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富二代的概念早已屡见不鲜了。至于“学二代”，我百度了一下，有关信息还真不多。学二代，就是高校教师或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子女。学二代的人数在中国有增加的趋势。我本人没有机会与官二代，富二代接触，但由于我在北大读本科和博士，现在又在教中学，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学二代”。因此就想对他们分析分析呢。

    首先回顾学二代的历史。我考据了一下，中国第一批学二代，是民国时期的第一批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数学家许宝騄先生等。他们的出身都非常高贵，父祖之辈担任过高官。而在中国古代，官和学不可分离，当官的子弟才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因此在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的学术思想传入我国之时，也是这批子弟最早接触并从事研究工作。所以，我说第一批“学二代”，与“官二代”是不分离的。

   最早的一批学二代除了以上说的两位先生，事实上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很多有类似的家庭背景。

   而真正的父辈搞学术，儿子也搞学术的，我举一个典型，如姜伯驹先生。他的父亲姜立夫先生即民国的大数学家，而姜伯驹先生的活跃期当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父子二人的成就都是极其巨大的。

   学二代真正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则是近些年的事。因为文革之后培养的第一批学者，现在娃们成年或即将成年了。1977年，1978年的高考，群体年龄分布比较广。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年龄比较大的现在已经60岁了，可能已经成为院士或各大学的实际掌权者，在学术圈中有较高的地位了。而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选择职业的关键时期了。

    首先我们看中国社会的上层是什么？我认为包括：高官，富豪，大学者。显然社会上层希望自己的孩子得维持在上层中。而学者的孩子，去当官，当富豪，可能不如接着当学者吧。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大学教师的孩子，还是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了。大学教师的孩子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往往科研效果较为突出。那么为什么学二代在学术上会表现出一些优势呢？我想不应该在智力的角度考虑，而应该从社会因素角度考虑。我总结了以下几条：

   1. 家长从孩子很小时就进行每门学科的思维能力训练。我们知道，每个学科都是有其思维方式的。当然各学科之间也有共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能不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打进来，成为其思维习惯的一部分，影响深远。比如孩子是否愿意提问题？提了问题之后是否有分析的视角？解决问题之后是浅尝辄止还是继续发问？等等。这些都是当学者的一些基本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很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渗透的，家长教不教影响可大了。咱们这么说，同样是数学成绩好的学生，有的是真善于数学思维，有的是只擅长考试；有的是很早就对数学建立了整体性认识，有些则是在大学之后才见识了真正的数学而望洋兴叹。

  2. 基础教育阶段师资好。大学教师的孩子，基本都能在大城市的大小的附小，附中接受基础教育。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大学的附小，附中，可能是基础教育质量最高的地方了。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长期以来受人诟病，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师资力量有限，很多小城市的中学教师是二本师范院校毕业的，自身思维能力有限，更难以与有学术造诣的学生展开良好的学术交流。而这种现象，在大城市的好中学则是不存在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京上海很多好中学都招博士了。

  3. 对相关的社会有了解。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极其复杂的一个复合体。没有人可能认识人类社会的全貌。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也不需要认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对于与我们的职业发展相关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等等，我们必须是要清清楚楚了如指掌的，否则必然会有大量决策失误。就科研这一块来说，学术共同体有自己的行规。精确到每一个研究方向，其感兴趣的内容具有倾向性，学术交流也有一定的规范。所以学二代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父母那里了解到，学术圈是个什么东西。而普通民众的孩子呢，可能只是从某些书本上道听途说来：科研很伟大，科研很有趣。这些孩子真正进入学术圈开展科研工作之后，才发现科研原来不是那么理想化，而是很现实很具体的一个职业。此时就可能有受骗的感觉。

  4. 具体的人脉。人在社会上活着，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得有别人帮你，特别是能力比你强的长者帮你。而对于高校教师来说，他们中很多是有海外联系的，有一些朋友。那么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就送到海外去，也有那些朋友们照应着，生活上能解决一些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上，那些朋友多少会给自己的孩子多一点关照，可能多花时间与孩子talk啊，帮孩子学术上路啊。这种优势看似很小，其实影响很大。

   我目前就想到这么几条。当然我想即使非学二代想从事学术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有些时候就得多和学二代们学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