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刊始自津城出——读《红楼梦学刊》创刊号

推荐罗文华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8月1日发布（第22018篇）

  按：今年是《红楼梦学刊》创刊四十周年。罗文华先生为天津日报副刊负责人，本文已刊发在《温州读书报》上，征得同意博文中推荐。考虑到博文发文要求，技术上作了处理，请予谅解。照片21张拍自创刊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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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新语（十五）

名刊始自津城出

——读《红楼梦学刊》创刊号

罗文华

    2019年，是《红楼梦学刊》创刊40周年。一份专门研究一部小说、一本书的刊物，居然连续出版了40年，这在风起云涌的中国真的不是一件小事，自然成为红学界、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前不久，我在逛天津古文化街棋焕书屋时，见到书架上有一些早期的《红楼梦学刊》，10元一册，品相很好，就买了几册，其中包括创刊号。早期的《红楼梦学刊》，我以前肯定是买过的，后来就没再坚持集存。在朋友圈看到著名红学家吕启祥老太太书柜里收藏的迄今出版的全部《红楼梦学刊》的照片，颇为羡慕，继而肃然起敬。40年间，这样的收藏实际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支撑，更是一种寄托。

    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当时正上初中的我很快就买到了一本。那时社会上学术文化刊物很少，因此我非常珍爱这本杂志，翻来覆去地看，不仅记住了主编王朝闻、冯其庸，连该刊很多编委的姓名都背下来了：王利器、李希凡、吴世昌、吴组缃、吴恩裕、周汝昌、周绍良、张毕来、顾颉刚、郭豫衡、蒋和森、蓝翎、端木蕻良……里面也有我熟知的启功的名字。但后来我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启功先生就笺注过程乙本，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红楼梦》注释本。编委会里的老专家，如吴组缃先生，后来成为我的老师；如周汝昌先生，后来成为我的作者。大作家茅盾是《红楼梦学刊》排在第一位的顾问，他还为该刊题写了刊名。茅盾的书法精劲秀逸，此后不久开业的天津古籍书店也用的是他题写的牌匾，独具风神，十分耐看。

    像一个婴儿生逢其时一样，《红楼梦学刊》创刊在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机。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百废俱兴，1979年1月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挂牌，紧接着酝酿筹创《红楼梦学刊》。5月20日在京召开编委会成立大会，茅盾、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王昆仑、林默涵、贺敬之、吴组缃、端木蕻良、吴世昌、吴恩裕、王利器、张毕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廖仲安、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德、蔡义江、刘梦溪、朱彤、张锦池、周雷、胡文彬、林冠夫、吕启祥等出席。这些与会者囊括了从“五四”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学术、红学等领域的诸多代表性人物，皆是文化精英。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人脉，充分显示出这份刊物不同凡响、蓄势待发的高起点。

    《红楼梦学刊》创刊词中明确表示：“除主要发表从各个角度探讨《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论著外，关于作者的生平家世、版本源流、文物资料的考订、书刊评价以及红学研究和出版动态等稿件，均所欢迎。为了替《红楼梦》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背景材料，还将酌量发表一些有关的研究清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和资料。”可见，正如红学家赵建忠教授所说，该刊“一开始就走的是文本、文献、文化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研究新路，这就打破了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甚至庸俗社会学一度统治‘红学’的单向度研究模式”。也就是说，该刊既注重《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同时也提倡与《红楼梦》相关的大文化视野的研究。《红楼梦》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既发表了戴不凡的《曹雪芹“拆迁改建”大观园》涉及《红楼梦》著作权的文章，同时也刊载了陈熙中、侯忠义的《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就<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可以看出《红楼梦学刊》鼓励学术探讨、提倡百家争鸣的选文风格。40年后，返观《红楼梦学刊》的办刊宗旨，可以认定它实际上是为中国红学指引了一条科学的、宽广的、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由此可见，一份重要刊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前途与命运，也影响着相关学科的走向与势头。

    《红楼梦学刊》创刊初期，是以书代刊。第一辑于1979年8月问世，首印20000册，但仍供不应求，到12月再印，累计印数达85000册，可见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XXX同志的夫人XX女士也是一位“红迷”，而且程度很深。据红学家冯其庸、吕启祥等回忆，《红楼梦学刊》XX是“每期必看”。有些期她找不齐，先前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她就请当时在天津工作的XXX帮找；后来她还直接到设在北京恭王府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去购买刊物。当她了解到《红楼梦学刊》办刊经费拮据后，还亲自为该刊拉过一笔赞助予以支持。

    《红楼梦学刊》创刊号上标明，该刊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但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百花文艺出版社作为全国三大文学（文艺）出版社之一，编辑、出版实力较强，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百花社负责人林呐参加了《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该刊从组织选题到安排出刊，由百花社陈玉刚具体负责。百花社美编室主任陈新设计的《红楼梦学刊》创刊号封面，通过富于装饰性的清秀雅致的园林景色，隐约透露出大观园的冰山一角，颇受业界好评。1988年，我刚做记者不久，就给陈新先生写过专访。1985年，《红楼梦学刊》移到北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继续出版。至于究竟为何由天津移至北京出版，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参考曾任《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的邓庆佑先生发表在该刊2000年第二期的《深切悼唁陈玉刚同志》一文。历史地看，放走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对天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红楼梦学刊》离津28年后，2013年，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赵建忠先生在津创办了期刊《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该刊遵从《红楼梦学刊》的优秀办刊传统，为红学和津沽文化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研讨的平台，也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红学与津沽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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