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涌

                                                                                       （2010年1月15日 ）
张磊向美国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造了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最纪录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中国网友立即对张磊和他创建的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展开“人肉搜索”。有人极为愤怒：“中国人辛辛苦苦地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调查出他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事件中缺乏应有的表现等等。张磊吃里爬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我们夫妻二人都是在耶鲁大学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那样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注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样选择？

但是，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20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就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不断了。有了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成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才可以扫地出门。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再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清我们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账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着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要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够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表现自己，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学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学位，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是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学校，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像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读后感言：我常常从报纸中读着我感兴趣的几篇文章，薛先生的大名常常跃入眼帘，有人封他为中国公众意见领袖，怕是有点过了，但说他是有重要言论影响的人物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教育发展需要这样的外部舆论氛围。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积极对待。既要维护人民的表达权利，又要放开胸怀吸纳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要集思广益，要从善如流，汇聚民意，使得党的主张、政府的主张与人民的愿望形成高度的一致。严格说来，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不应该是什么理论问题。在我看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与党性高于人民性的错误如出一辙，都夸大了差异性，忽视了同一性。前一段时间，围绕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关于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问题，闹了那么大动静，处理得那么严重，这都反映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政府官员出了问题。在我看来，说错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稀缺了容许他人说错话的环境。真正可怕的是非常严肃甚至近乎苛刻地处理说错话的人，甚至人家是否算错误都值得商榷。现在，特别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已经不是口大真理多的年代了。网络智慧其实人类的当下文明，网络言语其实是人类的当下话语，网络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实现形式之一，属于“民权”的范畴。当前，媒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民也具有编辑、记者的部分职能，记者也不要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了。某市儿童医院事件的负面影响之所以深远，固然有医院本身的原因，但与网络的人为造势，与地方、部门的长官的意志都有很大的关系。非常速度、非常力度、非常处理，必然留下非常大的后遗症。何谓长效管理？日常的问题一定要有程序性的解决方案，而非总是初在应急状态。社会问题复杂而深刻，层出不穷，问题的正确求解必须建立正确的算法语言，必须在已有的逻辑框架、公理、定理体系内寻求正确答案。必要的运算，必要的时间，必要的等待，是急不得的。政府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当下影响力，干一些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事情。说错一句话，就该被免去职务吗？打一个瞌睡就该被除名吗？天这么冷，一定要桥梁施工吗？缓几天，保八的目标就完不成了吗？文革十年，中国经济慢悠悠，仿佛什么都不怕。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急吼吼，仿佛天天怕落后。中国人到底怎么啦。我们的幼儿教育对于早期保育、保健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反而对于早期开发兴趣浓厚，有揠苗助长的危险。九年义务教育同样出现许多重要问题，政府作为不力，应该是重要原因之首。严格地讲，这九年，是政府与家庭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如何保障其成效，值得思考。我以为，九年义务教育应该国家垄断，绝对不容许其他社会办学机构涉足其中，应该像烟草专卖一样，实行专业的、职业的、彻底的教育服务。九年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标准可以参照国家公务员标准制订，但教师是否公务员，我个人觉得值得商榷。一方面，教育部门提供的教育产品与服务不能令社会满意，另一方面，社会办学提供的教育产品与服务过于奢侈，严重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让应该推迟进行的教育选拔提前到来，教育的负向功能非常明显。教育部门的主导作用被社会办学机构牵着鼻子走，教师的职业使命被教育部门的工作制度往错误的道路上逼。过难的问题让学生学习兴趣受到打击，过重的课业负担让学生的学习生活索然无味。基础教育出现极度紊乱。揠苗助长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宏大叙事。这很可怕，在这样危机面前，教育部显得糊涂，甚至有误导中国教育走向的可怕趋势。国家中途换下周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教育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重要的应该改造教育部，改造教育部的运转方式。工作运转方式不变，工作作风没有根本好转，我们很难有什么期望。相反，薛先生们倒显得清醒。我认真读了这一篇文章，甚至冒昧动手技术性地修改了个别表达。受老美的影响，薛先生的中文有点不太地道了，尽管他曾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国外的教育像母亲照顾孩子，中国的教育，让人产生相关联想：像狱警管理囚犯？像旅店对待旅客？像营业员料理货物？像官员领导群众？这里面包含着教育机制应该如何运转，教育经费到底从何而来，生源从那里来，怎么来，等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接触、碰撞、沟通、交流、交融，是开放时代与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薛先生往往是一篇文章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在我看来，许多问题，真是一言难尽。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孤立的教育。教育要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教育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制度的较量、朝野政党的利益、集团与重要他人的利益、社会团体的博弈都将决定或者改变着教育的存在形态。薛先生出身国内北大名门，又身在美国，视野开阔，自然海阔天空，但老实说，如果将薛先生放在国内，他的言论和影响一定会大打折扣，这里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因素，更有务实和务虚的区别，毕竟，教育工作是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干”出来的，而非薛先生“说”出来的。薛先生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