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知识与“反智”

古希腊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英国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法国作家左拉说：“只有知识才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这些是历代人们都铭记的格言。就是说人们的美德、力量和财富都与知识相关。知识的积累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动历史前进。我们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无不是和人类所获得的新知识有关。

儒家经典《礼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话就说得不到位。固然，饮食和性，是人类的两大欲望，但世界上的哺乳类动物，或者说，凡是要使它的物种绵延的大多数动物，饮食和性也都是它们的两大欲望。所以这话没有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要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我看“人之大欲”除了饮食和性两样之外，“求知”乃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所以应当说人类有三大欲望，《礼记》的那句话应当改为“饮食、男女、求知，人之大欲存焉”。有人把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定位为“劳动”，说是劳动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会劳动，并且是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的动物还有一些，蚂蚁、蜜蜂、白蚁都是会劳动，而且有社会分工的动物，但是它们，都没有像人类那样的社会进步。其关键就是它们没有求知和知识的积累。富兰克林说，“人类是会使用工具的一种动物”。其实，使用工具的实质就是一种知识。工具的产生和改进都是基于知识的积累。

人类不仅能够探求和生产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将已有的知识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和逐渐积累扩大，并且通过语言和文字传递到后代。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人类社会便分化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知识的生产、整理和传播传授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现今专门从事研究、教学、编辑出版等工作的人们，就属于这一群人。

不过，在人类探求知识的过程中，也有一种相反的思潮。这就是“反智主义“的思潮。”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概念，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的。不管这位美国人怎样说，其实它是在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一种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势力。

什么是反智主义呢？在中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简单说来，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它憎恨知识，认为“知识即罪恶”。春秋时代的庄子甚至连先进的杠杆也不屑于应用，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到了瞿秋白笔下则称“知识是脏物”。前些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近年的“读书无用论”、“书越读越蠢”、“理科无用”都是反智主义造成的结果和反智主义表现的各种不同形式。

其次，它仇恨知识分子，煽动对知识分子的仇恨。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春秋时代韩非子把“士“（即读书人）称为“五蠹（蛀虫）”之一。元代把知识分子列为仅比乞丐略强的下等人，“九儒、十丐”。近代乃至认为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一样，是以知识为资本剥削别人而“不劳而获”。

最后，在极权统治之下，要让老百姓无知，便于统治。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反智主义的主张，是与极权统治者的需求是合拍的。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一部分文人又为反智主义呐喊，他们一唱一和。这恐怕也就是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中国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远落后于欧美的根本原因。

看了以上的文字，也许有人会反问：“你不是说求知是人之大欲之一吗？为什么会有人出来反对求知，反对知识呢？”

不错，反智者也是在求知的，反智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大知识分子。反智的人并不是愚不可及什么知识也不具备的人。反智主义能够流传的背景是，知识多的人与知识少的人之间存在差距和隔阂，反智主义就是利用这种差距和隔阂来做文章。近代反智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方面歌颂农民和劳动者，一方面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正是收集由于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别。（捕捉这种差别，也是一种知识。）利用这种差别扩大矛盾，歌颂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挑起他们对脑力劳动者的仇恨，再利用部分群众中盲从和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性，以扩大他们的影响。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义达到了顶峰，那时所有学校、研究单位都停止正常工作，普遍揪斗有知识的“反动权威”。结果造成一场全民的灾难。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口号下逐渐回复正常。

既然咱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反智传统，又有“文革”的反智发疯。虽然经过拨乱反正，反智主义的影响，到现在绝不会不留痕迹的。克服反智主义仍然是我们思想战线上十分艰巨的任务。在科学技术领域，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两种偏向。

第一种偏向是对已有知识的继承注意不够。在知识上，创新和继承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形式是在高等学校里只注重发表论文不重视教学，在教学中不断削减基础课的学时而增加专业课的学时。尊重知识，首先的要尊重已有的知识，尊重掌握已有知识的专家学者。在科学研究上，过分强调创新，而对掌握现有的知识注意不够，就是藐视知识表现的一个方面。其实，基础知识没有打好，对已有的知识掌握不够，不仅谈不到创新，连在已有知识的应用上，也会出问题。

记得在若干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两位工程师闲谈，问及他们的工作。他们说是在对一项技术问题攻关，已经干了两年。又问及攻关的题目。他们说，是要用铣床铣一条模板的曲线，在给定模板曲线时，要求铣轮中心所走的曲线。因为在铣床上人只能操纵铣轮中心的行进曲线。这两位工程师都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显然他们的基础课没有学好。我顺手把铣轮中心曲线的表达式给他们写出来了。如果这两位工程师把大学的基础课理论力学学好了，就不至于白花两年的光阴。而学好理论力学，在专门学这一门功课的条件下，充其量大约半年的时间就够了。学好基础课，可以举一而反三，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可见对已有知识的牢固掌握有多么重要。

没有扎实的基础情况下，就像前面那两位工程师一样，去创新、去攻关，去撰写论文，要么白花时间，一事无成；要么重复已有的知识；要么由于基础不够，能够解决的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国现今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但论文的质量和重要性实在还处在很落后的地位。特别是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拼凑出来的垃圾论文。

我们在建设和城市规划中，对历史上遗留的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设施和建筑没有注意保护，随意拆毁，轻率消除，也是一种对已有知识不尊重的表现。我们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上，没有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走了许多弯路。由北京拆毁城墙带头，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城墙几乎全部拆毁。只有西安、山西平遥少数城市保留，结果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城墙的价值又显示了出来，但是拆掉的却没有办法回复了。北京永定门拆了又建，就是一项很值得记取的教训。

第二种偏向就是对基本理论的发展没有留有足够的空间。

中国历史上对待科学技术知识的态度上，是有很强的实用传统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1907－2000）说得非常直白，由于过分注重实用，科学未能充分发展。1976年他在台湾淡江大学讲演说：“我国有些人士以为科学我国古已有之，看了李约瑟的大著《中国之科学与发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举例言之，我们有机械的发明，而从未能建立抽象的动力学原则；我们的光学有凸凹镜影之观察，而未有物理光学（光波之观念）；我们的数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我们有磁石的应用，而从未达到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我们的哲学中心是伦理，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无西欧的哲学。一般言之，我们民族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这也是清朝时期我们和西方接触败迹后，很易受西方物质文明的表面（机械，武备），而不知这些物质文明表面之下，还有科学的基础的原因。”这种情况是历代反智的必然结果。因为，指导做学问的最高原则“学以致用”就是反智主义在对待科学技术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认为凡是不能马上“致用”的知识都是要反对的。吴大猷所说的那些基本理论所以在中国没有发展，就是这种反智主义直接结果。

“文革”中，“理科无用论”的流行，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和放大。那时，凡是主张搞基础研究，或基础理论教学的，都被批判为脱离实际故弄玄虚。例如，微分方程的存在定理，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和脱离实际，各向同性湍流的研究，被认为是脱离实际毫无意义。在综合大学中理科被批得臭不可闻，教职员中已到了“谈理变色”的地步。

现在，是不是一切都正常了呢？不是，这种遗毒还在发挥作用，一样是基础理论研究得不到重视。在全国八十多个力学专业中，针对基础研究和教学的力学专业竟一个也留不住，一律与工科结合来教学。国家、研究单位和学校大力号召“创新”。但仔细考查号召所需要的“创新”大多是限于“自主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要求去占有市场的商品，都是限于技术层面的创新。而对于基本理论的创新，还是没有地位的。基本理论只有在能够为工程服务，帮助工程制造出能叫能跳的商品时，才被认为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情况，还是在继续如吴大猷先生所说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也就是“我们需要发明和技术，不需要科学。”

在这种“实用”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导之下，甚至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也是要被改写。例如，把航空事业的发展，说成仅仅是由于莱特兄弟两个卖自行车的创新。而不谈在他们之前大批力学家对空气动力学和航空的研究，更略去有力学家对他们的直接指导，他们更把现代力学说成是由于有了航空工程才开始的。本来近代工程包括航空工程，是力学的产儿，但是在反智主义那里，在“急功近利”者那里，一切都要颠倒过来，要说成力学是工程的产儿。也就是说要说明科学是技术的产儿。不错，近代工程提出了不少力学课题，也推进了力学的发展，但是作为力学学科的整体而言却是远在近代工程之前形成的。他们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无非还是“学以致用”为指导思想在指导一切，无视和故意抹杀基础理论对发展现代工程的指导作用，从而突出劳动创造人的主题。这种思想不仅渗透到教科书中，也渗透到科普著作中。一句话，它仍然指导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后还会是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记得周培源先生在“四人帮”最为肆虐的时候，在“理科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曾经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到底是先有核物理还是先有核工程？你们说一切知识都是生产实践中来的，微积分并不是由当时生产实践需要产生的，而是由研究函数的变化率和曲线的切线产生的，三百年后的今天的工程实践能够离开微积分吗？

周培源先生的发问，值得我们永久回味。要知道，反对基本理论、反对科学是反智主义表现的最主要形式之一，至今也没有泯灭。一个国家要想处于科学的顶峰，必须向反智主义开战，必须给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留出一片自由的领地。否则我们将永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永远落后。