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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话题，中国语法学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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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老话题，中国语法学路在何方？
是坚持小学传统，还是在西方语法学的车轮后亦步亦趋。这不仅是中国语法学的问题，更是中国学术界的难题。“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科学不是神话，更不能把“科学”一词带上上帝的色彩，无可辩驳的色彩。不能以一句“这是不科学的”，“那才是科学的”的扣帽子式的语言暴力强词夺理。科学，首先是人的，不是其他生物的，是人基于自己的生命系统，自己的认知方式建立起来的，科学是为人的，是让人把握的。假设有其他的智慧生物建立了他们的科学，很可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形式。因为，我们的生理特性限制了人的理解能力。所以，科学不是客观不变之物，它是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依托。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遇到繁杂的物理现象，总想以简明的方式描述出来，总想以数学的方式把握，他们曾为数学痴狂，为这种以简御繁的方式不眠。有人说，东方的诗性智慧，则以天人合一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世界，东西方的智慧是不同的，东西方的科学是不同的。可是我们的老祖先就用0和1的方式把握世界和变化，《周易》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那种对应，至今让人费解，那么多的变化，怎么能让符号和世界发生联系。这种占卜式的方式不是现代的科学，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建立起完备的学术制度，尤其是自然科学体系，今日之学术则尽在中华。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一个民族的兴起，一门科学的兴起，背后是积淀与碰撞。科学就像是爱迪生寻找钨丝一样，好的符号系统的发现和运用更能推进科学的发展。符号系统，也许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载体，统观诸多学科，很多研究方法是相似的，推理的方式是相同的，不同的就是符号体系。周易的符号一定让先民的巫师雀跃，二进制的莱布尼茨让计算机设计者欢心，元素周期表疯狂了化学，乐谱的演进，文字的出现更不待言。人们只有用符号系统才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在语言学史上，中国古代的直音与反切是多么的随意而繁琐，而佛教的传入，表音文字的带动字母、韵字的出现，令古人眉开眼笑。国际音标的制定，让世界的不同角落的人类语音有了统一描写方式。可是语音系统是复杂的，并不像物理公式那样简明完美，就像钢琴上无穷无尽的曲调。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只能由设想、行动、反馈的因果关联去实验把握。人类对简明性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是不能滥用，对具有高度约定性和创造性的语言更是这样。我们总想找到简明的方式描写语言，当乔姆斯基看到结构主义对句子的切分操作是那么的琐碎，不由地创造了形式句法学。语言的层次性、结构性、关联性在他那里得到了明晰。可是句子的规则多，再加上语义的，语用的，复杂不已，原则参数理论就这样被放逐，乔姆斯基追求的最简主义也成了孤零零的原则。研究语言，不要忘记，语言，已经是我们言语的最简形式，其后蕴含的内容是那样之多，就是因为它是那样简。我曾经疯狂地想找一种能够表示出句子、篇章的所有信息的形式化表示方法，又想让它简明不已。可是找了半天，我才看出，原来最简单的就是活生生的语言。当我们不知不觉用了语言作为元语言来研究语言的时候，这种痛苦难以名状。
那么汉语研究怎么继续下去？不难，不要过多地追求理论，不能简单地认定一种语言必定产生一个完美的语法。语言与我们的心智、经历、经验的关系太过密切。理论追求的是简明性。解释性是什么，是对人的心理要求的一种特殊的满足。语言，是约定性的系统，首要的是建立面向人的语法大全。由于汉语百年来变迁巨大，只能面向不同时段，不同文体建立起不同的或者是综合的形式-意义对应的语法大全。而对于其背后的机制进行解释则是第二步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台上坐着主席台”这样几个经典的例子探讨一切问题。语言是一个系统，只有在系统中寻求解释才是合理的。比起国外的跨语言的宏观视野与各领域的微观视角，汉语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清楚语法，即使是采用最最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都可以。王力对红楼梦的肢解式研究，就奠定了他的汉语语法学地位。其实，在这方面，黎锦熙的贡献是最大的，他用自己创制的画线法分析了不下几十部汉语书面材料，曾经的影响就这样烟消云散。学术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历史的教训是那样惨痛。一个学科更是需要金字塔式的梯队建设。最后是给国内的研究者一个警钟，重要的问题不是汉语研究何处去，而是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何处去。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714-34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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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小学传统，还是在西方语法学的车轮后亦步亦趋。这不仅是中国语法学的问题，更是中国学术界的难题。“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科学不是神话，更不能把“科学”一词带上上帝的色彩，无可辩驳的色彩。不能以一句“这是不科学的”，“那才是科学的”的扣帽子式的语言暴力强词夺理。科学，首先是人的，不是其他生物的，是人基于自己的生命系统，自己的认知方式建立起来的，科学是为人的，是让人把握的。假设有其他的智慧生物建立了他们的科学，很可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形式。因为，我们的生理特性限制了人的理解能力。所以，科学不是客观不变之物，它是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依托。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遇到繁杂的物理现象，总想以简明的方式描述出来，总想以数学的方式把握，他们曾为数学痴狂，为这种以简御繁的方式不眠。有人说，东方的诗性智慧，则以天人合一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世界，东西方的智慧是不同的，东西方的科学是不同的。可是我们的老祖先就用0和1的方式把握世界和变化，《周易》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那种对应，至今让人费解，那么多的变化，怎么能让符号和世界发生联系。这种占卜式的方式不是现代的科学，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建立起完备的学术制度，尤其是自然科学体系，今日之学术则尽在中华。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一个民族的兴起，一门科学的兴起，背后是积淀与碰撞。科学就像是爱迪生寻找钨丝一样，好的符号系统的发现和运用更能推进科学的发展。符号系统，也许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载体，统观诸多学科，很多研究方法是相似的，推理的方式是相同的，不同的就是符号体系。周易的符号一定让先民的巫师雀跃，二进制的莱布尼茨让计算机设计者欢心，元素周期表疯狂了化学，乐谱的演进，文字的出现更不待言。人们只有用符号系统才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在语言学史上，中国古代的直音与反切是多么的随意而繁琐，而佛教的传入，表音文字的带动字母、韵字的出现，令古人眉开眼笑。国际音标的制定，让世界的不同角落的人类语音有了统一描写方式。可是语音系统是复杂的，并不像物理公式那样简明完美，就像钢琴上无穷无尽的曲调。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只能由设想、行动、反馈的因果关联去实验把握。人类对简明性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是不能滥用，对具有高度约定性和创造性的语言更是这样。我们总想找到简明的方式描写语言，当乔姆斯基看到结构主义对句子的切分操作是那么的琐碎，不由地创造了形式句法学。语言的层次性、结构性、关联性在他那里得到了明晰。可是句子的规则多，再加上语义的，语用的，复杂不已，原则参数理论就这样被放逐，乔姆斯基追求的最简主义也成了孤零零的原则。研究语言，不要忘记，语言，已经是我们言语的最简形式，其后蕴含的内容是那样之多，就是因为它是那样简。我曾经疯狂地想找一种能够表示出句子、篇章的所有信息的形式化表示方法，又想让它简明不已。可是找了半天，我才看出，原来最简单的就是活生生的语言。当我们不知不觉用了语言作为元语言来研究语言的时候，这种痛苦难以名状。
那么汉语研究怎么继续下去？不难，不要过多地追求理论，不能简单地认定一种语言必定产生一个完美的语法。语言与我们的心智、经历、经验的关系太过密切。理论追求的是简明性。解释性是什么，是对人的心理要求的一种特殊的满足。语言，是约定性的系统，首要的是建立面向人的语法大全。由于汉语百年来变迁巨大，只能面向不同时段，不同文体建立起不同的或者是综合的形式-意义对应的语法大全。而对于其背后的机制进行解释则是第二步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台上坐着主席台”这样几个经典的例子探讨一切问题。语言是一个系统，只有在系统中寻求解释才是合理的。比起国外的跨语言的宏观视野与各领域的微观视角，汉语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清楚语法，即使是采用最最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都可以。王力对红楼梦的肢解式研究，就奠定了他的汉语语法学地位。其实，在这方面，黎锦熙的贡献是最大的，他用自己创制的画线法分析了不下几十部汉语书面材料，曾经的影响就这样烟消云散。学术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历史的教训是那样惨痛。一个学科更是需要金字塔式的梯队建设。最后是给国内的研究者一个警钟，重要的问题不是汉语研究何处去，而是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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