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美国奴隶的故事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评介

推荐吴宇伦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5月23日发布（第24859篇）

按：这里推荐发布的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美国史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所撰写的一篇书评。

2014年，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的新作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问世，[①]2019年，该书被翻译为中文，引进中国，书名译为《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②]一如其副标题，《原罪》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角度，讲述了美国奴隶制的故事。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一主题即熟悉又陌生。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了奴隶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性，称奴隶种植园制度是“资本家……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句评述只是国内学术史上的一个注脚，相关研究付之阙如。奴隶制究竟是如何与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这样重述奴隶制的意义何在？《原罪》给出了答案。

在巴普蒂斯特笔下，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惊人的结合。美国依奴隶制生产的棉花获得了强大的现代化助力，奴隶制的扩张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③]在美国建国之初，白人奴隶主就花大价钱把奴隶买到遥远的西部，于此同时，政府官员和北方投资者参与了西南地区土地的售卖。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展开和1793年美国本土新型轧棉机的诞生，棉花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到1819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奴隶劳工营的迅速扩张，使美国控制了世界的棉花出口市场。”[④]为了保障劳力的充裕，奴隶主借助金融的力量，通过手写期票的方式，用未出售的棉花价值作出未来偿付的承诺，购买更多的奴隶。反过来，企业家也可以通过这种信贷形式购买停泊在港口的棉花。这种只需用手签字撬动的巨大杠杆的能力，被巴普蒂斯特称作“右手的权力”。[⑤]这种权力起初来源于美国政客建立的第二银行体系，后者向土地投机者借出了大量的金钱，这些资本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棉花热潮。而所谓“左手的权力”则代表着白人对黑人的劳动榨取。奴隶主通过摘棉称重，实行连续的劳动监督，调整时间和酷刑来支配黑人，迫使他们使用不惯用的“左手”加快摘棉的效率。这种剥削在19世纪的棉花地以一种细微而复杂的新形式出现，简而言之，就是通过酷刑提高每日的摘棉配额，“对于那些最熟练的采摘巧手，他们逼迫得更严苛。”[⑥]

在“右手”权力的基础上，白人设法对奴隶制进行了复杂的创新，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变化和获得最高的利润。奴隶可以被主人抵押，甚至催生出一些民间放贷体系，参与这场金融狂欢的角色还包括美国南部州的纳税人、东南部的银行以及欧洲的证券市场。如此一来，奴隶主得以坐享其成，以最快速度获取劳力。[⑦]在困难的年代，奴隶作为资产，又可以抵偿债务，有的奴隶主还会选择携奴“逃跑”。由此奴隶制熬过了1837-1845年间的金融危机，继而在50年代卷土重来，这其中，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德克萨斯债券起到了巨大作用，信贷重新推动了奴隶制在西南部的发展。[⑧]而当国家正为奴隶制吵的不可开交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主在1859年抵押的奴隶却已占该州的75%——奴隶主拼命地抵押自己的财产，全球市场也愿意提供借贷，光是借钱给别人买奴隶就能产生8%的收益，“奴隶制再一次让投资者在50年代大捞了一笔。”[⑨]与此同时，“左手权力”也证明了其成效：1811-1860年，美国西南地区奴隶的日均采棉量提升了接近4倍。[⑩]凡此种种，揭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是伴随国家力量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奴隶制不断作出的可怕变动，所展现出来的活力。

巴普蒂斯特本人并不觉得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积极互动是难以起齿的，相反，正是美国人对这方面的模糊认识令他感到不满，从而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资本主义，进而揭露奴隶制的罪恶，为历史上的黑人辩护。在美国学术史上，这场漫长的论证已经发生了半个多世纪。其中，1956年的《特殊的制度：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和1974年的《苦难的时代》可谓里程碑，前者的作者肯尼斯·斯坦普在书中挑战了20世纪初菲利普斯学派对奴隶种植园和谐主奴关系的塑造，使黑人遭受的不公和和作出的反抗得到正视。[11]而后者的作者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更是破天荒地指出，南方种植园的生产力高于北方的工业经济，奴隶制的效率被严重低估。诚如他们所言：尽管在这段苦难时期遭受了奴隶制的迫害，黑人对美国的经济发展绝非毫无贡献。[12]这些作者的努力在学术界获得了巨大反响，但是对巴普蒂斯特而言，对黑人的褒扬于事无补，普通民众的改观仍远远不够。

巴普蒂斯特指出，普通人观点的改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刻。大多数人仅仅意识到奴役对ZI/YOU的剥夺，却仍不明白这背后的强大动力及其目的。依然有人相信，奴隶制只是无足轻重的经济模式，“温和”的奴隶主维持这一制度并非出于利益，而是为了让奴隶接受教化。[13]这些当代始终存在的观点指向了对奴役的“美化”，也是对美国历史的美化，最终淡化了奴隶制的罪恶。巴普蒂斯特认为，以上问题源自对“现代美国和奴隶制不想干”的默认。然而，正如前文所显示的，巴普蒂斯特的研究所揭示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的结合，意味着十分深重的苦难，而美国社会是这起原罪的共谋。“被掩盖的原罪”，该书中文书名的翻译恰如其分。

认识到奴隶制的可怕活力，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内战的起源。事实上，北方白人在19世纪50年代同样以为奴隶制既落后，又低效。尽管如此，这个十年却目睹了奴隶主“最后的疯狂”，他们极力汲取工业时代的科技成果，包括运用电报收集数据、运用列车运送奴隶，减少了奴隶的交易成本。此外，伴随物价上涨，信贷恢复，奴隶主极大地扩展了业务。1859年，美国棉花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万包，奴隶的单价也被炒到了最高。奴隶制亡息之际，恰恰处在其顶峰。[14]在此背景下，奴隶主联同南方白人致力于奴隶主在西部的扩展，并且开始利用-党的政治资本、联邦政府的制度权力，采取威胁分裂国家和解释宪法的手段。这迫使北方的新一代废奴主义者也开始诉诸国家层面的政治斗争，最终，十多年的争吵妥协演变成了一场内战。[15]倘若认为奴隶制效率低下，那么如今的美国人将很难意识到，即便血腥，内战也是必要的，否则奴隶主的“疯狂“仍将继续。

除了使用大量金融和经济史料外，本书所依据的还有数千人的讲述，包括19世纪100多名逃奴出版的自传，以及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对当时前奴隶超过2000次的采访。[16]采用“当事人”的史料固然是史学家的共识，然而，如此大面积地采用奴隶叙事，却是百年来美国南部史研究的一个“结果”。逃奴叙事鲜见于乌尔里克·菲利普斯1918年出版的《美国黑人奴隶制》，菲利普斯通过奴隶主的记录，认定奴隶黑人是幼稚（childlike）、低等的种族。[17]联邦前奴隶叙事在斯坦普的作品中也被克制地使用，因为这些采访资料的可靠性遭到历史学家的质疑，[18]至于计量史学的研究，百万的黑人人口则被转化成一份份数据和图表，难以找见奴隶的真实生活。无论如何，大众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黑人故事的全貌。巴普蒂斯特指出，奴隶制另一半的故事恰恰掌握在经历过奴隶制扩张的这些幸存者身上，这些人的故事印证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曾经的关系。[19]在本书的开头，巴普蒂斯特就以逃奴查尔斯·鲍尔在南部被买卖和转移的回忆为切入点，开始讲述早期奴隶贸易如何开辟了美国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此后，不断有奴隶的故事被巴普蒂斯特插叙进来，生动揭示了黑人在资本主义和奴隶制的共同作用下挣扎求生存的过去。

巴普蒂斯特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欧美史学界兴起的“新资本主义史学”潮流的一部分。这一研究路径“将‘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更加宏阔的概念，力图以此将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维度统合起来，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视野和语境中重新诠释资本主义历史，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史学分支领域”[20]。采用这一方法研究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美国代表性学者还有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和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21]把美国南部棉花王国的发展延伸到欧洲对大西洋的殖民时代和欧洲工业化时代背景下考察，他不仅关注奴隶主和工厂主、奴隶和工人，还关注编织全球棉花网络的商人群体。在其笔下，“随着棉花与奴隶制步调一致地扩张，英美共同成为棉花帝国崛起的两毂车轮。”^[22];而约翰逊在《黑暗梦想之河：棉花王国的奴隶制与帝国》[23]的研究显示，19世纪初奴隶制在密西西比河谷的发展，促使资本向这一地区集中，蒸汽船开始成百上千地浮现，大大促进了新奥尔良港奴隶和棉花的流转，直接促成了棉花王国的兴起与繁荣。^[24]

所以，巴普蒂斯特的《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一书是美国学者探索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值得大家关注。

[①] Edward 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②]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陈志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③]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1-12页。

[④]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8，23，98页。

[⑤]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06-109页。

[⑥]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34、150、165页。

[⑦]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206、266、294-297、370页。

[⑧]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342-343、347、365页。

[⑨]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414、422页。

[⑩]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50页。

[11] Kenneth M. 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p. 14.

[12]

[13]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7-8页。.

[14]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429页。

[15]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413页。

[16]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6页。

[17]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Slavery Debates, 1952-1990: A Retrospec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5.

[18] Thomas F. Soapes,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Slave Interviews: Useful Data or Misleading Source,"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5(1977), pp. 33-35.

[19] 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第16页。

[20] 于留振：《当今欧美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 年第3 期，第137页。

[21]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4.

[22]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pp.103, 206-207.

[23] 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pp.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