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薇译 浦安迪著“《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提要

推荐夏薇译浦安迪著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12月18日发布（第20500篇）

书名：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

原著者：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

译作者：  夏  薇

初出版社：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特邀编辑：童可依

责任编辑：杨  乐

装帧设计：鲁明静

责任校对：龚黔兰

责任印刷：宋  家

出版发行：三联书店

印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0月北京第一版

          2018年10月北京第一版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X 1092毫米  1/32  10.526印张

字数：    185千字

印数：    8000册

定价：    39元

ISBN：   978-7-108-06048-8

感谢夏薇博士惠寄目录、致中文读者、初版序言、导言、译后记、还有译者照片。

目录

致中文读者

初版序言

导言

第一章 中国文学中的原型和神话

第二章 女娲和伏羲的婚姻

第三章 互补的两极性与多重的周期性

第四章 《红楼梦》的原型结构

第五章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的寓言

第六章 西方寓言的庭园

第七章 中国文学的庭园

第八章 一个全视觉的庭园：大观园的寓言

第九章 尾声与结论

文献来源

附录

参考书目

索引

致中文读者

拙作 «红楼梦中原型与寓意» 的英语原版，早在1976年问世。当时本人刚及而立，未至不惑，而这书是出自博士论文的处女作，即使包含一些研究收获，但一个年轻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学独到杰作的深奥涵义所能领会，竟算几何？此后四十多年来，我每逢偶而提书翻页过目，无不处处发现细节上之错，诠释上之误。因此历年不少人曾说读此文而得出启发，由不得使我心里不安。

我开始着力于阅读红楼梦，早在60年代，留台学习汉语的期间。那时听台湾大学中文系课程的外国学生，凡是立志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均视红楼梦为非登不可的珠峰，不顾语言能力，人生经验不足之处，而急于投身到这一险峻的挑战。幸而那一时代台大国文系有几位老先生，原是解放前书香大家庭出身的文人，其中也有成长在四世同堂，深院美园环境的，身受二十世纪中期之动荡，终于沦落到台湾，以教授古代汉语糊口。那时我坐在这些饱学老人的脚下，一句一句细读红楼梦的原文，慢慢熟悉该书独特的多层文艺，同时也多少吸收了老师们由书中盛衰离合之景所感受的那一股浓厚怀旧之情。

后来我蒙错认，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的教授，以明清古典小说为主要课题，在这范围内，经四十多年的岁月，重读红楼梦十几遍。这期间，我日益凭依清中叶，清末的评点文献为轴心研究资料，终于搜集各种早期抄本以及晚清版本上的批语，以我各人主观的斟酌来选定最有益于阐释红楼的文笔，拼成一本综合的集子，名之为«红楼梦批语偏全»。

这样重视旧时评点的读法，与本书多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来研读红楼梦的思路，大有径庭。这一研究角度在拙作的标题中突出“原型”，“寓意”二词里既已十分触目。只因这类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或有模棱两可之处，甚至迂气之味，所以想在此补充几句以表明这些说法的用意。

先说“原型”一语 （原书：“archetype”），此处的用法并非专注红楼梦一书的本来面目，即曹雪芹的初稿或脂评抄本等文本的原形，而所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学术用语，取自哲学，人类学，尤其是榮格分析心理学，用来表达蕴含在某种文化表现里的内在思维模型。这类的潜在概念多为全人类普及的本性，同时常具特定文明的特质色彩。拙文主张这种分析模式，时而涉入“阴阳五行”之类的词语，此处需要断言，这类说法与古代的阴阳家，民间文化中的俗套，实不相关，反之，总要归之书中拟称为“互补二元性”(“complementary bipolarity”）“多项周旋性”（“multiple periodicity”），这二种笼统抽象的概念框架。

与此相应，本书书名里第二个突出的关键词：“寓意”（“allegory”）也须辨明，并非意味着“红楼梦所寓之意”，而所指的又是某种特定的修辞写法。西方文学从古至今常用这语来阐释某些古典作品表面上的叙事文隐秘着另一层思想内容的情况。此书适用这一术语出于本人读红楼坚定的信念，认为作者曹雪芹讲述木石金玉的奇缘，另有隐藏的深刻涵意，就如首回里“谁解其中味”等处历历揭示。

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结局与结论”也值得补一句辩护的话语，因为这章只以探讨小说情节结束方式为主，实不冒昧将全书的本义归纳某种推儒抑或崇佛之类的明确总结。据我几乎平生一次又一次阅读红楼梦所意会的印象，不论任何简单化的总论未免辜负了曹雪芹挥洒辛酸淚的精神抱负。不言而喻，这点不能不涉及红楼梦版本后四十回问题，即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观是否前后一致。虽然无法一言断定作者对小说结尾处贾宝玉抛家入空门的态度，但中外学者有意阐明红楼梦在中国近250年文化史上的意义，若不以120回本为其首要研究对象，则究竟无法揣摸这书的全貌。

在这一小序尾声之处，谨向各位红学同志，一般爱红读者表出我的心愿，希望拙作里所呈示的局外研究方法竟能微微投光于中国文学传统至上的奇书。

                                      浦安迪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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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言

这本书是对清代小说《红楼梦》的文本细读和结构分析，其中的观点明白无误地解释了这部伟大作品之所以广受赞誉的原因，也对小说自身的叙事传统和一般文学理论的新进展给予了公正的评价。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对中国重要叙事作品的深入阐释是与借助比较文学训练方得以发展的批评观念相一致的——该观念主要源于西方文学模式。这并不是说欧洲文学的特殊美学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范式适用于非西方作品，恰恰相反，如果不涉及或许是世界文学语料库中精华部分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立志于普适性的西方批评理论就不可能奏效。下面的讨论中也许会经常出现将中国和西方传统的代表作并置的现象，甚至还会将双方放在对立面上加以考察。虽然对两种文化的广泛比较是自然地产生于西方环境的中文研究语境下（还有少数其他文化，在这一点上，可以与其古老和延续性相媲美），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在暗示一个由两方面垄断的文化替代品。

那些把兴趣主要放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读者们将会注意到，本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几部欧洲寓言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几部作品似乎为《红楼梦》的艺术性提供了重要的类比和对照。这种方法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批评的注意力一视同仁地集中于对比双方时，比较文学才是最有效的。我们希望读者们会在其各自领域内对这些章节感兴趣，同时也能像在中国文本研究方面所做的一样，为他们提供一个寓言创作的概念阐释方面的必要链接。

我要对高友工教授（Professor Yu-kung Kao）最初给予我这项研究的启迪和后来准备工作中不断的引导表达诚挚的谢意，也深切感激牟复礼教授（Professor Frederick W. Mote）在认真阅读文稿之后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做出的修正。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准备阶段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罗伯特·法格尔斯（Robert Fagles）教授的鼓励，他对文本的其他部分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建议。另外，我还要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其他教职人员、馆员、行政人员和同仁们在这项研究中善良的合作与支持表示感谢。最后，我要把感谢送给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理事会，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不间断整理书稿的暑期；也送给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并感谢安德鲁·威廉·美隆（Andrew W. Mellon）基金会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浦安迪  1976年

导  言

本书试图涵盖相当多的领域。虽然它自始至终研究的只是一部中国叙事文本，但其考察范围却要延伸至许多方面，诸如古代神话、逻辑方法、欧洲寓言和庭园美学。因为这种论证方式多少有些迂回曲折，我们有必要在研究伊始就向读者展示一下全书各章回的思路。

这项研究的起点就在于思考，为什么阅读《红楼梦》这部清代小说会给人带来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感受。[1] 鉴于在宏大叙事方面，小说叙述的实际模仿水平明显不足，这种印象的产生就要归因于作者展现一个较为广阔视野中的存在本质的能力，即便他只是在详细叙述——很像普鲁斯特——他少年时代在庭园中慢慢流逝的时光。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用到两个在英文中押头韵的批评概念，即本书书名中的“原型”（archetype）和“寓意”（allegory）。就这两个经常被滥用的术语而言，我们所谈的是一种方法，即将理解的宽泛框架缩小至一种有限的叙述形式，转而依赖这两个文学结构模式，它们包含了各种有条理的概念化模型的同源之处，在不同文化范围中，人类经验正是通过这些概念化模型得到理解的。当我们注意到，在一个文本中，这些文学结构模式的存在有时仅仅在一个既定的语言和文学传统中是不言自明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又好像是被作者为了阐述他自己的个人观点而明确突出和标示的——也可以说是被植入的，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就出现了。

在将文学原型概念与持久的结构模式——它们构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的基础——联系起来时，我们必须强调，这里所关注的是一个独特而非普遍的分析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将原型概念作为人类思想的原始深层结构的终极标志去追究，或者将其视为开启单一文明之“精神”的钥匙，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识别的反复出现的单元来看待，其变化和转换可以在解释一个特定传统的具体作品时提供帮助。当我们转向考虑原型批评的惯常标志神话学领域时，原型结构明显取决于所谈论的文化语境这一事实就变得更加清晰。这里我们发现，文学原型作为叙事形态模式——从神话叙事中抽象出神话思维——的一般概念，在相应的中文材料中并没有显示出来。我们注意到像黄帝、共工氏与羲和这样的神话形象，一般不是通过人类行为的故事加以处理的，而是被安排在一种相互关系和序列的模式中，它们更主要的是对仪式化的反映，而非文字出现之前文化的神话功能的反映。虽然明显缺乏叙事活动，但这依旧是原型模式。尽管我们不能马上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的宗教仪式是理解其全部文明的关键，但事实依旧是：三千年的文学传统不断利用了秩序与平衡的非叙述模式作为其整齐有序的基础，这些模式让我们迅速联想到仪式而非神话。

接下来的文本是以女娲这一神话形象开场的，随后的章节将对有关这位“女神”和她的伴侣伏羲的一些早期文学材料的细节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对这两位神话人物婚姻关系的处理，反映了互蕴和回环往复的原型模式，这些模式将零星的神话资源同传统的其余部分链接起来。这些模式是根据阴阳二元论和五行宇宙学表现出来的——它们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划定为传统上的“系统化”类型的样板，而非原始神话的想象——这一事实足以清楚表明这里所考虑的有序连续性的共同基础为何。

第三章中，我们将在中国哲学更为广阔的语境下，重新考虑在记录女娲和伏羲神话的断简残篇中所追溯到的原型模式，并对其加以重申。为了强调我们目前研究的不是个别程式，而是整齐有序的模式问题，我们提出了“互补二元性”和“多项周旋性”这两个术语，它们涉及到构成阴阳五行观基础的逻辑关系。经进一步分析，得出这些原型关系的四个基本特点是：单个术语的二元性和周旋性排列，从一个术语到另一个术语的永不停息地交替，对立面之间的互蕴性，轴向或循环的无限重叠。研究表明，在中国传统中，阴阳二元和五行交替一般被认为是从预设统一体到存在多样性的逻辑步骤，而不是以相反的方式，因此，只有当牵涉到一个总体化的视野时，由这些模式所传递的“意义”才显现出来。在这个总体化的视野中，一切周期都是自我完善的，一切二元体系都被假设是平衡的。在此讨论的某些时候，可以方便地将这种总体化视野称为“空间化”（spatialized）， 因为它暗示着同时包含了暂时性更替的所有阶段，尽管无疑这会与该术语在时下评论语境中的其他用法产生一定的混淆。无论如何，我们所探讨的是：二元的和依次交替的原型模式是一种持久的形式，是构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而不是说它们可以用来解释文明的所有阶段。

文学原型是用来分析较难文本时的一个易于掌控的工具，在探究它的同时，本书第四章为了探索作品结构中的这些正式模式，开始对《红楼梦》文本进行细读。诸如动与静、合与分、兴与衰……这些轴线的不停交替，构成了包含着小说缜密结构的重叠叙述网络。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来建构小说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使它们与季节以及元素的周期性相一致。研究表明，小说中大量原型模式的重叠，带来的并非伪哲学的装饰，而是产生了一个总体存在的全纳视野，它构成了文本中特定的对应人物的基础，也为其蒙上一层“意义”。小说中的人物通常不能从这样一个总体视野中得到慰藉（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亦然，在那些时候，间接体验到的身份认同感受压过了文学的超然），这一事实有助于清楚表明在有时限性的道德敏感视角和非时间性的明晰结构之间我们可将之称为“悲剧的”视野分离。顾名思义，非时间性的明晰结构超越了模仿的表现范围。

当我们谈到在细读《红楼梦》中出现的理解可能性时，就开始进入寓意的领域，因为小说中模仿和意义之间的有序对应不可避免地会令人产生一种印象，即作者至少对其中一些结构模式是清楚了解的，并且是有意为之。这种印象起码可以在小说的传统批注者那里得到印证，他们在揭开文本中隐含意义上的尝试，通常是围绕着上面提到的这种交替的序列展开的。之后，我们又对欧洲传统中的寓言写作的实质进行了详细探究，评论的焦点集中在但丁、乔叟和斯宾塞的作品上，我们发现，西方建立在二元分离基础上的模式对中国文学的一元论世界并不适用。但是，西方思想家通过各种概念系统提出的调和逻辑上不可逾越的存在之域的方法（柏拉图哲学理念和形式，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美学，中世纪的形象化表现手法，等等），的确为中文语境中互补二元性和多项周旋性的原型模式里所反映出来的二元性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对照。当我们注意到整体的存在之无常——从由现象的不断变动构成的中国总体观所看到的对象——在西方寓言性的文本中不只是作为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被表现，更多是作为存在的全部总和：存在于“命运”划定出的有限范围中，在一种视域中，或在逐级服从于置身另一世界的造物主之仁慈的自然王国中，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更为清晰。因此，欧洲寓言作家的虚构文本与其不变含义之间基本的隐喻关系，必须与《红楼梦》中织入结构模式的方式有所区别，《红楼梦》中的结构模式简单地归入或总计达到了所有这些模式的无限总和[一种可以被定性为“提喻法”（synecdochical）的关系]。

当我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对文学庭园主题展开比较研究时，对无常问题的对比就显得尤为相关，在这方面，《红楼梦》与《玫瑰传奇》《仙后》《失乐园》等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巧合。西方“安乐之所”（locus amoenus）中存在（being）和成为（becoming）的分离是根据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比喻的选择，或根据完善程度从小到大的等级秩序加以表现的，而这座中国寓言式庭园则利用感知两极的和多重的协调在既定的“自然”万象中产生一种存在的整体性视野。

第八章中，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作为“全景庭园”（the Garden of Total Vision，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勉强，但我相信，该术语中传达了其名字中暗示的关联）呈现的“大观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通过二元和周旋的原型模式所产生的总体“空间”视野。这里要论证的是，作者在其小说中对人物角色安排背后隐含的寓言层面的含义，存在于其可理解的模式的总和之中。因此，甚至这一人间天堂无情的崩溃，以及伴随着其中的栖居者被驱逐所带来的强烈伤痛，都可以与其早期阶段的充盈富足一起，被视为构成这部作品宏观视野之内的另一条互补交替轴线。但是，由于这种整体寓意观的主要逻辑基础之一是永无止境的暂时性变化，所以如何处理叙述小说的结尾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关键问题。为了尝试着用贯穿小说始终的不断交替的模式来调和以宝玉最终离开庭园为结束的终局之感，我们再次求助于互补性的美学。鉴于在作者的总体视野中，“结局”和“无限”之间在本质上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最后一章的题目可能更多反映的是当前研究的语言学和文学背景，而不是研究对象本身。

译后记（节录版）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是浦安迪先生197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学研究著作。从1976年直到现在，整整过了四十年。红学界许多同仁虽然也都听说过这本书，红学史著作及关于海外红学研究的文章中虽然也都早已为其留置一席之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四十年间始终没有中译本出现。

第一次看到原著是2014年在刘世德先生家中，刘先生还回忆起一段往事。当年钱钟书先生访美回国后，刘先生曾问钱先生，当代美国有哪些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比较有影响的汉学家？钱先生说：“浦安迪写了一本名为《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的书，在国外风靡一时，影响很大。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奠定了浦安迪在海外红学界的地位。”钱先生也翻看过这本著作，认为作者不仅很好地运用了当时广为流行的原型理论，而且研究角度非常新颖独特，是一部相当有学术价值的红学研究专著。

2015年5月，我和三联书店出版社签了译者合同，开始翻译《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2016年5月译稿呈交出版社。这期间一直与浦安迪有信件往来，内容包括向他请教一些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希望他为中国读者撰写一篇中文版序言等等。2016年8月19日，浦安迪先生的中文版序言终于寄到。在我刚拿到编辑的一校稿时，正巧又接到浦安迪先生2016年12月4日的来信，说他来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一事已经确定，见面商量最后定稿事宜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经过一年多的翻译和反复修订后，还能有机会面谈译文问题，对这本书的翻译及出版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

浦安迪先生告诉我，他正在把《红楼梦》翻译成希伯来文，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十年了。“所以我知道翻译是很难的事情。不过，我翻译《红楼梦》的时候从来都觉得非常快乐的！”他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在和他提到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时，就发现他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随便拎出一个情节或者一句对话，他不仅知道，甚至还可能说出其所在章回！《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这本书是他三十岁时的博士论文，此后他就从未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如今更加开始致力于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他对《红楼梦》的钟爱与稔熟便是可想而知。

浦安迪先生在这本书中对《红楼梦》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两个多世纪的读者所以将其视为情感依托，正是因为集三千年的中国文学文化之总和于一身的《红楼梦》，极其近距离地呈现了充满着昔日辉煌的日常生活，读者可以通过它鸟瞰整个中华帝国文明。因此，将其放置世界文学史上看，他认为这部作品于其所在之文化环境中所做的就和维吉尔、紫式部、但丁、弥尔顿、塞万提斯、歌德，还有最近的普鲁斯特、乔伊斯的作品在其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所做的一样：作为整个传统的百科全书纲要式的代表与典范，去审视那些水平比它们低的作品。

从新红学发轫以来，很多学者面对程、高再清楚不过的序言还要疑云密布，指斥二人共同作假。就像人们对萨特和波伏娃的质疑“到底谁影响了谁？”一样，在波伏娃一再强调她只是追随了萨特的哲学道路的同时，还是有像西蒙斯、富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以各种理由进行指责。这让我对爱因斯坦的态度倍加钦敬：当有人问起他对巴赫有何见解时，爱因斯坦回答说，关于巴赫的作品和生平，我们只有聆听它，演奏它，敬它，爱他，而不要发什么议论。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浦安迪先生引入了作为西方很多文化形式的基础的“以终结为导向”的辩证法概念，即推动事物向着合乎逻辑的结局发展的推动力是整个传统美学的稳固基础。像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斯达》中的潘德卢斯指出的：“故事的要义总在尾声”。在西方文本中，无常的自然的整个领域被安排了一个原动力和一个决定性的结尾，而在中国文学视野中，经验的宇宙却被定义为永恒。因此，要试图依靠寓言创作将完整系统的可理解性压缩成模仿的叙述形式，就必须在其自身的美学结构中将不间断的交替原则表现出来。浦安迪进一步提出：这一总的美学原则就使得在处理像《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结尾时产生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与斯宾塞相似，面对那部未完文本，曹雪芹虽然以其体面地离开，使这项责任得以轻松解除。但是他认为，小说的研究者最终必须对这种方式妥协，即无论他选择何种版本进行研究，都要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单位。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引发了近两百年来读者的想象的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关于小说结局，许多评论和无休止的论争都指出了它内部的不一致——这部书在其传统形式中包含了一个中国文学系统的美学中的成功点。

浦安迪先生的这本《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写于四十年前，以那时所能掌握的材料和参照的各种研究结论为基础，他对后四十回及作者问题给出了如下相当客观的、令人钦佩的结论：当我们在考虑产生前八十回中一些情节的一般规律时，续书通过更深的凄凉和重新燃起的希望将故事情节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应该获得批评界某种程度的赏识。因此，他认为这里对我们而言特别重要的事并不是高鹗对原稿中的每个人物刻画和伏笔是否采取了公正的态度，而是他所作的是否符合基本美学模式。这些基本美学模式是构成作品寓言结构的基础。高鹗在这方面的表现标志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贡献。就是说，在对写了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幸福结局的作者高鹗的共同批评中，小说最后章节中的要点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部由曹雪芹开始，由高鹗结尾的伟大作品中贯穿着一个从“欢中悲”和“悲中欢”而来的美学模式，这两种人类经验最终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

这本著作从多个层面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其研究思路、手段和方法是前所未有的。浦安迪先生开创性地将蕴含于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庭园建筑、西方中世纪诗歌中的一般规律运用到《红楼梦》文本考察中，使《红楼梦》叙事、人物、情节、主题等多方面的研究视野得到更深一步地拓展。尤其可贵的是，他把现存《红楼梦》文本看成是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未将其一分为二，甚至还有意强调后四十回的结局部分，将其与西方中世纪诗歌的结局相比较，认为这种结局符合小说情节发展规律，是“以终结为导向”的叙事理论的又一很好例证。浦安迪的这种研究方法为探讨像《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文学作品提供了全新的模式和理念，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习和借鉴。

              (按：后续部分请见原书后记)

[1] 当这些书页付梓之际，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以其精湛技巧最新翻译的书名为《石头的故事》的前八十回（《石头记》，对小说前一部分的通称），可能已经在英语读者中间开始取代《红楼梦》这个书名了。因为我们这里正在考虑的是小说《红楼梦》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而不是一个真空中的文学现象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始终所指的就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完整的120回版本。当然，正是这个120回版本建立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是近两个世纪的读者的宝贵文化财富。至于我们现有的这部作品到底是出自一人之手还是各种评价延续下来的结果，要到本书第九章谈到叙事的终结问题时才会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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