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大辞典》（E）【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 015E）】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0月29日发布（第22866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即日起，将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红楼梦大辞典》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编委包括邓庆佑、吕启祥、胡文彬、顾平旦和陶建基。1990年1月第一版，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封面题签启功，封面设计王增寅，特邀编辑马欣来、责任编辑沈悦苓。新华书店发行，北京冠中印刷场印制，开本850X1168毫米， 1/32 51.125印张，161万字，印8000册，定价32元，1503页，目录页112

本辞典的内容分为正文上下两编和附录五种。

上编包括廿一类：词语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红楼梦人物、文史人物、地理。

下编包括八类：作者家世交游、红楼梦版本、红楼梦译本、红楼梦续书、脂砚斋评、红学词语、红学书目、红学人物。

附录五种为：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红学机构、刊物及会议便览，《红楼梦》人物表，曹氏世系简表，大观园图。

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家辞书奖。参与此书编撰的作者中杨乃济、陈增弼、顾平旦、陶文台、陶建基、聂鸿音、张曼诚、巫君玉、马书田、徐匋、王景林、卜键、沈茹松、胡绍棠、胡文彬、冯其庸、林冠夫、王湜华、曾保泉、邓庆佑、张庆善、周岭、吕启祥等23人。

照片36张《红楼梦大辞典》（E），拍自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目录页83-1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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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大辞典》编纂旨趣述要

     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研究所组织编纂的《红楼梦大辞典》,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有关《红楼梦》的辞书中,这一本是迟出的；在一浪高于一浪的“辞典热”中,这本辞典也似乎有点赶不上趟儿。虽则如此,编写者们依旧不改初衷,没有见异思迁,没有半途而废,终于把这项工作坚持到底。这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心愿,渴望编写一本比较大型的、详备的、在文化涵量和学术信息方面能与《红楼梦》这部作品和“红学”这门学科相称的辞书。应当说,过去出版的各种注释和辞典都各有特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我们这部辞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上述的愿望,还有待检验。因为愿望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不过,作为一种意愿和设想,又总是指导和影响着实践的。在辞典出版之际,对编纂旨意略作申述,于读者和编者,恐怕都不能算是一件多余的事。

                                           一

当初为这部辞典命名的时候,冠以“大”字,曾想到是否会招来好“大”喜功或妄自尊“大”之讥。因为单从字数看,《红楼梦大辞典》全书160万字、正文约1300页,虽不算少,但比起那些数百万言的大型综合辞书,或百万字左右的专书辞典,并不算大。也就是说，称之为“大辞典”,主要不着眼于数量,犹如“中国大文学史”并非就一定是多卷本的鸿篇巨制。我们更多地是从规模、格局、收词范围和编写体例来考虑的,力求内外并收、上下汇通、普及与提高兼顾。所谓内外并收是指《红楼梦》正文本身以及红学研究各个方面的辞条均予收列；上下汇通是自《红楼梦》问世以至当代的种种红学现象、研究成果都有所反映；普及与提高兼顾是希望对《红楼梦》的一般爱好者和专门研究者都有一定的适用性。

基于以上考虑,辞典分上下两编、附录五种。上编包括廿一类(词语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红楼梦人物、文史人物、地理。下编包括八类(作者家世交游、红楼梦版本、红楼梦译本、红楼梦续书、脂砚斋评、红学词语、红学书目、红学人物。附录五种为：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红学机构、刊物及会议便览,《红楼梦》人物表（一)（二）,曹氏世系简表,大观园图。这样,就正文本身而言,小说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如衣食住行、人际关系、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可包容进去,从收词的范围和规模上同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相适应。下编着重在提供学术信息,所列八类以及附录基本上涵盖了红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学术信息和其它领域的信息一样,是了解本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最新发展以开展研究话动的前提。希望这部辞典能够勾勒出一个红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轮廓。

    这里想先就下编内容略加陈述,因为这是本书区别于已出各种红楼梦辞典的重要特点之一。下编各类辞条是依据红学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的。其中有关作者曹雪芹家世交游的181个辞条中，“曹俊”、“曹锡远”以下人名76个,包括曹雪芹及其上世、近亲和有交往关系的友人；“军功起家”、“内务府人”以下条目包括家世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职官称谓、文物遗迹等；此外列条的还有档案、诗文等文献材料,无论是历来熟知的还是近年发现的也都收录在此。在作者类中,依学术界一般看法,将程伟元、高鹗亦一并收入。关于程、高,历来研究不够,编写者据闻见所及，研究所得,将已有成果列成辞条加以收录,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方便。又如“红学书目”类，收录了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研究著作321种,标出书名、作者、版本及作出简单的内容提要,依出书年月顺序排列,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红学演进的轨迹。本类并附移植改编作品86种,可约略窥见《红楼梦》对其它艺术门类的影响。再如“红学人物”收录274人，其中建国以前126人,当代148人,包括港台海外39人。对于老一辈红学家介绍稍详,中青年研究者只列简况。囿于体例,只收入研究者,著名书画家及艺术家未能收人,是个遗憾。虽则如此,也可提供一个红学研究队伍的概貌,作为查阅和沟通的凭借。“脂砚斋评”独立成类,不仅对评者和评点内容作出解析,佚稿线索亦列条备查。“版本”类亦将抄本、刻本、评本、译本依次列入。总之,为了省却读者搜寻之苦和检阅之劳,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提供较多的红学信息,这是本书编纂的要旨之一。

上编内容亦经过几番扩充、调整、增补,有关问题将在以下各节分述。但本书不列有关故事情节的条目,人物形象亦基本上以“引得提要”为度,力避论断分析,以区别于鉴赏型的辞典。

对于释文的要求,自以平实切要为上。但由于辞目品类复杂,在体例上难以强求一律,只能从实际出发,以方便读者为原则。某些释文中较多地征引材料,意在提供文化背景、增加阅读兴趣。从全书看,释文的作法可大别为两个类型,一种属于“提要引得型”，一种属于“诠释参证型”。上编辞条多属后一种类型,大量关于名物、义理、艺文等各色辞条都需要相关的各该门类的知识来给以诠释、说明和佐证；下编辞条多属前一种类型,需要依据红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加以选取、概括和提要。当然,这也并非是绝对的,上编中的红楼梦人物需作引得提要,下编中的脂评术语需作诠释说明。何况,往往在一个辞条的释文中两种类型兼而有之。总之,释文的规范应当在实践中形成,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二

    任何辞典都应当给读者以准确切实的知识,《红楼梦大辞典》自不例外。这方面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前进。要真正达到“准确切实”的基本要求,诚非易事。当我们翻检过去所作的注释甚至在辞典修改的过程中,常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因而,对曾经作过的条目,不能草率从事而应从新作起,力避望文生义、人云亦云,使某些谬误或不切之处得到了订正。比如服饰之中的“披风”一词看似易懂,其实常被误解。凤姐穿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宝玉穿的“青肷披风”,人们往往把在注意力放在披凤的质料花纹上而忽略了披风的形制本身。现行注释曰“披风即斗篷”,有的辞典亦云“披风即斗篷，秦汉时称褙子”。指出“褙子”这一名称是进了一步,但褙子何谓？似乎仍即为斗篷,对“褙子”形制的解释仍付阙如。实际上褙子是披风的古称,但并非斗篷。据明·王圻《三才图会》：“褙子,即今之披风。《实录》曰：‘秦二世诏,朝服上加褙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宋又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宋代用作妇女常服,两腋下开长衩,多为直领。明代用作妇女礼服,演变为大袖宽身式样。又称四Kui袄子。《明史·舆服志》：“四Kui袄子即褙子。” 褙子去半袖则成半臂,去全袖则成背心。与后世所谓无袖披肩外衣之披风迥非一物。清代妇女礼服外套多用披风,作用与男褂相似。其制,对襟大袖,长可及膝,上有短领。辞典编写者对“披风”即褙子的源流变迁、形制用途作了这样的解释并附一图,读者就不致误解了。又如林黛玉在雪天外罩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白狐狸里”是否就指“白狐狸皮作里子”呢？一般人恐怕都会这么理解,有的辞典也正是这样解释的。可是倘若懂得一些皮裘知识的话就会知道这并非确解。狐狸身上各个部位的皮毛由于其皮质、毛色的不同,保暖功效和贵重程度亦不一。其腋窝部位的皮毛称“狐白”,亦即“白狐狸”；狐身两侧皮毛称“狐肷”,青狐肷又称“倭刀”；沙狐腹下之皮称“天马皮”,颔下者名“乌云豹”。足见皮毛名色极多。黛玉这件氅衣的里子正是“狐白”做的,皮质轻软,毛色纯白。史载“孟尝君有一狐白裘,值千金。”足见黛玉此氅贵重。

    易于望文生义的原因常常是因为缺少各方面的专门知识。上文所举即属此例。再如,有的注释和辞典把“赤金点翠的麒麟”注成“赤色的点缀了翠色或翠玉的麟麒”,把元春仪仗中的“销金提炉”释为“嵌有金色图案的有拎把的香炉”等,恐怕均非确解。“点翠”是一种中国传统工艺的专门名词,特指在金或银的首饰或器物上粘贴翠鸟的羽毛,色泽鲜艳,永不消褪。这是一种羽毛工艺,不是随便点缀什么翠色或翠玉就可称之为“点翠”。“销金提炉”应是朱漆描金柄、柄端錾铜镀金龙头,口中衔炉链、悬于链端的焚香炉。提炉人手持朱漆柄,成对使用。这才同皇妃仪仗的排场相合,而不大可能是一种“手拎”的香炉。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意思正巧相反的情况,如“宣石”一条过去在新校本注释中曾误释为一种“质地疏松多孔隙易吸水的石头”,嗣后出版的几种词典也都大体沿袭了这一说法。而其实“宣石”是一种“石质坚硬、石色洁白”的石头,以产地安徽宣城而得名。明·计成《园冶》卷三:“宣石,产于宁国县所属,其色洁白,多于赤土积渍,须用刷洗,才见其质。或梅雨天瓦沟下水,冲尽土色。惟斯石应旧,愈旧愈白,俨如雪山。一种名马牙宣,可置几案。”宁国今属芜湖,明属宣城。计成是明代造园叠石专家,谙熟石性。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也有宣石叠山的记载。宣石既用于叠山,质地就不是疏松的。清代盆景档案中常出现这一名称,在兰草、梅花盆里都可点缀,也是制造嵌珠宝盆景所用原料之一。可见宣石不是质地疏松吸水的,结合小说所写点缀在水仙盆中,也应以质坚色纯为宜。编写者经过认真审辨查考,将该词条作了新的解释并引用了所据材料,订正了这一讹误。

    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粗疏大意、习焉不察而出的差错,在辞典编写中也注意纠正。比如七十六回中曾提到《画记》一书,历来并无此书,只韩愈有文名《画记》,记人物及马。一般解释都把《画记》说成是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简称,其实是不对的。因为:(1)如系简称,应为《名画记》;(2)《历代名画记》中“张僧繇”条并未提及凹凸花,与正文文情不合;(3)所谓“一乘寺凹凸花”,仅见于《建康实录》,此书乃记六朝金陵事迹,并非记画之作。从以上三点可知,林黛玉所说“《画记》上云张僧繇一乘寺的故事”实属误记。当然,小说之作,不必果有是书;然在做注释和词典的时候,则应当细察文意、分清虚实,只须解释“《画记》是泛指记画之作”便可以了,而不应将黛玉所说的《画记》同《历代名画记》混为一谈。

    对《红楼梦》原著仔细、反复的研读和各方面知识的探寻、积累,是使释文做到“准确切实”的前提。这部辞典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长进;但决非尽善,只不过说明在编纂中力求贯彻这一基本要求而避免或减少了某些讹误而已。

                              三

    在编写过程中,除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注意订正舛误外,主要的气力放在了新增出的条目上。就上编而言,读者可从分类辞目同《红楼梦》正文的对照,看到力求详备的总体面貌。这里毋庸分门别类一一介绍,只拟举出若干例子,来说明条目设置的根据和用意。

    即如“建筑”一类,其中许多条目是人们熟悉的和重要的,如“兽头大门”、“垂花门”、“抄手游廊”、“碧纱厨”、“桶瓦泥鳅脊”等等。弄懂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对认识贾府宅第的规格、了解小说人物居住的环境十分必要。而有的词语,则不被注意、未加收录,如“地炕”一词,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地炕为古建筑中最考究的采暖方式。最早见于《水经注》,至今已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地炕的构造是在房屋的檐廊上设烧火炕,炕内砌灶。据清宫档案记载,地炕以煤为燃料,用柴或炭引火。燃烧后,灼热的烟气在地面下的排烟道内往复盘旋,将砖砌地面烘热,从而使热气流自地面上升,为室内供暖。北京故宫、颐和园、恭主府等处,现仍保有地炕的实物。《红楼梦》四十九回中写到“李纨打发人去芦雪广笼地炕”,可见大观园中冬日是用地炕取暖的,由这种考究的采暖方式可窥荣宁府第的建筑规格属宫廷王府一流。“地炕”与“垂花门”之类一样,明暸它的涵义,既可增长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又可了解小说人物的生活环境,在辞目中增入十分必要。又如“外书房”,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难懂之处,其实也是有个讲究的。只有官宦豪富之家分设内外书房,内书房设于主人居住的内院,外书房则设于邻近大门的最外一进院落中。十四回写为宝玉收拾外书房,意在约秦钟一同读夜书,因秦钟系男性外亲,出人荣府内院诸多不便。后文写贾芸来见宝玉,亦在外书房等候。外书房坐落在“贾母那边仪门外”,命名为“绮霰斋”。由此看来,“外书房”被列为辞条,便不是平白无故的了。像这样的情况自然不限于“建筑”,各类皆然。例如“器用”一类条目数量远远多过“建筑”,凡陈设、家具、器皿、用具均入此类,那些高档的、精致的诸如“紫檀架”、“拔步床”、“雕漆几”、“螺甸柜”、“联珠瓶”、“料丝灯”、等等,固然一一收列,即使某些并不起眼的东西编写者也没有轻轻放过。兹举一例:四十四回写宝玉:将盆内一枝并蒂秋蕙用竹剪刀撷了下来”。“竹剪刀”何物?是否就象寻常剪刀的形制?因何用竹?有何功用?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这一细节也就只能囫囵过去。原来竹剪刀用一竹片制成,两头削成剪刃,中间削成薄条,对头揻弯,利用竹子的弹性,手指轻轻用力,剪刃相错,可把脆嫩的花枝或叶子剪断。兰蕙等怕金属器,故必须用竹剪。在这里“竹剪刀”看似一件无足轻重的小道具,列入辞条却也有一定的理由和分量。还有这样的情形,即过去往往只注其一、不注其二,未将邻近相关的词语一并解透,现增补条目,使意思完足。较为典型的例子如第八回叙贾母给秦钟的礼物是“一个荷包并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其中“荷包”与“金魁星”历来注释或辞典都有解析,而对“文星和合”则付阙如。“文星和合”中的“文星”为人熟知,指文昌星或文曲星,为中国古代对魁星之上六星的总称。古代星相家以其为吉星,主大贵。后被道家奉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因传其为主文运之星宿,多为读书人所崇祀。“和合”则为古代民间所奉的喜庆吉祥之神,本祀万回,后雍正年间因和合为二神,而万回仅一人,不可以当,遂封天台僧人寒山、拾得为“和合二仙”。贾母将一个金魁星与一个荷包送与秦钟,前者喻文运亨通、功名顺利;“荷包”与“和合”不仅谐音,意思也相合。总之是祝愿秦钟仕途顺利、功成名就。将“文星和合”的涵义析出,这两件礼物相配的取意也才能解释得较为完满。因此增出“文星和合”的条目（属“哲理宗教”类）,不仅不会与“荷包”“金魁星”重复,且可相互参照、补充完足。

    条目的择定除了如上文所述同词语本身的意义和局部文意的疏通有关而外,往往还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角度考虑。词语之中如“藏愚守拙”、“杂学旁收”、“槁木死灰”、“花解语”、“玉生香”等自是显例,早为大家着意解释,在此不必赘说。其他各类中如果着眼于人物和情节,也可以体现出《红楼梦》辞典的特色来。即如“饮食”条目,从总体上自然力求反映出红楼梦饮食文化的水准,以具体条目而论,亦多有不单从饮食角度考虑而关乎人物和情节的。如“烧鹿肉”一条即关系到大观园中“脂粉香娃割腥啖膻”的重要节目,关系到史湘云豪迈脱俗的性格丰采。这一美味古称“鹿炙”,把生肉直接放在火上烧烤,用具是铁炉、铁叉、铁丝（meng）。《宋氏养生部·兽属制·鹿炙》：“用肉批二三寸长微薄轩（大肉片）,以地椒、花椒、莳萝、盐少腌,置铁床上傅炼火（无烟焰的火）中炙,再浥汁,再炙之,俟香透彻为度。”因为要用刀批大片,所于李执关照说“仔细割了手,不许哭！”此肉特香,所以探春说：“你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鹿是草食动物,《吕氏春秋·本味》云“草食者膻”,所以湘云自诩“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们这回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綉口”。当然,经调味烧熟后,膻味可基本除去。小说中烧鹿肉之举在大观园的诗酒雅集中别开生面,引发了大家雪天联句的兴致,构成了极富野趣的一幕,故这一美味不可不列条明之。再如医药类中对一般医理药方的列条释义也尽量照应其与小说内容的联系。如“蜜青果”,又名谏果,可作药用,生津止渴,能解诸毒,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似寓绛珠草甘苦缠绵之情丝愁绪的孕育。又如“虎狼药”,泛指药力峻猛、有副作用的中药,对胡庸医方子中麻黄、枳实、石膏之类的药性一一明之,以见出其误诊给尤二姐带来的严重后果。再如“女儿痨”这种疾症是王夫人为搪塞贾母加给晴雯的病名,这种劳瘵消乏、咳嗽吐血的病症与素性爽朗、因伤风而起的晴雯病因症状实不相符,可见是撵逐睛雯的一个借口。总之,不论是哪一类别,在择条列目时都应考虑到与小说内容的有机联系。

    现有上编各类是在编写过程中不断调整、确定的,有的类别属于新增,如“称谓”类便是。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往往借助于各种称谓表现出来,关系的亲疏、远近、尊卑的复杂情况决定了称谓的复杂性,各种敬称、谦称、官称、俗称、讳称往往是今天的读者不易搞清的。即使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称谓“姑娘”,也因有多种涵义而需要细加审辩。在《红楼梦》中,“姑娘”一词至少有下列几种含义：(1)指未曾出嫁的女孩子,如说“林姑娘来了”,这里是指主子姑娘；（2）指父亲的姐妹,义同“姑母”、“姑姑”,如说“璜大奶奶是他（金荣）的姑娘；（3）指通房丫头,如说袭人“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以及称平儿为“平姑娘”；（4）指一般丫头,如称晴雯姑娘、紫鹃姑娘等；（5）虽已嫁，但长者仍呼之为姑娘,如刘姥姥称自己的女儿“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周瑞家的说“凤姑娘”皆是。相类的如“姨娘”一词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也颇高,也是多义的。姨娘本为对母或妻之姐妹的称呼,但旧时亦称姬妾为姨娘。前者如薛姨妈以宝钗辈份对王夫人说：“姨娘不知道,宝丫头古怪着呢！”这是称呼母之姐妹。又二尤为贾珍之姨妹,即其妻尤氏之姐妹,亦在姨娘之属。后者如邢夫人对鸳鸯说:“你进门就开了脸,封你为姨娘”；周姨娘、赵姨娘等皆为对侍妾的称呼。再如在对男性的称呼中,“相公”一词适用范围尤其广泛,差别也很大。比如可以称丞相为相公；可以称读书人为相公,义近“先生”；可以称清客为相公；可以称曲子艺人为相公；甚至有称优童为相公者。考虑到辨识各种称谓对理解人物关系的意义,因将称谓加以集中,单独成类。这当然是就《红楼梦》所涉及的范围和含义而设的,而非一般意义的称谓录。

   辞典的规模能否同小说的文化涵量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收辞的范围和条目的择取。我们体会,愈是具备各相关门类的丰富知识,愈是对原著研读深入细致,选目就愈能做到详备、恰当。相反,限于知识见闻和对原著的理解,选目的遗漏和不当又是难以避免的。上举各例尽管辞语性质和类别迥异,设条的具体依据和用意也不尽相同,但都可以说明编写者在扩大收词和择取条目方面是用了心思、下了工夫的。

                                          四

    为了给读者提供有关的文化背景、增加阅读兴趣,在某些释文中较多地征引了各种材料。也就是说,在要求准确、详备的同时，还希望丰富一些,使得辞典不致成为只剩几条筋骨的干巴巴的东西,这也是编写过程中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许多词语若按准确切实的要求,只用三言两语便可打住。然而为了明瞭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生活依据,便须引入经过搜寻、选择的材料加以充实和丰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各类均有。比如十六回的“会票”一词,可简释为“即‘汇票’,唐时号‘飞钱’,明清始有会票之称”。现在释文中迸一步引述了清·陆世仪《论钱币》：“今人家多有移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并举出清代张集馨在其自订年谱中述及其叔父进京捐官,借款以“会票来家兑还”。可见会票不仅用于汇款,且用作清债偿务的凭证。小说中贾府的人说“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这里就兼有汇兑和结算之意,正反映了清初会票流通于京师和江南之间的历史情况。以上围绕“会票”一词所引的材料和所作的说明,不仅对这一经济术语解释较为透彻,而且可以窥见小说中这一经济细节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清初西洋文化的传入在《红楼梦》的涉“洋”物品中透露出某些消息,编写者在有关条目中也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如“西洋珐琅”是宝玉鼻烟盒上的装饰,这是一种经过两次烧制的、色彩鲜艳的不透明玻璃体,又称“画珐琅”,当时就称之为“洋瓷”。作为“内廷秘玩”,清皇室造办处且设“珐琅作”,产品多为小件,以盛‘洋烟”的鼻烟壶最多。“珐琅画”又多为精细艳丽的西洋风景画或西洋宗教人物画。这个鼻烟壶和治头痛的“依弗那”,正可见出上层社会接受西洋文化艺术之一斑。还有刘姥姥在怡红院所见的屏风上的“女孩儿”正是一幅生动写实的西洋画。清初有西洋画家郎世宁等进入宫廷,乾隆帝誉为“写真无过其右者”,这对清廷王公大臣的宅第布置有一定影响。“活凸出来的画”、西洋机括穿衣镜、自鸣钟等都反映了西洋科学文化的传入。再如“山子野”本是作者为大观园设计者虚拟的名号,释文若仅作这样的交代也并无不可。但这一命名并非凭空臆想无所寓意。当年在北京先后兴建扩建了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畅春园等大型皇家苑囿,这规模空前的园林建筑都由内务府经办,负责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则是号称“样式雷”的雷姓世家；负责园内假山设计施工的又是号称“山子张”的张姓世家。出身于内务府包衣世家的曹雪芹对此不可能无所了解,其祖曹寅并曾监修畅春园的西花园。可见“山子野”之名并非凭空而来,是有生活依据的。上举例子都可说明结合历史背景包括作者家世背景来撰写释文,是充实和丰富辞典内容的重要一环,许多释文都有这样的特点。

各种笔记、杂著、诗文、小说以至人们口碑中包含着的社会知识、生活知识、语言知识、民俗知识等等,只要同《红楼梦》相关,能起到铨释、佐证、参照作用的,编写者都锐意搜求,就闻见所及、引入释文之中。小至一个字、一个口语,亦因借助某种参证材料而变得恰切易懂。如“跐”字,意为蹬踏,引申为仰仗。清  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列有“跐”条,谓“京师人以足蹬物而升日跐”。这对理解三十六回凤姐“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骂人的神态很有帮助,不单是“蹬”还有“升”的意味在里面。由此也易于理解何以能引伸为仰仗、借光了，黛玉不是说“这会子犯不上跐人借光问我”。又如“敁敠”,为估量、思忖之意。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亦收有此条,谓“以手量物轻重曰敁敠,见《庄子》注。今各处口谈,尚有此语。又以一心权事之是否亦用此二字。”可见语源虽古,却是当时的一个口语,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至于关涉婚丧寿庆、礼俗民风的大量辞条,更需广泛征引材料,此处不能缕述,仅举一例。就说秦可卿出丧时的“铭旌”、释文首先对其形制来历作出解释,说明这是一种长条形的旌幡,用于葬礼,上面书写死者的职衔、姓名,用竿挑起,竖于灵前右方。在典籍如《礼记》、《周礼》、《家礼》等都有明载。大丧才供铭旌,足见秦氏丧事规格之高。结合小说描写丧事之铺排靡费,更引《燕京杂记》中的记述：“京师出殡,最为虚费,……铭旌高至四五丈,舁者亦数十人,以帛缠之,至用百余匹。”以此相参照,小说所写也算不得十分夸张了。此外辞语本身的含义往往是静止的,可以抽取出来单独加以解释,然而放在小说中则是生活化的、动态的。若能在作出基本解释后辅以恰切的参证材料,也就带有生活气息了。如“琵琶襟”为清代独有服式,释文引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清明前后,肩担卖食之辈,类皆俊秀少年,竞尚妆饰,每著藕蓝布衫,反纫钩边,缺其衽,谓之琵琶衿。”又清·秦福亭《闻见瓣香录》“琵琶襟”条：“近时男女小衫减大襟而小之,名曰琵琶襟,名颇雅。”这种大襟不到腋下,下襟缺一截，纽扣排列较密的服式在当时颇为时髦。《红楼梦》中宝蟾一早来叩薛蝌的门,拢着发,掩着怀,穿一件片锦琵琶襟小紧身,同上引材料相参看,可以意会这是一种风流俊俏的打扮了。

    个别条目释文中甚至据引实例或数据,只要材料翔实、说服力强，便也作为特例保留。比如“卖倒的死契”一条,释为卖身文契载明不再取赎永不更改之意,并且照录乾隆十年江楚环卖亲女文契,以此实例加深对这种社会现象的认识。再如刘姥姥曾在贾母正房见到“大柜”,大柜易明,似乎根本用不到解释。其实此种大柜形制特殊,在刘姥姥眼中“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定是为开顶柜收放东西,非离了那梯子,怎么得上去呢。”这一点也不夸张,清代官宦和大户人家使用的一种大型组合柜又称“顶箱立柜”,其形制特大,编者引据《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中收录的一对大柜,面宽1420毫米、

进深710毫米、体高2770毫米,即有一人半高。这一数据正可印证贾母正房摆设“威武”、刘姥姥感受“阔大”,若将数字舍弃了,岂不可惜。

    还有一种情况也得在本节交代,那就是引入释文的某些材料与辞条本旨虽距离稍远,但因该项材料形象可感、或富有情趣、或可资参证联想触类旁通,总之既有助于释义又可增加阅读兴味,便予以保留。兹举几例：如元春赐物中的诗筒茶筅,脂批原均有注,对其性能已有简要说明,为使释文丰富,各以前人诗句作为参证。这里只录《茶筅》诗：“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牙。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将竹制的本壮末劲的茶筅拟人化,生动形象、恰切有味。又如“乌云”喻女子黑发,李渔《闲情偶寄》云：“古人呼发为乌云,呼髻为蟠龙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顶。发之缭绕似云,髻之蟠曲似龙,而云之色有乌云,龙之色有乌龙,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经此一析，黑发之以乌云名之,理由真是十分充足圆满了。再如贾宝玉曾说素日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在清·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世俗诞妄”条所记,简直是对“混供神混盖庙”的绝妙注脚,略谓：“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庙,凡行窃者多祭之。济宁有宋江庙,为盗者尝私祈焉。汲县有纣王庙,凡龙阳胥祷于是。……又有谬误者,陈州城外厄台有庙,颜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北方牛王庙,画百牛于壁,牛王居其中,则冉伯牛也。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于是合而为一,则杜拾遗伍子胥也。雍丘范郎庙,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将军恬也。……世俗诞妄,真是匪夷所思。”这条记述真把世人混供神混盖庙的荒唐可笑抉发得淋漓尽致,既可作为宝玉此语的注脚,也提供一种社会世相,可资参照,亦增兴味。

    如本节开头所说,释文中征引各种类型的材料,意在充实和丰富辞典内容,开拓读者的文化视野。由于《红楼梦》涵量丰富,因而辞条品类复杂,涉及面广,释文体例难以强求一律,只能因词制宜、量体裁衣。释文内容只须在阐明条目本旨、结合作品内容这一前提下求得大同,至于文字长短、引例多寡、材料类型等等则是较为宽容和灵活的。在辞书专家看来,也许不够规范；但对扩大涵量、求得同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相应这一初衷而言,或者倒是适宜的。

                            五

     《红楼梦》中有不少特殊词语是作家的独创,应当着意发掘、恰当解释。这是为《红楼梦》编写辞典所必定遇到的难题和必须缴出的答卷。粗略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由于作家独特的人生感受和文化修养,赋某些词语以多重涵义,除去字面义或曰表层义外,尚有象征义、双关义、特指义等深层含义。譬如‘石头”一词,按小说开篇的描写,它是女娲补天孑遗的一块顽石,以愚拙之质幻化为通灵宝玉,带在主人公贾宝玉身上,成为小说故事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因而它是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其次,石头又是作者个性气质的一种象征,从作者友人敦敏《题芹圃画石》可以得到佐证,其诗写雪芹借画石抒发胸中块垒,作者心志不舒才能抑塞的感慨与无材补天自怨自叹的石头相一致。再次，石头还可能隐寓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石头城南京。因此,石头有角色义、隐寓义、双关义等多重含义。除去在“词语”类收列外,在“红楼梦人物”类亦列有条目,因为“石头”也是作家所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一个角色。相类的还有“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风月宝鉴”既是小说故事中“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一面镜子,又是小说的一个异名,“金陵十二钗”既指书中的十二个青年女子,也是小说的异名之一。其实,就连“红楼梦”一词,也何尝不是作家的独创,它既是第五回中一套曲子的名称,又以此作为全书的总名。第五回在曲演红楼梦旁有脂批曰：“点题,盖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红楼为富家闺阁之意,梦则包含了作者深刻的人生感受。今天已为人们熟知的“红楼梦”一词,正是凭借作家的创造,才赋予了它以如此新颖丰富的涵义。

    另一种词语则是从字面到意义都是新创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意淫”一词。这是书中警幻仙姑对贾宝玉的一个评语,下有脂批：“二字新雅”。“意淫”一词不能望文生义。先从词义本身分析, “淫”的本义为浸淫、过多,指洪水、久雨危害人的正常生活,平地出水为淫水,秦汉典籍中引申出邪、恶、过、乱等多种意义。可知“意淫”指情意泛滥、情痴,也含有越礼、乖张的意思。因而贾宝玉在闺阁中可为良友,于世道中则未免迂阔。脂评谓“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体贴二字,故曰意淫。”鲁迅说他对少女们“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也包含这一意思。因而对这一词语的解释,应以其本义为基点,结合小说的实际描写,参照脂批和鲁迅等权威评说,才能作出较为准确的界定,体会到这是一个有助于把握贾宝玉性格特质的新创词语。类此尚有“禄蠹”,脂评亦云“二字从古未见,新奇之至，难怨世人谓之可杀,余却最喜”。“护官符”亦系作家独创,脂评云“三字从来未见,奇之至”。对世人热衷的功名富贵,贾宝玉以“禄蠹”讥之；对封建社会官绅勾连的普遍现象,以“护官符”概括。这种从古未见的新词,只有曹雪芹想得出来。

    此外,在地名、官制、医药、食品、用物各个万面,往往半今半古、亦虚亦实,既符合人情物理,又出自随心漫拟。在辞典中,既应指出它的虚构成分,又应提供它的生活依据。有的则以谐音、寓意、变形、假借种种方式出现。地名之中,“大荒山”、“无稽崖”、“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智通寺”、“平安州”等均有谐音寓意,“清虚观”、“兴隆街”、“小花枝巷”等则为实有地名的借用。职官中“兰台寺大夫”、“金陵体仁院总裁”、“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等皆属虚拟,然亦有所依凭。这里特别要举出人人都以为新奇罕见的“冷香丸”这种药名,虽未见载诸医书,纯系作者自拟,但其配方却颇合医学药理。方中的白牡丹花蕊、白荷花蕊、白芙蓉蕊、白梅花蕊分别有清热凉血、散热解毒、平喘止嗽之效,加入蜂蜜白糖调制,有润肺补中之功。诸药合用,有清有补,配方严谨。同时,按中医五行学说,白色恰与肺相合,针对宝钗由胎里热毒而致的“喘嗽”,采用白色的四季花蕊,加上甘平或甘寒的雨露霜雪,以泻火解毒的黄柏熬汤煎服,不仅对症,而且对因,切合医理。所用之水,分别要求取自雨水、白露、霜降、小雪节,这与李时珍所说“一年二十四节气,一节主半月,水之气味随之变迁,此乃天地之气候相感”同理。所以《本草纲目》中亦有春雨、秋露、冬霜、腊雪的要求，否则,违时之水,作用与气味便不尽相同了。如梅雨之沾物作霉,不可用于造酒醋,春雪易败,无解毒作用等。曹雪芹虽出诸小说家之笔,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再如《红楼梦》所代表的饮食文化已誉满中外,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兴趣。但红楼中的饮馔毕竟是艺术化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那极富特色的“茄鲞”，历来食单菜谱中不载,专家亦未经见过,由于王熙凤对其原料及炮制已作详细介绍,似乎没有必要再作注解。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一艺术描写的生活依据。辞典中仍列为条目,释文中指出这属于素菜荤做,并举出“鹌鹑茄”（见明·高濂《遵生八笺》）做法：“拣嫩茄切作细缕,沸汤焯过,控干,用盐、酱、花椒、莳萝、茴香、甘草、陈皮、杏仁、红豆研末拌匀,晒干蒸过,收之,用时以滚汤泡软,蘸香油炸之。”这似为早期茄鲞。元代食谱还有“造菜鲞法”,用料虽不同，但其主要烹制工艺程序很相近。可见凤姐所说的那一大套炮制程序并非全是信口编造的夸饰之辞,即便是出于小说家的游戏笔墨也无不合于烹调原理。“茄鲞”同“冷香丸”一样,亦应视为作家的独创。在辞典中,对于这类条目的参证和解释,不是为了坐实,而是为了说明任何创造都不能向壁虚构,不是无源之水,而必须有博大厚实的生居基础。

    《红楼梦辞典》的特色自然并不都体现在《红楼梦》作者创造的特殊词语上。但这些词语在全书中的确至关重要，往往就是一些“文眼”,同全书的立意构思直接相关,是作家天才创造的“亮点”所在。捕捉这些闪光的词语,并开掘和阐释它的意义,是辞典编写者的自觉追求。不管作得水平如何,相信会得到读者的理解。

                                         六

      尊重读者，方便读者,这是在编写中始终应当记住得一条原则。大而言之,整部辞典都是为读者编写的,从内容取舍到形式编排都要为读者着想,上述各节其实都与此相关。就全书看,即使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也考虑到这一点。譬如索引,本书除笔画索引外,还加作了一个依小说正文顺序的回次索引。这样,有的词语如不明其分类又不详其笔划,可从回次索引查得。一般小说读者惯于从各回的注中求解,循此再翻辞典。另外还可从这一索引中看出每回共作了多少辞条，便于在各回之间和同他种注释之间作横向的参照比较。因此,不惜时间和篇幅,较一般辞典多作了“索引二”。虽则是一项索引，却也是关系全局的。

     就局部而言,有时为了某一类别的体例、行文、版式,几经周折,诗词韵文类便是如此。当初曾考虑,若以“首”为单位则许多条目文字太长,以“句”为单位则又太碎,各有弊病。后来条目虽仍以“首”分,但释文中凡有子目,即提行另起,使眉目稍清、排版稍疏,不致令读者透不过气。同时,还作了一项重大改变,即补入全部诗词原文放在释文之前,低两格排,以资区别。这对读者是一种极大的方便,使得辞典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独立阅读而不必时时处处翻检原书。在解析过程中凡遇到化用前人诗意的地方,尽可能引出全句以至全诗,供读者参考。特别是酒令或花签中的一些成句,更应当不仅指明出处,还须照录全诗,作者的寓意往往不在该句,而隐在全诗之中。比如人们熟悉的探春花名签“日边红杏倚云栽”,看似吉谶,而原诗为下第之诗,后两句为“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同探春灯谜诗中“莫向东风怨别离”意思相类。香菱掣出的诗句为“连理枝头花正开”,似兆喜事；此句出自朱淑贞《落花》,紧接着下句是“妒花风雨便相摧”,寓含被摧残的命运。对于《葬花吟》、《桃花行》等主要诗篇,在着重介绍其内容的同时,指出其艺术上的承传创新,并录遣词用意上十分近似的唐寅《花下酌酒歌》、《一年歌》、《桃花庵歌》等,给读者以参照比较的便利。

     同样,为读者查阅的方便,在“红楼梦人物”类中,考虑到同一人物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的名字,诸如珍珠、蕊珠,文龙、文起,菂官、药官,夏守忠、夏秉忠；或不同的名字其实就指同一个人,如大姐、巧姐,茗烟,焙茗,彩霞、彩云,多姑娘、灯姑娘,或同一名字指不同的人,如贾化既指雨村又指太师镇国公；诸如此类都分别列成条目,以免混淆。还有“玛瑙”、“珊瑚”这两个人物,前者只见于戚本、列本,后者各本均无,载寿芝《红楼梦人物谱》,在辞典中也都收录,以备查考。具体到每一个辞条,编写者都尽可能作一番爬梳整理的工作,使读者能清其眉目、得其要领,尽管不去代替读者分析,但都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础。除人物类外,其它类别中亦有这种“引得”型的条目,如建筑类的“荣国府”,指出小说对荣国府的描写,集中在三、六、七等回,其建筑分左、中、右三路。中路依次为大门、外仪门、向南大厅、内仪门、荣禧堂；西路依次为垂花门、穿堂、花厅、贾母上房、倒厅、凤姐院；东路为贾赦院等等。这就把分散在小说中的各处描写加以整理、集中,给读者以一个较完整的印象。

      尊重读者、方便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客观地介绍出来,留待读者自已思考和判断。在红学领域内,有争论的问题是很多的,从曹雪芹的生卒年、籍贯、旗籍、家族败落的原因,到成书的过程、评批的情况,后四十回是续是补？脂砚斋是谁？……到处充满了矛盾和问题。正文中单是“一从二令三人木”这句判词,就有三十余种解释之多。在辞典编写过程中,尽可能地将各种见解包括所据的材料和事实叙述出来,必要时还须进行一定的整理和归纳,为读者提供判断的根据或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客观叙述并不等于抹煞编者的识见和眼光,材料的取舍概括寓含着一定的倾向,学术界多数人的意见也理应得到反映。特别是在具体辞条的解释上,编写者的学术见解应当给予尊重和容纳。一般说来,各编写者对自己承担的该类辞条总是比较熟悉并且经过钻研的，主编和编委从全局出发,可以增删调整、某些部分也作了很大的加工和修改。但对学术上的独特见解只要言之有据均予保留。兹举两例：其一为服饰类中“双衡比目玫瑰佩”中“比目玫瑰”的解释。该条释文在介绍了通常公认的解释之后提出，历来佩玉无“比目玫瑰”之名制,疑为“瓊瑰”二字之误。《诗·秦风·渭阳》“何以赠之,瓊瑰玉佩。”《左传》成十七年：“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瓊瑰,食之,泣而为瓊瑰,盈其杯。”注：“瓊,玉；瑰,珠也。”繁体“瓊”字右上部“ ？”过录时极易讹写为“皆”（庚辰本即为“双衡皆玫瑰佩）或为“比目”（如甲戍、已卯诸本）；余下“王”、“文”合而为“玫”。若是,则当校为“双衡瓊瑰佩”。此说可供参考。这本是一个在校订中碰到的老问题,底本〔庚辰本〕为“皆”,不通,不可从,遂改从别本曰“比目”。这样做是否就正确无误了呢？现在辞典的编写者提出了质疑,而且是有根据的,由辞语的释义而涉及到正文的校勘，值得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再举一例为美术类“八分书”,何谓“八分书”？自古以来,聚讼纷纭。汉·蔡邕谓“去隶八分取二分,去篆二分取八分。”唐·张怀瓘《书断》,以为“若八字分散”,故曰八分。元·吾丘衍《字源七辨》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则说,“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刘熙载《艺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又另有说法。编写者在列举历来诸说之后,更引用当代著名书法家王蘧常先生见解：“八分不过隶书之一种,隶书可以包之。故前人论隶只言隶释、隶续、隶韵等,不别言八分也。”实则汉隶结构、用笔,各有姿态,魏晋人以楷为隶,以隶为八分。编写者确认王蘧常先生以为八分即隶,此说最为允当。类似这样众说纷纭的问题,编写者在介绍前代和当代诸说之后、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这不仅应当容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辞典的学术水平。这方面还有疏漏,如附录“曹家世系表”中第一世曹良臣,据考订为假托,应加注明,才能反映当前研究水平。

     由于读者对象的不同,因而普及与提高的“兼顾”是有限度的。尤其因为辞典的基本品格是工具书,可以带有学术性而并非学术著作,只要能够提供咨询和参考,也就是对读者的最大方便了。

    中国历来有编纂类书的传统,到了近现代则有更为科学化的辞典,近年来辞书出版蔚为大国,《红楼梦大辞典》正是这辞书之林中的一树一木,作为百科性质的红学知识和信息的汇集,也可说是一种现代化的类书。中国历来又有“读书不求甚解”的名言,向往“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境界。正如本书主编在序言中所说,《红楼梦》乃天地间至大至深之文,其间有可以诠而释之者,亦有无可以诠而释之者。“《红楼梦大辞典》者,言筌者也。吾愿当世之治‘红学’者，初以此为言筌,既得雪芹之意,则忘此言筌可也。”我们深知《红楼梦》辞微旨远,那言外的意蕴、深层的哲理,不是单靠学力、尤其不是凭着一本辞典所能领悟的。

    本书从设想到出版,历经几度春秋；得以完竣,是主编带领下全体编写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书中缺失之处,笔者作为具体工作者,实不能辞其咎。因受命襄助主编,而筹措协调多有不力,拾遗补阙多所不及。至于本文所述,挂一漏万,概括不当,在所难免,文责应当自负。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屈指算来,中国红学会成立已届十年,《红楼梦大辞典》于此际出版,虽属巧合,却也是红学发展的一种必然。倘能在红楼梦的学术史上留下一道痕迹,则编纂者和出版者都将引为幸事。

                                         一九九0年二月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3辑第155-177页）

附记：《红楼梦大辞典》于1990年1月出版,本文即写于此时,不及于近年之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