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到美国，就得知了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先生去世的消息。黄建始老师是因患多发性骨髓瘤于美国时间2011年8月16日02：40在洛杉矶凯撒医院病逝。他是中国最早开展健康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著名学者。按计划，就在1个月后，我们科学媒介中心还要与他合作启动“科学家与记者角色互换”项目。

想到这个项目，也就想到了黄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公共卫生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科学与健康传播的大力推动。而先生去后，他的事业是否能在如今学界唯论文是瞻的环境中得到继承，也一直是悬在心头的一个带着感叹号的问号。

最早结识黄先生，是多年前聆听他的报告，随后我以记者身份起来提问，并随后与他交换名片，强烈的感觉是黄先生太谦和了，对记者非常尊重。此后，，通过各种缘由与黄先生熟悉起来后，意识到黄先生不仅仅是个好人，也是一个持续追求正义的人，他追求正义的手段，就是通过实在的科学与健康传播，让健康科学真正对人们的健康有所贡献。

第一次与黄先生的合作，是在2008年科学网总编辑赵彦牵头下我们共同申请英国威康信托基金(Wellcome Trust)的国际健康传播奖（International Health Engagement Awards），主要是从事记者的健康教育，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做国际项目，看到黄先生以协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职位与我们共同申请，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这个项目没有成功，想不到几年后再次与黄先生合作，也是得到了威康基金支持的项目——医学科学家与记者角色互换——想来不胜感慨。而让人尤为感慨的是，黄先生从开始就事必躬亲对该项目从理念、设计、可行性到牵头合作单位等各方面工作的参与，既没有架子，也体现了他对这一创新性的科学传播项目的重视。

在黄先生看来，健康需要管理，而管理健康的理念需要传播。这让他从当年担任过美国某城市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的职位上回国后不久，就与纯粹的学院派学者不同，而是积极地投身到改善民众健康的实践工作中。从2009年到2010年，我当时主持的《科学新闻》杂志与黄先生的协和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启动了“公共卫生中的科学决策”项目，这与黄先生的理念不谋而合。他首先从整个国民健康素质的高度，谈到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启动多少个大项目，发表多少篇高精尖的论文，而是切切实实根据国民健康现状和社会经济的特点（如流动人口、如高脂肪性食品消费增加），摸索出一些在实践中能采用的，不需要过大投入的健康实践模式。“相比于耗资数亿去找到一些新的药物开发靶点和候选化合物，再花上几个亿把药做出来，固然能证明中国的科研能力有了提高，但从改善国民健康素质的角度未必划算，”这是黄先生常说的，也是他不畏惧得罪人，到处宣传的理念。

但黄先生并非一味反对花钱，只要钱花得划算。2009年甲流袭来，黄先生作为公共卫生决策者的主要智囊，大力主张要在机场、车站等各种关键的人流枢纽“大张旗鼓地”加大检查力度。这一点在当时不被很多人理解，包括我和我们《科学新闻》的很多记者。大家觉得甲流的威胁似乎被高估了，这种在机场的活动是白花钱，而且在增加恐慌气氛。

然而后来黄先生告诉我，只有加大了在机场等枢纽地点的检查力度，才能让人们觉得其他地点是安全放心的，才能不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正是从当年非典肆虐对国民经济的打击中学习到的卫生经济学。

事后看来，这一英明的观点不能不让人折服。

尽管他的很多建议得到了决策者的采纳，但黄先生向来不以精英专家自居，这也是他支持我们来发起科学家与记者角色互换项目以及亲自发起创办《健康管理》杂志来普及健康管理的理念的原因。在黄先生牵线下，我们科学媒介中心与北京朝阳区CDC，以及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防治中心共同组织着这个项目，让科学家与记者角色互换项目将让9名记者到科研一线工作，9名科学家到媒体担任实习记者，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立场与顾忌，从而减少彼此的“妖魔化”，更好地促进健康与卫生的传播。

在黄先生看起来，这样的项目关键是让科学家和记者能平等相看，聆听对方的知识和观点，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的。黄先生创办《健康管理》杂志，让无数的国内外卫生领域的大腕能在普及科学的健康理念上贡献一份力量，也正是出于这个理念。

       我们会发扬光大先生的理念，请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