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强调应用研究的转化医学被美国医学学术政策制定者反复强调后，在加上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作为转化医学、药物开发研究源泉的基础医学生物学研究必然会受到干扰和不利影响。学术研究讲究自由探索，讲究学者的内心兴趣，绝对不会是每个人都愿意将才智都献给为经济服务的商业开发或只以应用为目标的转化医学研究。基础研究的空间本来就不够大，但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讽刺会挖苦。且看国际学者在这场转化会应用研究的大潮中的表现和心态。

尤其是在中国，许多转化医学中心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但可悲的是，中国能胜任临床研究的医学人才非常匮乏，许多人连转化医学的重点在哪里都没有弄明白，最多见的是介绍美国转化概念的提出简史，转化医学的模式，重要性，最多挑几个似乎具有临床价值的转化标志性成果眩曜一番。3年前，我提出转化医学是美国人忽悠人的一种作法，美国自己确实有强调转化医学研究的必要性会重要性，但这种政策不适合其他国家，尤其是不适合那些医学研究，尤其是药物开发基础研究非常落后的国家，他们没有多少能转化的资源，只有帮助美国人转化，帮助他们开展转化研究。这一局面已经逐渐形成，美国人正是政治高手，这次是在学术上。

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苦练功夫，夯实基础，少喊口号，能好好培养人才就培养人才，别天天陷入SCI论文，能做一些新药就安心磨出一些新药。临床医生首先看好病，少数学术型医生要重点做好临床研究的设计好研究，不要把基础研究等价于研究，临床医生做基础研究不少都是迫不得已，浑水摸鱼的行为。似乎能发表几篇文章就成科学家一样，能发表SCI论文似乎就有了国际视野（本段属于胡乱发挥，没逻辑）。

当MatthewShair发现一个可引起血癌的蛋白质，并找到一个可以破坏这种恶劣蛋白质的小分子，他希望将这种小分子开发成血癌的治疗药物。但是经过多年的争取，他没有获得任何一种外来研究经费。药物公司和风险投资都拒绝了他。2012年，他终于从哈佛大学获得25万美元的学校内启动经费，支持他开展小鼠和人体细胞的临床前初步研究，以确定是否能继续开展临床研究。

Shair说，应该给研究人员开展研究的充分的自由，而不应该按照医药公司的要求去开展研究。和他一样的处境也许会成为许多学者的常态，面对医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不愿意在基础研究上投入经费，科研机构目前正在寻找能支持具有潜在开发前景的新发现。

过去几年，对早期药物开发研究的投资已经增加许多，2013年4月，哈佛大学获得了5千万美元临床前研究（基础研究）捐款，这是过去获得的同类募捐的5倍。英国牛津大学上月启动了125万英镑开发研究基金，允许私人投资者通过他们的商业开发部门参与开展具有商业前景的投资。学术机构和企业联合进行药物开发研究逐渐成为潮流。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接受阿斯特拉捷利康资助开放一间1亿美元转化研究中心。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肿瘤中心、洛克菲勒大学和康乃尔医学院的联合研究机构Tri-I TDI，与日本武田、加州Scripps研究所合作发起总经费为2千万美元的研究项目，宣布Johnson & Johnson将成为他们的首个企业赞助机构。药物企业和研究机构希望新项目将会实现一石二鸟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目的。一方面给医药企业提供新药研发的备选目标，另一方面可以给研究机构度过因政府投入减少带来的经费困乏难关。

项目负责人都希望避免发生本世纪初出现的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困境。药物企业将早期药物发现的工作外包给学术机构，但通常只愿意将经费投给最有商业前景的新发现。但是这样操作的后果是减少了新药发现的可能，因为没有固定方向的基础研究经常不完全符合企业的目标。

最新的合作模式经常有明确的目的，他们希望所有的学术创意都锁定在新药物开发上。例如Tri-I TDI的目标就是发现新药，包括那些因为无法获得高额回报导致企业不愿投入开发疾病治疗药物，例如热带病和罕见癌症。学术机构的科学家负责选择研究项目，Takeda的科学家负责执行。

合资公司现在正从学术机构的招募科学家和阿斯利康的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通过这样合作加快将有苗头的药物尽快推向市场。但是这种模式在市场面前是很脆弱的，5月2日，辉瑞收购阿斯利康的计划被公司否决。不清楚卡罗林斯卡中心会受到此事件多大的影响。

 一些观察家警告说，如果这种企业投资者和学术机构的研究兴趣过分强调应用，那么作为应用研究源头的基础研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医学研究最重要的政府机构NIH都将转化医学作为重点方向，这其实十分让人担心。

对许多研究机构，尤其是对Shair这样的年轻科学家来说，塑造新发现的学术文化几乎已经荡然无存。Shair说，我将脚踏两只船，这是将来必须选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