坑里去了。他对冯其庸先生的批评更多，不说学术观点，即以冯先生的地位和作风而言，文彬曾坦言我们不过是给他打工的，不要再做过多名不正言不顺之事了。他认为冯的心胸欠宽，梯队没建好，缺乏远见，类此均值得深思。更重要的是他用行动断然否定了个别不利学界团结的言行，维护了红学的尊严和稳定。

对下一辈，文彬支持提携甚多，京津的、河南的、贵州的、广东的，不可胜记，交友广阔。正是通过文彬，我才结识了北京的宋广波、河南的张胜利、贵州的郭征帆等。有一次他给我开了个名单，约十数人，说“都是我的学界朋友，也爱你的书，签名送给他们吧”。我依言照办。许多人我并不认识。对身边熟悉的人他常有批评甚至斥责，但总出于好心。举切近之例，他责赵建忠甚多，出言犀利，但为他写序出书，助天津开两次中青年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活动。可谓责得多，帮得也多。

　对于中国红学会，文彬的支持不可或缺。张庆善作为会长深明此义。我曾在微信中对文彬说：“你于庆善，亦师亦友，近在咫尺，支撑影响力远胜他人。”他回答道：“你说的是，尽力吧！”他他他还向我表示“庆善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甚清楚！今后我亦会尽力支持他的工作！无论从公于私我不会作旁观者！”文彬与庆善相识相知甚早，但有一段时期隔阂甚深，误解甚多，记得大约2009年或者2010年秋某天清早，庆善忽来电，其时他任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已有年日，谓无可再忍。我感到事态严重，马上給文彬打了电话，请他无论如何听我一言，体谅庆善公私交瘁，你虽为长者，屈尊在中秋去他办公室一趟，任何矛盾当面解决胜于辗转传闻。万幸，危机得以化解。我十分感谢文彬能听我奉劝，千钧一发，化险为夷。

多年以来，我也曾尽力协调冯、胡，化解心结。记得有一年冯先生为文彬书写毛泽东诗词：“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彬曾高兴地挂在室内显眼处。听说冯重病期间曾找胡坦诚对谈，惜乎太晚了。2014年冬，冯先生委托庆善和文彬负责90年版《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其后李希凡先生更以书面形式强化了这一委托，足见二老对他的信赖和厚望。

上面提到文彬早期对红楼梦学刊创建之功，然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本世纪的长时段里，文彬的意见、建议以至一些点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实施。他却一直是文化部办公厅聘任的学刊审读人，他常向我抱怨一个时期里学刊的质量下滑和多年不举行学刊编委会的问题，表达对这一品牌刊物的严重关切。他在谈及审读中 “看到李老文章的故意安排，令我愤怒不已。整体版面无序。完全在随心所欲！此情此景令我担忧！”这正是作为一位正直学术工作者的应有品质，作为审读人做到监管有力、不徇私情，文彬所指问题的确切中要害。“恨铁不成钢”这是文彬对红学中许多人和事的基本情结，也是我们能够沟通的根本之点。

都说红学水深，碰触不得。我身在漩涡之中，深感红学界人个性鲜明，各持己见，不易协调，但若真心待人，体谅他者，换位思考，并非不能共存。数十年来，我作为一个安全阀，真心实意，顾全大局，文彬知我，对我多有信任，在人面前说我好话较多，传来一则,谓宁府污浊，惟有石头狮子干净，吕姐乃红界石狮子也。我有自知之明，不过是个凡人，亦深感文彬之情，他之较能听我之劝，或即源于此。

我以性情中人视他，包容他的纵情出格之处，和而不同，体之谅之，维系着一份虽淡泊却真诚持久的情谊。他关心我的身体出自真情。当我被误解和伤害时即仗义执言。他常能对我说些肺腑之言，随性之感，他曾发微信给我说，“我心中焦虑，有时真的烦躁不安。我把你当作唯一的老大姐说说心里话！”我很珍视这份情谊和信赖。我曾说：“没有棱角和义愤，就不是胡文彬，世上没有完人。”他说“我这辈子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谁也挡不住。因为我没有坏心眼儿，日久见人心。你对我呵护，我心知之。”他多次表示“你对我保护爱护我心知之，为不辜负你的心意，我将努力协助庆善的工作，完成这次（大辞典）的修订工作。”“我会积极支持庆善的，你放心。”

文彬走得太仓促，尚有宏愿未了。据他2019年底告诉我，还将推出三本书：一，《历史的真相—高鹗与红楼梦》，二，《一桩历史迷案的终结---<废艺斋集稿>的伪造》，三，《千年的呼唤—红楼梦中的曹寅映像》。他将在有生之年“尽全力而奋斗，留给历史”。这些著作，如果身体健康，相信他能如愿以偿，如今我辈只能徒唤奈何！

遥想曹会中兴，文彬有缔造之功，他曾商之于我，建议力请高校张、段两位先生出山，曹会用力不小，得以形成“四老”局面。世事往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文彬是“四老”中最少的一位却先走了，真是造化弄人，使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直到2020年6月，他还在微信中说过：“大辞典修订、校注本修订两件一直是心头大事，近年放弃自己写作和许多外地邀请，集中读卡片，然而令人失望，无人可谈，………”。无论他怎样的憋气，却总是牵挂着这两件事。我始终相信红学的基础工作，是他心头深深的挂念，永久的眷恋。

著述业绩，是有形的，泽惠后人；性情中人，是无形的，启示我们去倾听那热忱激越的心声。

                  写于2021年5月4-14日

下面是我写于2009年的文章《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是我当年给他的一份礼物，时我思维尚健，写得从容，概括也较全面，此文获他本人认可，只在辽宁刊物和天津红学微信公众号登载过，今发于此，作为对他的一个纪念。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翻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红楼梦与台湾》，这是作者胡文彬赠我的一系列红学著述中最近的一本。他编著出版的红学书籍迄今总共约在四、五十本之数,我因受赠而大多齐全。我尝对他和周围友人说,这些书,该归拢起来，建一个“胡文彬文库”。这并非玩笑，是认真的。当下,我无意为这一新著置评，更无力为这“文库”述总,只想就长期以来得读文彬的诸多著作,谈谈个人的感受和印象，试图从中概括胡文彬治“红学”的若干特点，虽不见得全面和深入,却是真实诚心的。

        我以为，胡文彬的红学著述，概而言之有以下数端值得看取:一谓历史的视野，二谓资料的整合,三谓人文的关怀,四谓文采的追求，五谓编次的精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对红学的痴迷或曰对红学的执着。

       手边这本书，因其新鲜而方便，不免较多地拿来作例，文彬当能宽容我的疏懒，未能一一翻找“文库”。全面准确的评述，自有年轻的学人来作。在这里我只能举其一隅，当然亦有窥一豹见全般之意。

        首先说历史的视野。文彬是学历史出身的,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他的一部最为厚重带有集成性的著作《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的题记中明言，“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出《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个性。”所谓“土壤”、“血脉”其实就是历史的环境、历史的线索，著者是在努力寻找一个历史的坐标为《红楼梦》定位。任何事物包括天才的作家和不朽的名著归根结蒂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眼光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限,以更为开阔的胸襟获取新知和洞见。也正是缘于这种相对开阔的眼光，港台海外以至异域他国的《红楼梦》的流传和研究较早进入了胡文彬的视野，自八十年代初期起,便为之介绍引进,编选出版,以后又有《红楼梦》在国外的专著行世。在这方面鲜有第二人作出这样的实绩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其实手边的这部《红楼梦与台湾》也适足以提供这方面的例证。本书也给人以一种历史感,虽则由单篇连缀而成,仍依循历史的轨迹，由150年前的“石头渡海”直至当今的宝岛红坛，其间凡《红楼梦》被在台人士或台籍人士阅读、评批、吟咏、研究,均历历在目。虽则不是台湾红学史,亦可看作夹叙夹议亦文亦史的长编。

    还应当注意到在胡文彬自己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其写作的时间和缘由往往都在历史的“节点”上，比如新旧之交、世纪之交、雪芹生卒年的整数、某重要版本发现或行世的纪念日,以及某些重要学术会议、学术活动的开闭幕、起结点，等等。我常常惊异于他怎么会记得这些日子，赞赏他善于把握时机，回顾过往，前瞻未来，阐发出题中应有之义。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机敏或细心，不如说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

　其次是资料的整合。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占有资料。无砖无瓦,何以建屋？这是常识。每一个受过基本学术训练尤其是史学训练的人都会谨记在心。难得的是做得到位、做得持久、做成习惯。从文彬送我的第一本书《红边脞语》起,就鲜明地体现出他治学重资料、善积累的特点。在涉红资料的发掘、追踪、收集、整理方面，他不愧是个有心人,时时留心、处处在意，目光四射、巨细无遗。从《红楼梦》小说本文的一词一字、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述闻、脂评的典故出处、续作的相关资料,以至于一切涉红的故实逸事，都在他的蒐集范围之内。每隔一定时段，都可以看到在他的相关著述中归纳整理、分门别类，惠及同好。正因为有这样的储备和根基，便可以在红学的各个领域里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有的资料,孤立来看,似乎细碎,一经串联整合，其义显豁，往往能解破某些疑难问题。在端木蕻良和邓云乡二位前辈为《红边脞语》所作的序言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文彬收集追踪资料之勤奋是十分突出的，用前贤“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两句话来形容颇为切合。资料是要去“找”的，不仅要动手抄,首先得动脚跑，跑北京本地的各大图书馆不必说,还常听得他去江南某城市或东北某地方寻书访故，出门在外,为某一资料绕道、延期，甘费周折。不论是无功而返还是喜出望外，前提都得“跑”，得付出。更有的文献资料近在咫尺却尘封冷堆,无人问津；文彬却能拨开雾障，不辞辛苦，“淘”出宝来。2004年发现曹寅《北红拂记》抄本便是一个切近的佳例。此抄本原在戏曲专家傅惜华捐赠文化部藏书中,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接收，既未整理，更无编目,且与其他几种戏曲同在一册内,几近淹没，而文彬慧眼识珠，竟能发现,无怪引起了学界一片惊喜！

    “发现”固然不易，“考辨”同样重要。如上举《北红拂记》为邵锐手抄只署“鹊玉亭”、“柳山”，要确认其为曹寅作品还须多方佐证。因而发现者下了一番工夫,将此本作者、作于何时、有何价值一一厘定,才郑重向学界介绍。类此的考据辨析，同样需要耐性与功力,目的在于证明所占有的材料的真实可靠,这样的材料才有价值,才能加以整合和利用。而在“考辨”中, “辨伪”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伪”是“真”的反面,考定为真,固然可喜；识其为“伪”，可免误导，同样重要。比如清代《红楼梦》评点家太平闲人张新之,前人曾考定太平闲人为仝卜年,又有人提出另一个同名的张新之,文彬经多年辛苦追索,辨明仝卜年不是张新之，另一位苏州籍的张新之没有评点过《红楼梦》。这些“考辨”文字就收在新著《红楼梦与台湾》中，澄清了一椿红学史上的公案。

    这里，特别要提到脂本《红楼梦》的校注，文彬参加了最早七、八十年代的人文本初版工作,在最近的三版修订中，从正文到注释，文彬总揽其成,出力最多,因而收获也最大。为他今后的研究,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要之,文彬治“红”所体现的朴学传统、实证工夫是很明显的。他的著述中，目录、版本、选编、搜辑占很大比重，这是红学的基础工作。在我看来,一本翔实的资料书,其价值远胜于那些并无真知灼见的洋洋大著。学术需要积累,积累既靠勤奋，亦赖识力,文彬可谓两者兼备，成绩斐然。

第三,社会的关怀,此指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上文说到朴学传统，是指它的积极方面，今天毕竟不是乾嘉时代,一个人文学者不能只钻故实，疏离社会。我所认识的胡文彬恰恰是一个十分关心世道人心,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平日里他的交游范围广,对社会各阶层都有所接触和了解,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愤世嫉俗之言时有所闻。可以说，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不能不反映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读，一是对“红学”学风的关切。

    从文彬最早的红学论文《猛烈冲击封建制度思想家----曹学芹》（与周雷合写）就体现了鲜明的社会关怀,尽管此文有当年谁都不能避免的时代印记，其影响却不容忽视。此后逐渐摆脱了简单生硬的批评模式，真正进入到作品的文学世界,文彬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作了无数次讲演和系列讲座，写了多部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篇幅，几乎都是用来分析讲评《红楼梦》人物的,不限于主要人物、十二钗、女性人物，而是几乎囊括了书中所有的人物。从中我们固然看到了作者对于人的尊严、人的品性、人的特点以及作家如何写人的方方面面细致入微的讲析，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关注社会的现实情怀。比如,作者感触良深地由元春劝告警示“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一再强调贾府教育失败的沉痛教训。比方对男性人物颇为精到的概括,贾政之“庸”、贾敬之“空”、贾赦之“色”、贾珍之“奢”、贾琏之“浪”、贾瑞之“妄”，等等，为他书少见。即使是极次要的人物，顺笔点到,亦颇有意味,如谓邢夫人之愚蠢并不罕见，“特别是那些觉着自己有地位的人，时常把自己的愚蠢当作聪明。”总之,文彬谈红,有一种人间情怀、现实参照。这是特点，也是优长。

    在新著《红楼梦与台湾》中,这种社会关怀尤为鲜明，跃动着一颗挚爱宝岛、企盼统一的爱国之心。所谓“劫火难烧才子笔,两岸同根一家亲”，全书各个章节中，不论是说古道今、评书述人、还是开会纪游，处处洋溢着亲情、乡情、思念之情、认同之情。单看“红楼渡海百年情”、“纵有关山不隔梦”、“海珠凝泪到今圆”这些标题，就可以体察到作者情系宝岛、心怀祖国、沟通搭桥的一片挚诚了。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坦露无遗。

    另一层面则要提到文彬对于红学领域内树立健康良好学风的呼吁和对于不正之风的抨击。这方面的倡导和批评,见诸他的许多文章、序跋、讲话稿以及受访记等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学术商品化、娱乐化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文彬对于出版、传媒业的现状颇为熟悉，尤其关注红学书刊的出版和传播，偶尔向我言及，多所感慨和忧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近年来“秦学”大行其道,借强势媒体覆盖海内外的情势下，率先站出来明确表态予以严正批评的学界人士，就有胡文彬。记得在大观园的一次公开讲座中,他以《红楼梦的诱惑和红学的困惑》为题，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红楼梦》不是密电码，无从破译，不需猜谜。那些嗅觉灵敏的记者很快报道出去，一时间人多气盛的秦学护戴者大有兴师问罪之势。文彬本人明显感到压力，我闻知后竟有一种文革“大民主”群众运动卷土重来之感,这真是中国学术的悲哀。作为一个红学研究者，唯有凭借自身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发言行事，文彬是深知这一点并且不避锋芒身体力行的。

    第四，文采的追求。如果以为文彬是学历史的因而下笔质朴少文,那就错了。虽说文史不分家,但也要看你主观上是否爱好并且营造一种文学的品格和氛围。《红楼梦》是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她的文字应当力忌干巴巴,尽量文学化,这是大家的期望，也是文彬的追求。在这里只想谈一点,即文彬著述中极为显豁和突出的一点,这就是他每一部书的全部章节标题几乎都是“诗化”或曰“诗句化”的。换句话说,就是他都是用一个七言句来为每篇文章命题。有时连书名都用七言句式，配套成龙,《酒香茶浓说红楼》 那同时出的四本就是例子。老实说，早先我对此并不以为佳甚或有些担心，总觉得文章之美是内在的，刻意求工是否会弄巧成拙。现在看来是过虑了。你看一本又一本的书翻开目录页几乎都是排列整齐的七言句，从早年的《红边脞语》到最近的《红楼梦与台湾》都是如此。我首先为这种三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执着追求所感动，古人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彬颇有“题不动人不罢休”之概。说到这些题目本身，总体上都与每篇文章的内容合辙呼应，虽有优常之分,却无游离之虞。比方有一类谈各色人物的,自可依傍原著，或借判词、或用诗句、或撷出书中语句，这样做的大有人在，然而文彬仍自有匠心和创意，如贾政一篇题为“平庸无能到公卿”就很不错。而那些考据性、记叙性、评论性的文章也要以七言标目就不那么容易了，难得的是文彬坚持不懈，有的还很恰当和巧妙。仍以新著《红楼梦与台湾》为例，当头一篇《海天重话石头禅》概说《红楼梦》在台湾的流传及研究,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题标举追索张新之生平的过程，以《五云捧出游仙笔》原句标出丘逢甲的题红诗，类此,都醒目而恰切。在书评一类中,对苏雪林、张爱玲两位作家分别以《只缘身在此山中》、《领新标异惊世殊》作题,很有意味。尤其是前者，含蓄而褒贬寓焉，苏先生这位前辈作家是否识得《红楼梦》的庐山“真面目”，读者自明。想出这样的题目，不仅要把握对象的特点，还要拿捏分寸，并不容易。

    追求文采,当然不限于标题，也体现在行文之中。文彬擅写短文，一事一篇, 一思一篇,有更多的想法和材料,他宁可写成两篇、多篇。这样的好处是单纯、集中、令人印象深刻，亦便于谋篇布局。最大的好处是易为读者接受和理解。标题的追求文采也使读者乐于翻阅、赏心悦目。我想,文彬的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长销不衰,与其行文的特色、文采的追求是大有关系的。

    第五, 编次的精心。编辑之道,笔者是外行,但知道文彬曾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深谙此中奥妙。他之所以能将平时日积月累、广搜博采的资料和日思夜想、深思熟虑的心得,变成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除去勤奋之外,应当说得力于他精心的编辑。换成别人,面对一大堆文稿和资料，也许会无从措手,而文彬则胸有成竹。他有很强的整合能力，或按时序、或以类从、或着眼于外部相似、或者发现其内在联系,总之依循规一定的规则加以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他自编的书,往往如此;最近这本《红楼梦与台湾》可谓佳例。此书将《红楼梦》在台湾的流传及自清代至当今的研究、对台版红著的一系列书评、两岸开放以来的学术会议、展览、游踪、交往，事不论巨细，人不分远近均包罗其中,最后附台湾《红楼梦》研究书目。编次有序，眉目清楚，使用方便。可谓知识性、学术性、工具性兼备。以一斑可以窥见全豹，其余著作编次或有胜于此者，不再列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红学的痴迷。只要放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就可以看出胡文彬于红学结缘之长久和广远了。没有一份执着,是不可能达到此种境地的。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文彬开始踏入红学这块园地。在七八十年代，他有幸与老一辈红学家如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端木蕻良、周汝昌等相识、请益；当然更与冯其庸、李希凡等长者有共事求教的机缘。有关七十年代中期红楼梦校注组的组建、79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办、8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这些在当代中国红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胡文彬与周雷、刘梦溪等都是亲历者、策划者、奔走出力者，帮助冯李两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学刊”自创刊及前数期由他编发,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他直接参与筹备和组织召开。可以说,他个人的学术生涯和当代红学的历程是同步互彰的。

    对前辈长者，胡文彬是受教传承者；对许多青年学人和广大红学爱好者，他又是提携指导者。他曾经热心地给许多青年学人提供资料、开启思路、设置课题、撰写序言。以至联系出版。只要翻一翻他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为之作序的一长串名单。他还经常为北京和其他地方高校的青年学生开讲座，与之对话、答疑，既是对青年的辅导,也为自身带来活力。

        这里，还要特别郑重提到胡文彬对围绕《红楼梦》这一名著的文化活动所付出的心力及其影响。首先，他是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监制人,此剧口碑尽人皆知,文彬对该剧自动议到拍摄播出的全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了然于胸。其次，他对北京大观园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保持文化品位贡献良多。再次,他对红楼饮食下过工夫,曾在电视台做过多次专题节目,对“来今雨轩”的红楼宴悉心指导,成为品牌。此外，梦酒、茶、泥塑、绢人各类工艺品, 《红楼梦》题材的书、画、雕刻……总之,与《红楼梦》相关的文化活动,艺术创作,只要是有助于原著的普及和有益于群众欣赏的,文彬都有一份关注和帮助。笔者闻见有限,不免挂一漏万,意在说明文彬的红学世界之广阔,不限于书斋,不囿于著述。

        从以上纵向和横向的简约勾勒,不难看出文彬不愧为红学的活动家和组织家。当然，更重要的在于由此映照出他心中的红学图景宏富丰瞻、蔚为大观，这是一个值得为之痴迷、为之魂牵梦绕终身相许的文学世界。他那一系列红学著述的产生,实在不是偶然的。

        今岁文彬年届古稀，学问日趋成熟，心态日益平和。论年龄,笔者长于文彬；论学问，他当为我学长。这是实话，毋庸置疑。他本人几乎抵得一部红学小百科。在此,笔者权充一次“冷子兴”，“试说”而已，失当和不及,在所不计了。

        行文至此，收结之际，唯祝愿文彬身强笔健、心宽神旺。

                                                                                                        吕启祥  二00九年岁次己丑   时值大暑中伏

       【载《辽东学院学报》第11卷第5期，2009年10月；收入《红楼梦校读文存》，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